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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中国民俗学的历史维度
众所周知，基于西方进化论时空观的比较方法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深刻烙印。如果说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钟敬文还无法超越这种单线进化论的整体框架，也无法设想中国文化是否有溢出这一框架的可能，但是其努力的方向是发掘、呈现并阐释本土性民族文化史的丰富存在。对于当时的中华民族，这无疑是民族合法性和自信心的源泉。那么在当代的中国，当后殖民理论家如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等号召将欧洲归位于一个全球普通的地方，消除其现代化进程以来既充当全球标尺又充当裁判的霸权地位时，我们能否尝试在全球多样性的背景下，书写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时空观的、地方性的中国文化史？
虽然美国文化本身亦是属于欧洲文化的演变发展，但从很大程度上看，美国民俗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表演中心（performance-centered）的范式转型，亦是试图对比较研究及其时空框架的超越。但由于美国缺乏悠久的历史，历史的维度成为表演理论中一个多少缺失的面向。在表演中心的研究中，时间被凝缩到了表演过程的短暂时空中。福田亚细男曾质疑日本年轻学者把历史仅限于个人亲身经验的短暂时间段，强调长时段历史变迁的意义，反对将只有短暂历史的美国的民俗学方法简单搬到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日本。那么在今天我们引入以表演为中心的研究方法时，中国民间文化悠久的历史是否只能被简单地归入传统与传承的笼统概括？朝向当下，当然是民俗学学科存在的必然。但是中国文化厚重的历史感、时间感是否应该孕育一种不同于美国民俗学的当下之学？这也许是致力于书写中华民族文化史的钟先生留给我们每个人的思考。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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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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