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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的决策与规划的指导下，历史文化名城不是发展的包袱，而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和发展的优势资源。
他是“中国营造学社”的最后一名成员。他不屈不挠、孜孜不倦地从事文物保护工作70余载，从长城保护到京杭大运河申遗，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到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历史文化名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就是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罗哲文。近日，本报记者就京杭大运河申遗、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长城保护、文物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等问题对罗先生进行了专访。
1 中国的世界遗产“虽由人作 宛自天开”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申报世界遗产成为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京杭大运河也进入我国申报世界遗产名单，您如何评价？
罗哲文：对于运河，我是怀着敬畏、爱护的心情做一点工作。京杭大运河是自然与人创造的杰作。据《元史》记载，当时京杭大运河的终点北京积水潭，帆樯林立，各种货物堆积如山。元、明、清三朝数百年间，国都北京的宫殿、官府等的建筑物资、粮食和人工的供应，文化艺术的繁荣，都靠这条京杭大运河。“漂来的北京城”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大运河的作用。
京杭大运河利用江、河、湖、泊和各种自然水体，沟通了海河、黄河、长江、淮河、钱塘江等五大水系，“半是天工，半是人为”。我在沿京杭大运河区段考察时，看到很多段落，很难分辨人工与自然的界限，到了淮安、扬州、湖州等地段，水网纵横、河渠交错。天工、人巧交融在一起，难解难分，这也正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独特之处。
京杭大运河在两千余年间的反复改造、创新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天人合一”的思想。一部大运河的修建史，其实就是中国先人与自然相互影响、利用、协调的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京杭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工作是您首先提出的，其最新进展如何？
罗哲文：1961年，我国公布第一批保护单位的时候，就提出过京杭大运河保护问题。但是，因为当时历史观念的局限，没有将其看做文物。
2005年，当我们提出将京杭大运河列入申报世界遗产名单的建议时，全国政协非常重视。现在，国家把它列入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列入了申报世界遗产名单。不同于其他文物的是，京杭大运河涉及多省许多个城市，协调合作难度非常大。
自2006年以来，我们对京杭大运河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快速的阶段，除了文物保护、考古专家外，“非遗”、水利史、航运史、城市规划、环保等更多领域的专家学者介入并发挥积极作用，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向多学科相互交融、多领域相互支持并衔接的方向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国被列入世界遗产的文物古迹越来越多，我国的这些世界遗产是否具有某种特色？
罗哲文：几千年来，我们聪明智慧、勤劳勇敢的先民在这瑰丽锦绣大地上，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成就，就是中国的遗产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和共同创造。“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从理论到实践均达到了极高境界。“天人合一”思想融入了数不清的伟大工程与建筑杰作之中，在我国的世界级遗产种类中，许多遗产的山岳奇观与古建筑群融为一体，这些是我国世界遗产特色的突出体现，堪称人类文明进程的标志。
突出保护特色 传承遗产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在您的努力推动下，我国于1985年签署加入了该《公约》。作为文化与自然遗产大国，我国应在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方面发挥怎样的作用？
罗哲文：我国现在是世界遗产委员会21个核心成员国之一，我国遗产保护的特色也曾影响到相关国家，如日本、朝鲜、韩国、蒙古、越南及东南亚地区，因而，在遗产保护方面也有相似之处。在保护维修的方式和技术方面，以木结构为主的东方建筑体系的遗产，与以砖石建筑结构为主的西方建筑体系不同；东方的绢、纸绘画、简牍、文书，与西方的油画等也不同，各具特色。我国应在这一问题上作出一些努力，如举办以东方建筑遗产保护维修特色为主题的研讨会，达成共识，以丰富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又如，在遗产项目申报的形式上，可将相同性质或类型的遗产结合起来联合申报，更有将文化、自然、文化景观、非物质文化遗产综合申报等。在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祖先创造的文明成果日益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大大扩展世界遗产保护的内容，加大保护力度，显得十分迫切。
《中国社会科学报》：20多年前，您已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观点，现在，“非遗”成为时髦的名词，您如何看待这样的变化？
罗哲文：当时，并没有“非遗”这个名词，发展是必然的。改革开放初期，面对轰轰烈烈的建设热潮，不少文化遗存濒临消解，亟须抢救保护。例如，当时一些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出现改造问题，存在其间的建筑、街道、街坊等众多的标志性硬件，以及相依附的音乐、诗词、歌赋、工艺美术等文化内涵的软件，面临“香消玉殒”的困境。我国及时开展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现在看来，功不可没。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文化的作用彰显，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源之一，经济才能协调、可持续发展下去。
传承、保护、延续文物的价值，关键在于我们的信念。现在，“非遗”法出台，标志着“非遗”保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为此，要适应这种需要，政府部门应超越传统部门分工的藩篱，前瞻性地建立新的工作机制，降低社会发展成本，适应文化良性内在发展的需要，促进文化良性内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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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新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1年09月09日 17:3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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