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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到六营村考察时，来到每一位专业户的家，都会得到一份有关作者的简历介绍。比如说自己是泥塑的第几代传人，自己的作品在什么时候得了什么奖，在什么报纸上登载过，什么时候到美院讲过课，上过电视，甚至出过国等。这些都是他们提高自己产品附加值的重要资源。本来民间艺术就是一种集体创造，这些作为农民的业余的民间工匠从来也没有想过要成为一名艺术家。但在今天，一切都发生了改变，2002年国家发行的邮票选择了凤翔的泥塑马。每一家专业户都几乎在自己的简历里，写上自己就是邮票发行中的泥塑马的作者。笔者觉得很奇怪，打听后才知道，在六营村大多数人只会在铸造好的模子上印坯，印好后再加彩。大家印的都是同样的模子，这模子并不是某个人做的，而是上一辈的人一代一代地传下来的。正因为用的是同样的模子，所以大家做的都是同样的马，而且都是这一作品的专利者。本来民间艺术就是集体创造，根本就没有个人专利，这些都是生活中的常见之物，但如今却成了艺术品。作为艺术品必须要有所独创，正因为知道了创新技巧的重要性，一些年轻的农民艺术专业户，便想办法到中央美院等一些艺术院校学习。
与六营村相邻的一个村庄，长期以来以编织业的发达而闻名于周边地区。这个村的传统产品是草席、草帽、篮子等一些农家的实用品。编织的材料大多是当地产的麦秆，现在这些传统的实用性的产品已萧条，但另一种更具艺术性和装饰性的麦秆编织品在出现——用麦秆编成的各种花色漂亮的门帘、墙上的挂饰、桌上放的各种装饰品，甚至还有麦秆画、麦秆雕塑。这些产品并不是提供给当地的农村，而是国外的来样定货。是当地一家代理商到广交会订的货，有了订单，代理商就将活分配给村里的一些妇女编织或制作。这些新的手艺活，不仅改变了村里的副业生产结构，给村里人带来了新的手工艺技术，同时也让村里人跟世界拉近了距离，因为这些产品都是出口欧洲。这里的销售链带是漫长的，一边是生产者，一边是消费者，他们之间并不能直接见面，但在生产的过程中消费者的审美需求却在影响着生产者的审美观，激发出他们新的想象力。（方李莉，2005：90）
2002年，笔者到陕西省阡阳县的一个村庄做考察，正好遇到省妇联的几个干部也在村里，他们为了帮助当地农村妇女脱贫，带领文化馆的干部来免费培训村里的妇女，教她们刺绣，教她们做布玩具。本来这应该是当地妇女们会做的本行，但她们告诉笔者，她们自己做的这些手工艺品，不如文化馆老师教的有市场，无论是配色还是造型，她们都喜欢接受文化馆老师们的指导，因为他们比农村妇女们更懂得市场，也更会揣摩现代人的购买心理。这个案例说明，发展民间艺术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帮助农民脱贫的一种方式。
更令人深思的例子是，笔者在考察中认识了一位妇女——李爱姐，她是村里最有名的刺绣能手，被国家授予民间艺术家的称号。访谈时，笔者看到在她家的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满了电话号码。经了解才知道，因为她是名人，客户总是指名要她的刺绣品，但她的时间有限，不可能做得了那么多活。于是，接到订单，她就打电话给村里其他的妇女，大家一起帮着做，她从中抽钱。她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农民，现在却成了一个文化名人，进而又成为一个能带来经济效益的文化品牌。现在她一家人都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做布艺的制作与销售工作。（方李莉，2005：90）
其实，这样的现象在几十年前的欧洲殖民地——美洲及非洲也出现过。20世纪中叶，在欧洲文化的影响下，被殖民的原始人类开始在他们原始的、本土的传统工艺中，对他们欧洲主人的趣味做出回应。因此，在很多场合，在殖民者的管理下，传统艺术的现代翻版层出不穷，而不像人们期望的那样不景气。在20世纪初的时候，那伐鹤人（美洲西南部的印第安人）的制毯业已成为一门垂死的艺术。对土著的美洲人来说，与其经过纺、染、缝等手工操作过程制作传统的毛毯，不如从“英国的”商人们手中购买色彩明快的毛毯来得更容易、更便宜。在这关键时刻，美国的旅游者、殖民者和采集者对日渐稀少的作为“原始艺术”的毛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愿意为古老的毛毯花去一笔数目可观的费用（按现在的标准来看，这笔费用并不大）。那些仍记着制作毯子的方法的部落成员被选出来，重新开始用传统的方法生产毯子，只是这次是为了向旅游者和“英国的”采集者“出口”物品。热情的旅游市场愿意为真正的“印第安人制造”的物品付出价钱。
同样，在非洲，雕塑者被鼓励着去生产更多的木雕制品，这并不是为了社会中日渐稀少的宗教和仪式的运用，而是为了赚钱。（简·布洛克，1991：142－143）
在很多场合，上述现象导致了崭新的艺术形式的产生。尽管欧洲市场竭力主张“真实性”，但欧洲人偏好一些种类的原始艺术和一些个别的作品，这种做法势必影响雕塑者和陶工更多地生产受人欢迎的物品，而不去问津遭人拒绝的物品。在这些不断转变的原始艺术的风格中，最终会发展出一种稳定的风格。（简·布洛克，1991：142－143）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原始土著社会和现代欧洲社会之间跨文化的相互作用。
其实，这种民间的传统艺术的复兴不仅是世界市场的需要，也不仅是跨文化的相互作用，还有当地各种关系网络的建立、人际间关系结构的需要。为了理解和解释文明的进程，我们既需要研究人格结构的变迁，又需要研究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人格结构的变迁涉及到人的心灵结构，社会结构的变迁涉及到人类联系结构的变化。通过田野的实地考察，我们观察到在这些系列的变迁中，民间艺术的作用及变化。
近几年，笔者带领一个课题组在西部不同的地区作考察，其中课题组成员——西安社会科学院的学者赵宇共在考察中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关中地区许多民间的习俗，如节日庆典、婚丧嫁娶、宗教祭祀基本恢复到了50年代左右的境况，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原因在于：1．政治环境相对宽松。2．经济活动的需求给复归提供了合法性。3．社会利益需求。同时，人们借举行民俗活动的机会行人情，拉关系，以礼品行人情的方式给自己今后的方便做出投资；通过结婚、给孩子办满月、丧葬、给老人过寿、盖房上梁等活动展示自己的经济实力，结集社会关系网。土地个人承包后，农村集体性活动少，娱乐少，而民俗活动的热闹能调节生活的单调、重复、乏味。中老年妇女往往在寺庙中说闲话，唱小曲，聊家常，让寺庙变得颇有点俱乐部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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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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