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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利（Klee）的《画册》中，使人联想起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艺术，亨利·莫尔（Henry Moore）的画册则表现出中美洲前哥伦布时期艺术的影响。还有毕加索、马蒂斯等等许多大师级的画家，其艺术创作都无不受到原始艺术的巨大影响。这些欧洲的艺术家，除从直接视觉经验中来认识这些来自土著民族的艺术作品之外，其他方面的知识却知之甚少。
那种认为原始艺术家具有毫无拘束的创造能力的早期评价，受到的最尖锐的批评是来自人类学家们。从他们拥有实地经验考察这一优势出发，人类学家们完全拒斥了那种认为原始艺术家用自然、无拘束的态度自由地表达自我情感的观念，进而强调了原始艺术家在稳固的传统中进行长期训练的重要性，这种稳固的传统使得木刻和陶塑都要服务于宗教和祭典仪式。
正如让·洛德在其著作《黑非洲艺术》一书中所说：“非洲艺术作品实际上既不是艺术家的本能的纯粹产物，也不是狂迷和狂想的创作成果。可是长期以来人们想当然地把狂迷和妄想当做非洲艺术的一大特点。其实非洲艺术家是名符其实的艺术家。在两次大战中，有些欧洲人赶时髦，硬把自诩为‘原始’的艺术和儿童艺术、疯人艺术扯在一起，创造出一种反常的、模糊的、特殊的艺术创作类型，这实属荒唐之极。要成为非洲艺术家，一开始就必须把艺术作为职业学习，既要掌握美学方面的详细规则，也要了解社会所提出的准则。”（让·洛德，1994：72）他还认为：“非洲艺术家远不像现代艺术家那样，除了个人才干毫无所依，仅仅本能地服从尚可抗拒的感应。他们或继承父业，或师从长辈。长辈传授技艺，同时也把必须掌握的创作内容和形式的套数教给他们，弗拉芒克和德国的表现主义都自认为在非洲艺术中发现了本能的狂想，但事实上非洲艺术是一种自觉的、理性的艺术。”（让·洛德，1994：76）
也就是说，人类学家们从他们对这一领域所进行的大量田野研究出发，告诉我们，这些制品在它们的土著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与西方意义上的艺术品不同。只有作为这一社会中的一员，或与这些人们生活在一起，对他们的总体生活方式进行严谨的科学研究，才能了解这些制品独特的功能。认为在这些制品中“形式”或“表达方式”具有审美意义，这种想法只是一种幼稚的自我观念投射，因为这些制品在它们的本来社会中行使完全不同的功能，对它们的感知方式也截然不同。这些制品的外观有某种涵义，但通过审美感觉并不能了解这种涵义；只有通过在当地社会中踏踏实实地做材料收集，就是说通过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才能了解这种涵义。符号意义既不能直接感觉到，也并非普遍可感，因此它不是审美涵义。
人类学家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认为原始艺术家是社会整体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在这种社会整体中，政治、农业、宗教和教育功能都是混沌一体的。这样来看的话，土著民族中的面具和雕像就不是个体情感的艺术化表达，而是社会传统的表现了。在这种社会传统中，审美思维最多不过扮演一个小角色罢了。
非洲的木雕和面具曾给欧洲的许多艺术家带来灵感，并影响了20世纪初的许多现代艺术家，进而开创了现代艺术的许多新流派。但通过人类学家们的田野考察，我们得知：带面具的庆祝仪式通常与农业和丧葬有关。而这些仪式如同节目齐全的演出：有音乐、舞蹈、朗颂、祭神诗歌。整套表演有一定的程序，表演时，广场上五彩缤纷，热闹非凡，有时活动能延续数天之久。
非洲土著民族利用葬礼，也利用农业季节的始末时机（播种、耕地、收获）炫耀面具，其目的是为了纪念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正是这些大事导致世界和社会的产生。人们回忆、重复这些大事，或者说表现永恒的真理，并且使真理不断恢复活力，为的是让现实和那神奇的创世纪一脉相承，因为真实本来就是神在精灵的协助下创造出来的。
面具的作用就是每隔一段时间提醒人们注意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着真实和神话，它的另一个作用就是保持集体的活动和结构。多贡人展示画着外族人（博尔努人、班巴腊人、欧洲人）的面具，诉说世界的丰富性。仪式动作重现创造时空的天体演化过程。他们试图通过这些方法使人和人所体现的价值能避免在历史长河中任何物都不能逃避的蜕变。仪式也是真正的情感发泄，人在其中意识到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在群体的戏剧中，人看到生与死，感受到这个场面给予生死的意义。（让·洛德，1994：112－114）
在印第安人的部落中也一样，所有的面具包括歌舞都是为各种仪式而准备的。许多的仪式都是再现“创世”或“救世”的神话，创世是关于世界的起源，也是关于善与恶的起源，神话创始于善恶之间的融合，终结于善恶之间的分离以及恶的控制上的指导原则的确立。通过让恶（正像梦境一样）屈服于它的神话表现，恶就被控制了。说得更精确些，就是采用一种受约束的方式。这种解决方法是必要的，因为控制灾祸的本领会被认为是从恶的化身中发源的。在易洛魁人的神话、仪式以及对梦境的看法中，混乱之所以被制服，那是因为在一个受约束的仪式环境里总是不断地按混乱的要求而行动。（桑迪，2004：56）所有的这些仪式都是试图达到某些主观上的状态，其目标是恢复自我与世界和宇宙万物的和谐。
在印第安的土著民族中，巫术思维的方式把存在的模式投射到宇宙上，并从这些模式中得到仪式行为和日常生活的指导方针。对神的理解引导着人的行为，因为只有神才是真实的。纯粹的世俗是微不足道的。通过在世上建构一种宇宙的简约形式，巫术思维戏剧性地表现出宇宙起源的情景。
这些在仪式表演时所用的“面具尽是一些表现口部攻击和愤怒之情的可怕的脸相。做成黑色、红色或黑红两色的面具，被赋予充满欲望的脸相。它们有巨大的、做凝视状的眼睛；长长的、隆起的和经常呈弯曲状的鼻子，从眉间一直延伸到嘴唇；嘴巴总是张着，并且被戏剧性地扭歪。”
“有的是宽嘴巴，在冷嘲热讽地斜睨一眼时嘴角会向上翻转，有时还会露出巨大的牙齿；有的嘴巴张得圆圆的，成了一只张大的可以用来吹灰的漏斗，有时还会伸出舌头；有的嘴巴缩拢起来好像在吹口哨，嘴唇外翻成两片匙形的浅盘；有的嘴巴有一副平直的、肿胀的，像搁板一样的嘴唇；为了伴随弯曲状的鼻子，有的嘴巴一边的嘴角也被扭弯了，好像这张脸是因瘫痪而扭曲的。”（桑迪，2004：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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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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