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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音乐是一种生物文化资源，人类自然的发声活动在一些社会化的过程形成了音乐，所以，保持音乐持续发展的努力主要是、也被认为是去维持那些激励音乐创作并对音乐加以保护的社会文化活动，总之，意味着支持人类不断地创造音乐。从这方面而言，保持音乐的持续发展是一项合理的公共政策目标。
正如我刚刚说过的，如今，可持续性主要是针对那些处于濒危状态并开始逐渐消亡的资源，音乐也不例外。到了我们这一代，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已经开发出了一个新的领域：文化遗产管理。在此领域中，文化工作者或经纪人(Kurin 1997)执行一些政策，用于保护和维护那些被认为受到一定威胁的杰出的音乐(以及其他文化)传统。此外，大学里的民族音乐学家、民俗学家、独立学者、音乐制造业者、音乐所属社群的专家(community scholars)以及活动家们都努力帮助保持这些音乐文化并宣传它们的音乐，不论这些音乐是否被认为处于濒危状态。
从广义上讲，就音乐的文化遗产管理来说实施了三种公共政策。第一，以某种旨在增加音乐传统价值的特定方式，宣告某一特定的音乐传统(或音乐家或音乐班社或音乐机构)是人类不断努力的杰作，是需要特殊对待的文化纪念碑。这些宣告几乎总是出自具有权威的文化管理机构，对传统和传统的守护者提供了一种自上而下的认证。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所宣布的文化遗产代表作，以及针对个别艺术家的艺术委员会遗产奖。第二，创建遗产的文化空间，这一点目前在北美备受青睐，这是一些类似于剧院的保护区，如：传统节日、历史遗迹、表演中心和活的历史博物馆。音乐在这些地方传播，被诠释并向观众表演。第三，这也是我所认可的一点，使文化遗产专家在资源管理上自上而下所发表的言论不具有如此的权威，重新确立他们与文化工作者的合作关系，既向社群专家们学习，参与音乐活动;又当老师，利用他们的技术和网络能力来帮助音乐所属群体维持和改善他们的条件，促进他们具有表现力的文化能够繁荣起来。
我们中的一些人对文化保护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很感兴趣，但是却处在文化保护与商业化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我们不断促进文化遗址旅游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一些非营利性的文化保护组织致力于从事战略性规划，并采用企业经营的理念，以期在商业世界中繁荣兴旺。而我们中的一些人则无法接受这种商业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民俗文化在艺术节、博物馆、演示中心、遗址等地方得以展示，游客们在此既受教育，又进行消费，从礼品店中买了CD、民间艺术品、其他类似物品后离去。高级消费将导致鉴赏和收藏，其中一些最精致的收藏品被博物馆买走，它们可以被看成是典型的文化消费者。我们坚信文化旅游可以增强人们的文化保护意识，推动文化保护和复兴。正如古老的浸会教所信仰的信条：我们有着“真切的盼望”。然而，我们当中一些谴责全球资本主义的人仍然对文化保护与商业之间的这种冲突表示不安。下面我们将通过对比生态学与经济学中的可持续性工作方式来简要探讨一下这种冲突的来源。(从下图中可以看出保护的态度和经济的态度对待事物的两种不同出发点—译者)
生态保护学家聚焦于濒危物种，他们的干预是通过保护以维持和延续种群。经济学家聚焦于资源，他们的干预是通过发展以确保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生态保护学家注重多样性，而经济学家则注重效率。生态保护学家和经济学家均参与政策的制定，但是生态保护学家的出发点是人类与自然界共存的原则;而经济学家则基于资源是为了人类的利益的角度来考虑自然世界。经济学家是从资产、商品和交换的角度思考他们的世界;而生态保护学家的心里对大自然充满惊奇，认为自然界是赐予人类的礼物。可以说，经济学家期待一个繁荣的世界，而生态学家则向往一个公平正义的均衡世界。迄今为止，有关音乐的可持续性思考，用于了经济的方向，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音乐代表作被宣布出来，然后将这些代表作为促进本地经济的文化旅游进行展示和宣传，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家与商会结盟。但是，如果我们将可持续的努力不是放在由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所引导的文化旅游上，而是放在由生态保护来引导的与当地音乐文化的合作关系上，以便保持音乐文化本身的持续发展，如果是这样将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民族音乐学家使用的“音乐文化”术语指的是一群人的全部音乐环境，包括思想、行为、工艺、物质文化、制度以及音乐作品。如果我们愿意接受这一思想，即音乐文化如同生态系统一样，那么我们可以从生态学中发现四大原则。首先，多样性的适应价值(adaptive value)，这是我们所熟悉的一点。第二，不断扩大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第三，相互关联性。对音乐生态系统某一部分的干预必然将对其他部分产生影响。第四，管理，或者可以说人类是资源管理者而不是所有者。这些将有助于理解文化遗产政策在某些领域成功而在其他领域失败的原因，并有助于制定和实施更好的可持续文化管理措施。
多样性是音乐保护哲学的基础，这一观点认为所有音乐对人类的适应能力具有实际或潜在的贡献(参见Lomax 1972关于文化平等的讨论)。处在遥远地方的高高在上的机构所公布的文化遗产代表作、遗产空间的创建、以及音乐社团内部的工作意味着文化工作者参与活动的不同类型和程度。经验、以及相互关联性的生态原则显示：单单靠宣布遗产代表作，无论出于多么善良的愿望，也有可能对保护音乐杰作产生意想不到的消极后果。经验、以及管理原则告诉我们：旨在鼓励地方化的、基层的，参与性的(参见Faux 2009)、通常是非专业性的，而且是音乐社团内部的直接的音乐制造，这样的政策将有助于振兴音乐传统，从而确保音乐传统的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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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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