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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库”丛书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段友文教授的《民间文化的价值发现——民间文学与民俗文化论集》列入其中。根据该出版社的统一体例要求，作者需要撰写一份“学术自述”，2023年3月20日适逢钟敬文先生诞辰120周年，段友文教授以这篇回忆文章深切缅怀钟敬文先生，总结自己学术历程，权且作为“自序”。
钟敬文先生是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奠基者，被称为“中国民俗学之父”。2023年3月20日是他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北京师范大学隆重举行“钟敬文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会暨钟敬文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我虽然不是钟敬文先生嫡系的硕士或博士研究生，但是作为国内访问学者师从先生学习一年，并得到他长期的指导，自认为也得到了他的真传。借此机会，撰写回忆文章，深切缅怀钟敬文先生，回顾总结自己民间文学、民俗学的教学科研历程。
1991年，钟敬文先生已经是91岁的高龄，仍然精神矍铄，思维清晰，承担着指导博士生、硕士生的工作，同时在国内各省高校招收民间文学、民俗学青年骨干教师作为国内访问学者来身边进修学习，为地方院校培养该专业的师资力量。这个阶段他还兼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的领导职务，为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的未来发展做顶层设计，撰写了《“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呈献于顾颉刚、董作宾诸故人之灵》《民俗文化学发凡》《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等学术论文，超负荷地完成教学科研任务。1990年前后，我从教育部颁发的高校教师培训通知了解到钟敬文先生招收为期一年的国内访问学者，亲自指导其从事学术研究。我与钟敬文先生的学术助手董晓萍博士取得联系，有多封书信往来，表达我进修深造的热切愿望。董老师被我执著求学的精神感动，真诚地为我牵线搭桥，与钟老沟通，说服学校增加指标。有董晓萍老师鼎力相助，经过北师大层层审核，1991年9月至1992年7月，我有幸成为北京师范大学国内访问学者，师从钟敬文先生从事学术研究，前后一年时间耳提面命，接受这位学术大师的指导，何其幸也！
我赶上了推荐上大学的末班车，1976年至1979年就学于山西师范学院（1984年改为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大学期间我喜欢古代文学、现代文学，这是因为系主任阎宪康担任古代文学任课教师，授课时间长达三个学期，他讲课见解深刻、形象生动，调动了大家的学习兴趣，我的古代文学考试成绩在同年级三个教学班中名列前茅；教授现代文学课的老师，都是“文革”前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如后来出任校长的陶本一、锐意教学改革的教务长冯一健等老师，他们或激情澎湃，或深沉幽默，将作家作品讲到了极致。我曾担任现当代文学课代表，学习自是卖力。我常想，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是，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但似乎过分强调主体的内在因素。种子再好，如果没有阳光、雨露，它也不会生长发芽！因此，我庆幸所处的时代，感恩那些调动起我学习兴趣的老师们！这两门课的学习为后来我的神话传说研究、现代文学的民俗文化评论做了前期铺垫。
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给留校教师立下的规矩是，先在写作教研室助课、批改作文，随后根据专业发展再二次分配到二级学科教研室。我筹划着将来能主讲古代文学，所以，经系主任阎宪康老师批准，跟随中文系招收的第一届古典文学研究生，一次不落地学完了全部专业课，包括中国散文发展史、中国辞赋发展史、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文心雕龙》研究等课程。正当我踌躇满志，准备走上古代文学教学讲台时，学校规定青年教师必须有研究生学历，至少也需有重点大学助教进修班成绩。于是，1982年9月至1983年7月，我来到位于重庆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进修文艺学和写作学。临行前，毕业于西南师院中文系、我的本科现代文学老师冯一健反复叮嘱我，他大学期间的班长彭维金时任西南师院中文系系主任，民间文学讲得非常好，一定要听他的课。在冯一健老师的引荐下，我用一学期时间听了彭维金老师的民间文学课。那时彭老师与家人两地分居，我常常与他一同到食堂打饭，饭后一起散步聊天。他的书房就是一个小小的民间文学资料馆，我在那里吮吸着民间文学的乳汁，走进了无限广阔的学术研究的新天地。我觉得在个人的农村生活经历、古代文学专业基础、未来学术研究需求的三个方面找到了平衡点，即民间文学研究，我毫不迟疑地迈上了民间文学的研究道路。
在西南师院高校教师进修班学习结束之后，我确定了自己的专业领域，就像在《民间文艺学论纲》后记里所说的那样：“对民间文学的挚爱近乎信仰般地在我的内心深处扎了根”。我除了给本科一年级学生讲授写作课，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之外，主要精力都放在民间文学的钻研上，结合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美学热、文化热，尝试运用美学理论解读民间谚语，撰写了《民间谚语的美学思考》；从儒家思想与民间文学相互影响的视角撰写了《论儒家思想对民间文学的影响——兼谈雅俗文化的双向交流》，发表之后竟然产生了一些学术反响。自1988年开始，经学校批准，给中文系三年级开设“民间文学”选修课，学生选课人数多，课堂气氛活跃，一时成为中文系的热门。在民间文学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我深深感到专业基础的薄弱，激发了继续学习深造的愿望，机缘巧合来到北师大跟随钟敬文先生从事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学术梦想。
忘不了每周一次的师生碰头会，忘不了晚饭之前一边陪钟老散步，一边无拘无束、畅所欲言地交流，更忘不了钟老带着我们到旧书摊“淘宝”的经历。追溯在大师身边学习的时光，往事历历在目，令人回味深长！认真总结一下，如果将跟随钟敬文先生学习一年的时间，纵向地分为开始、中间、结束三个阶段，恰巧也横向地构成我民间文学、民俗学、文艺民俗学学术研究的三条脉络。
访学之初：走向了民俗学研究的广阔领域。1991年秋季学段，钟敬文先生高屋建瓴、运筹帷幄，提出编撰《民俗学概论》的详细计划。其中的第十三章民间游戏娱乐，学术史上的参考文献很难找到，资料也比较缺乏，钟老就指定由我和萧放撰写，理由是“你们就在我身边，有问题可以随时探讨”。我和萧放憋足劲查找资料，分工合作，终于完成了任务。我提交的中期论文也是围绕“民间游戏娱乐”，从发生学角度，运用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追本溯源，详细阐述，题为《论娱乐游戏民俗的发生与演变》，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访问学者专刊”上。参加《民俗学概论》撰写，其意义不单单是跻身于高层次的教材编写队伍，受到严格、规范的学术训练，更重要的是通过多次聆听钟敬文先生对民俗文化学的构想，对每个章节的具体指导，打开了自己的学术视野，真正走进了民俗学研究的领域。它使我由先前单一的民间文学研究，跨越到民俗学的研究，为今后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的双轮驱动并行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中期阶段：神话传说研究方向的确立。我在先秦文学文献的系统钻研方面花过不少力气，走进民间文学研究领域之后，惊奇地发现，那些典籍文献上记载的黄帝、炎帝、尧、舜、禹、后稷神话传说至今仍然“活”在民间，老百姓口口相传，津津乐道；那些对地方山川名胜解释性的传说，为地方文化的传播增加了卖点，“看景不如听景”，风物传说、人物传说、历史传说成为一张张靓丽的地方名片。访学期间，我系统查阅了山西以及其他省份的省卷本、地区卷本、县卷本的“民间故事集成”，对神话传说产生了浓郁的兴趣。“南蛮盗宝型”传说在我的家乡广泛流传，孩童时对其中瑰异的情节就充满了好奇，后来才发现它是扩布在山西、河南、河北，乃至东北等省区民间传说的一个重要类型。我在搜集到一定数量的文本之后，对它进行深入思考，初步形成了一些思路。我将研究思路汇报给钟敬文先生，不料他对这一传说类型早有研究，专门指导过他的硕士研究生程蔷完成了学位论文《中国识宝传说研究》，“南蛮盗宝”只是其中的一个亚型。他敏锐地指出：“藏宝物说明是好风水，盗宝物必须懂风水，南蛮盗宝尤其与风水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我在《南蛮盗宝型传说母题的文化阐释》一文题下注明“循着这一学术思路，深入探求，写成此篇。”后来，该文发表在民间文学专业学术期刊《民间文学论坛》1998年第1期，旋即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8年第5期全文转载。通过这篇论文的撰写，我得到了科学规范的学术训练，同时选定了以神话传说研究作为今后的研究领域。
结束返校：黄河流域民间文化的开拓。访学临近结束，钟老在北师大红楼住宅与我有一次长谈，我汇报了学术研究方向的选择，他十分恳切地嘱咐我：“张振犁先生在河南大学研究中原神话，成绩斐然、自成一派。晋南属于古河东地区，神话传说资源非常丰富，你如果能立足山西师范大学的地域优势，持续研究神话传说，就能与张振犁先生形成呼应，扩大黄河流域神话传说的影响。”——这是钟敬文先生与我分别时，为我设计的未来的学术研究目标。以我当时的学术资历与学力，并不能深刻理解先生作出这一考虑的深意。
1965年，北京师范大学在山西临汾刘村附近建立了北师大分校。1970年春至1971年底，有一百多名教师来到这里，接受劳动锻炼、思想改造，钟敬文先生也在其中。他曾经给我说，当时居住条件差，洗澡不方便，只能在星期天步行十几里到临汾市内红卫路的“小沧浪澡堂”洗澡，然后买些日常生活用品回来。这期间他以诗人、散文家的才情，在小32开本的塑封笔记本上写下了大量“田园诗歌”，我在访学期间为他全部誊抄，后来收入文集之中，在“晋南吟”题名之下的诗歌达十六首之多。他在临汾劳动、学习、体验乡村生活，以民俗学家的身份在这里感受乡土民风，研究该区域文化资源，临汾给钟老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被他称为“北方的小江南”。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方才领悟到钟敬文先生为什么接受我做他的访问学者，为什么为我设计晋南古河东地区神话传说研究方向，原来他是经过深思熟虑，出于民间文学、民俗学学科建设的整体规划，站在全国各省、区高等院校民间文学、民俗学师资布局和区域民俗文化研究高度做出的决定。
我1998年晋升教授职称，这一时期在民间文学、民俗学本科教学中取得了显著成绩，黄河民俗文化研究所的学术研究开展得有声有色，学校决定由我牵头申报“民俗学（含：中国民间文学）”硕士点。我和学校领导赴京向教育部送交材料、给评审专家汇报期间，专门拜访了钟敬文先生。他说：“在山西，有你和张余分别在高校、民协系统研究民间文学、民俗学，又有学校相关特色专业的支持，依我看在山西高校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时机成熟了。”学界泰斗，一言九鼎，得到钟老的肯定，消息很快在学界传开。经过教育部严格评审，2000年山西师范大学获得“民俗学（含：中国民间文学）”硕士点授予权，2001年正式招收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成为国内民俗学、民间文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较早的院校之一。
回顾我的民间文学、民俗学教学科研历程，我的学术研究聚焦在以下三个领域。
一是民间文学的研究，主要围绕神话传说、民歌、民间戏曲等文体展开。我招收研究生之后，几乎每届学生都有以神话传说为选题的，分专题对伏羲、女娲、黄帝、炎帝、蚩尤、尧、舜、禹、后稷等神话传说做了研究，我本人也发表了系列论文。积跬步而至千里，由于有了较丰富的前期研究成果，2015年我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山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神话传说的文化意蕴与当代表述》顺利获批。该项研究以山、陕、豫交汇的”黄河金三角”为核心区域，采取“流域+地域”视角，进而扩展到中心区域乃至边缘区域，对黄河流域神话传说深入研究，结项成果《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神话传说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用扎扎实实的神话传说研究成果呼应了张振犁先生的中原神话研究，兑现了钟敬文先生的殷殷嘱托。民歌、民间戏曲的研究，在《文艺研究》《山东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了相关学术论文，同时，在刘守华主编的《民间文学导论》中撰写了“民间歌谣”一章，在《民间文学教程》里撰写了第十章《民间说唱与民间小戏》；在段宝林主编的《民间文学教程》里撰写了第十二章“民间戏曲”。这些国家级教材深受高校本科教学欢迎，为专业人才的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民俗学的研究，实现了由区域——跨区域——跨族群研究的“三级跳”。研究内容从山西区域内标志性民俗个案，到山、陕、豫跨省域家族村落民俗，再到以“走西口移民”为研究对象，探索不同区域乃至蒙、汉两个族群社会文化的交往、交流与交融。不同阶段的研究都有省级或国家级课题做支撑，并且最终成果以著作形式呈现，这样，就使得研究成果具有了学术前沿性。它们分别是1990年山西省教委社科研究项目，著作为《汾河两岸的民俗与旅游》；200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黄河中下游家族村落民俗与社会现代化》，最终成果以同一名称出版；200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走西口移民运动与蒙汉民族民俗融合实证研究》，最终成果为专著《走西口移民运动中的蒙汉民族民俗融合研究》。这些研究课题及其最终成果的获得，得益于北师大访学期间民俗学理论基础的奠定，也得益于钟敬文先生“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思想的启发。
三是文艺民俗学研究，亦可称为“现当代文学的民俗文化批评”。我大学期间喜欢现当代文学，后来选择民间文学、民俗学作为一生的学术志业。随着学习的深入，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发现现当代文学并没有离我远去，而是就在身边，甚至成为民俗学研究的珍贵资料。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现当代文学及作家作品都与民俗文化有密切关系，与民俗文化结缘联姻、成为亲密伴侣的只有乡土文学。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记录了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繁难历程，有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现当代文学的专业研究人员，往往有更好的理论修养和对社会分析洞察的能力，在作家作品的评论中有独到精深的发现。以民俗学的理论、方法研究现当代作家作品，构成了一门新的分支学科——文艺民俗学。我尝试撰写现当代作家作品的民俗文化评论，先后在《文艺理论与批评》《鲁迅研究》《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等核心期刊上发表了《五四知识分子的平民意识与民间文艺学运动》《周氏兄弟文学创作的民俗意识比较》《农耕文化的诗性呈现——评李锐的<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红色经典”民间主题原型与当代意识形态的融通——以<红旗谱><林海雪原>为例》等论文。2019年，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将这些论文串联起来，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文艺民俗研究“理论+评论”的一部专著，题为《二十世纪文学的民俗文化研究》。我以这一课题申报了“中国文学”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竟然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准立项。
钟敬文先生五四时期就是“与冰心齐名”的诗人与散文家，他一生专注于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同时也积极倡导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的民俗文化研究，身体力行，亲自撰写了《民俗学与古典文学》《论民族志在古典神话研究上的作用》《谈<王贵与李香香>——从民间角度的考察》等论文。学科交叉研究犹如跨种族、跨地域的远嫁联姻一样，往往会让人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我庆幸选择了民间文学、民俗学这门以“民众的知识”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更从内心深处感谢董晓萍教授的热情支持，感恩钟敬文先生的谆谆教诲以及他对我学术研究方向的指引。“为什么我的眼中饱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对专业的热爱，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内蕴于心，外化于行。发自内心的热爱、脚踏实地的不懈努力、开阔的学术视野、敏锐的感悟领会，这些大抵是我做学问的奥秘。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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