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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泰顿]音乐及其可持续性
  作者:[美] 杰夫·泰顿 (Jeff T. Titon)   译者:张伯瑜 王先艳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2-06-01 | 点击数:10321
 


  当前,可持续发展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本次讲座中,我将就此问题在音乐上的情况展开讨论。可持续的事物就是能无限延续的事物。例如在农业、商业及能源运用的发展过程中,如果能够满足当前的需要而不损害将来的需要就被认为是可持续的。事实上,正如那些由于过渡捕猎而濒临灭绝的动物,以及由于气候变化而正遭受威胁的地球自身一样,人们常常是在事物的发展出现危机的时候才想到其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的重要性。人类学家对于可持续性的思考主要的关注对象是不同族群的传统生活方式。乍一看,音乐是没有危机的,似乎直到人类灭亡,音乐的制造才会停止。然而,当我们考虑到某些音乐和音乐文化正在消亡时,才意识到音乐作为人类的一种资源在整体上虽然不会面临危机,但是,对于世界音乐资源的多样性有着巨大贡献的某些音乐文化和音乐实践来说,它们却正在面临危机。因此,可持续发展问题正是针对这些音乐文化提出来的。

  目前,有关可持续性的讨论主要涉及经济与生态资源问题。一些应用型民族音乐学家利用可持续性的话题来宣传和解释对濒危音乐品种的保护,例如“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结果,传统文化通常成为了为文化旅游者所提供的展演,同时也成为维持地方经济与音乐文化的经济来源。有时候,把某些特殊的音乐确立为需要保护的杰作会在其音乐文化的内部导致不曾想到的负面结果,例如引起在传统与革新之间的政治冲突,专门为了旅游者而开发出某种特殊的表演形式和节目。笔者认为,为旅游者提供的音乐文化遗产展演对于音乐的可持续性而言,其效果不及由民族音乐学家与当地的音乐文化工作者合作,在当地社群内对于音乐的直接保护。首先让我先介绍一下后两次讲座的内容。

  在第二次讲座中,我将讨论可持续性和音乐教育。维持音乐从一代到下一代的最基本的方式可分为正式与非正式的教育和学习。不同的社会群体通过不同的教育方式传承他们的音乐,任何大型的社会群体都会采取多种音乐教育方式。民族音乐学家对于可持续性和音乐教育的讨论其贡献在哪里呢?我将用美国音乐教育的实例来回答这个问题。历史上,在美国的音乐教育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在三个领域显示出差异性,有时候引起哲学层面的争论。第一个领域是学校里具有课程设置和乐谱的正式教育,与在家庭里或者邻里之间通过模仿和口头传承进行的,通常没有固定的课程,也几乎不用乐谱的非正式教育间的差异。第二个领域是在一般学院、综合大学及音乐学院中,课程大纲与音乐教育机构间的平衡问题,如(1)音乐表演实践教育,(2)如何设计和结构音乐历史理论知识的教学。第三个领域是在包括小学、初学、高中、一般学院、综合大学、音乐学院等所有正式的教学中,平衡西方艺术音乐与多元文化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和世界音乐教学(这里所指“民间音乐”是指纯正的“原生态”音乐,而“世界音乐”是指具有不同民族风格的流行化了的音乐品种—译者)的课程大纲和音乐教育机构问题。美国人视自己为具有多元文化的国家,但是,直到不久前,美国历史学家中的主导观点认为:美国是由统一的人群组成的,他们在一个巨大的熔炉里熔化着他们的族性,铸就了一种文化,使用着相同的语言(英语),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在自由与公正的原则下形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家。近50年,这种观点受到了美国历史学家们的强烈质疑,他们认为美利坚合众国是由多个族群组成的,这些有着不同语言、历史、族性,以及生活方式的族群,都在为还没有完全实现的自由与公正而奋斗,一旦达到了这种自由与公正,每一个族群还将保持它自己的族性、宗教、语言和音乐文化。大多数民族音乐学家采用第二种观点,这是一种在不丢失身份认同的前提下达到一统的见解,其中世界音乐(即流行化的民族音乐—译者)显示着在实现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平、公正以及化解纷争时所具有的强有力的象征意义。

  在我第三个讲座中,我将进一步讨论可持续性和文化政策,具体而言就是官方或非官方的机构为了让音乐文化在未来能够持续发展而展开的人为干预。这里并不是讨论我将在第一次讲座中所谈论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世界音乐和舞蹈,而是两个美国音乐的例子。第一个是布鲁斯音乐文化,官方和非官方机构对保持布鲁斯音乐的不同特质进行干预,由此在许多问题上产生了矛盾,如真实性和审美性等问题。第二个是关于老的浸会教(the Old Regular Baptist)的音乐文化,在此,一些有远见的社团领袖和一小部分学者与官方的与非官方的组织合作制定一些文化政策,以帮助强固这些音乐文化。有意思的是,由于这是一种宗教音乐文化,对其保护只在内部有兴趣,很少有外部人对其干预感兴趣,其结果是来自内部的导向越多,这种音乐文化就越好地得到了持续。现在让我们回到本次讲座的题目中来。

  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

  “可持续”一词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概念。从“Google”搜索这个词可以显示出其与食物、发展、包装、未来、森林、教育、商业、能源、建筑、健康、服饰(环保且时髦的服装)、水、科技、文物保护、投资、旅游,甚至家具和地板等方面相关联。网络上的这些内容引导个人与社会走向有责任、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以应对人口增长、自然资源减少以及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威胁。谁不想持续地生存呢?音乐又怎样持续呢?在本次讲座中,我将从保护生态系统的四个原则来讨论音乐的文化政策,即多样性、有限制地发展、相互关联性和管理。同时,我还对“文化遗产”这种概念的有效性提出置疑,这种概念把文化管理者放到了保护所属资产的守护神的位置上,而对于通过旅游商业来支持这些财产的保护来说,遗产管理不仅注定要陷于建构舞台化的真实这类矛盾的事物中(用舞台化的形式再现文化遗产是旅游业常用的手段,尽管对此有不同看法,即构成“矛盾的事物”。—译者),而且还会更加危害到音乐文化的内部政策。虽然这一切并不是有意而为,但确实给音乐文化带来了负面的结果。

  可持续性已覆盖当今所有的公共话题,尤其是在经济发展与能源保护方面。大多数人将可持续性与那些有限的、不多的、面临危机的自然资源联系在一起,所形成的共识是要科学地管理资源,使个人与机构联合起来,认识到:浪费资源将会降低我们目前的生活质量,更会使我们的未来非常贫乏。如果把可持续性运用到音乐上,我们就会问:把音乐作为资源问题来考虑是否有帮助?如果有,音乐是怎样的一种资源呢?不像空气、水、石油等自然资源,音乐是一种文化生态资源,是人类生命的产物;进一步讲,它是一种可再生的资源,就像我们出生时就带着语言能力一样,音乐几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赋。看上去,音乐和语言都是无限的,永恒的,没有受到威胁,但是,就像一些由于使用人数过少而消失或面临危机的语种一样,一些特定的音乐语言已经消失,或面临着消失的危机,因为支持它们的人已经无法应用它们,或对应用它们已经没有兴趣了。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它们?那些已明显不适应的语言、物种、习俗和过时了的人类活动已经消亡或正在灭亡,难道我们不应该为此而欢呼吗?但是,正如物种保护为未来生物多样性带来了不可预知的好处一样,文化的多样,也具有实用的意义。例如,要举例说明那些土著人濒临失传的医疗知识给人类所带来的益处是非常容易的;同样,如果我们想象一下没有音乐的世界将会是多么的空虚时,我们很快就能够认识到音乐给人类带来的益处(我曾说过,这种益处不仅是可持续的,而且正在持续着),因此制作音乐应该受到鼓励和支持。除了有实用意义之外,还有基于伦理方面的考虑,人类及其文化天生具备生存和繁衍的权利。这是民俗学家、民族音乐学家阿兰·洛马克斯(Alan Lomax)所呼吁的“文化平等性”的基础,当然,这也是一些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存在的基本前提(Lomax 1972;1977)。

  众所周知,人类用音乐和其他文化类型对其年轻人进行社会化的教育,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方式教导他们(正式的方式指正规的学校学习,非正式的方式指口传学习—译者)。在西欧,音乐曾经被认为是仿效了宇宙的和谐,那时对于音乐方面的教育远比今天更加受到重视,且经常能够听到对于低级、粗俗或不好的音乐取代好的音乐等趋势所发出的一些警示。这些警示仍不断地提醒我们,因为,教育者、批评家和历史学家也在疑惑,西方艺术音乐或古典音乐是否有未来(参见Rosen 2001)。任何关于可持续性和音乐的问题都应包含对学校或其他机构的音乐教育的评估,这将是我下一讲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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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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