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者以民俗学史为关注点，认为探索民俗研究的历史不仅有助于促进民俗学科实现理论转向，使之从经验之学发展为现代科学，从而确立学科主体性与合法性；而且，作为复杂社会关系的集合体，以民俗研究作为研究对象与研究范畴，有助于在更广泛的社会承启关系中检验不同时期构成民俗研究基础的理论和思想，探求民俗学科的发展模式与基本形式。
关键词：民俗学；民俗研究；民俗学史；民俗学科
借用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话说，一个新理论有三个发展阶段：首先，它被攻击为是荒谬无理的；然后，它获得认可，但被认为是显而易见、无足轻重的；最后，它被视为确乎重要的，但根本毫无新意。1接下来，无论是反对者还是支持者都将其视为思想史不可或缺的部分，并孜孜不倦地追溯其学术渊源与哲学谱系。近来，学者对民俗研究史高涨的热情表明，民俗学至此已经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2即使其他学者不这么做，至少民俗学专业的学生会宣称自己学科的知识与学术传统来标明它的科学性，证明其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
但是，除了满足这一需求（它是学术需求，但心理需求同样重要），问题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为什么我们需要民俗研究的历史？”为什么我们要再次展露曾经的争辩、已被遗忘的失败，以及希望遗忘的错误，将它们再次公诸于众？尤其是当前民俗研究的任务愈加繁重，难道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承担它吗？
毫无疑问，最简单的方法是以登山运动员的回答作为回应：因为它就在眼前。民俗学的历史存在着，像山巅一样，它掩盖着历史的云霞，优美迷人，在日益遥远的时间长河中若隐若现。发现历史真实、审视历史存在对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挑战，就像登山者想要登临绝顶、俯瞰群峦一样。但是这样的回答反映了历史研究可能潜藏的缺憾，而非对其价值意义的阐述。研究民俗学的历史可能只是为收藏癖提供了一个新的宣泄口，我们专业也被偏见或嘲笑地认为仅限于此。1它将富有进取心的民俗学者的精力从收集故事、歌谣、谚语以及索引卡片转移到收集历史事实上。无论我们的先辈试图隐藏什么，我们都将吃力乏味地揭开其神秘面纱，窥探其信函抽屉，收集和分类过去关于收集和分类的历史。将早期民俗研究方法转移到新兴课题上，民俗学家会很容易陷入“习惯性的谬误”中，2列举那些只在时间演替中相互关联的现象，由此产生的叙事可能只是历史记录而非历史研究。3
毕竟，民俗研究在很多方面并没能成功规避与记录法类似的研究方法陷阱。文本的积累、索引的编制已经证明我们是称职的口头传统记录者而非研究者。我们根据随意的主题系统组织资料，而经常不考虑文本本身主题和母题之间的内在关系。汤普森（Stith Thompson）这段对索引目的的陈述是索引本质最有力的注脚：“作为民俗学的一种方法，母题-索引仅仅是未来研究的基础工作。它几乎不能称之为研究。我们并不研究任何一种罗列的母题。这项工作与未来民俗研究的关系就像字典与文学创作者，地图与需要辨正方位的探险家之间的关系一样。”4
然而，尽管记录法已被谴责为不适合进行历史的陈述、解释和分析，民俗学中与之相应的方法却长期以来被视为学术研究的基石之一。民俗学草创时期曾致力于研究工具的构建，例如分类体系、索引、目录、注解集等。这些工作是为了使民俗学家具有专业性，同时防止其他学科学者因个人目的“窃取”这些素材。但是对技术和工具过分的关注导致了对最初引发民俗研究兴趣的理论和哲学问题的不可避免的忽视。因此，民俗学变成了一项技能，而非科学。
更有代表性的是，道尔逊(Richard M.Dorson)在一本新教科书中希望能限定一些特征将民俗学者与“人类学家、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以及政治科学家”区分开来，他讨论的是民俗学者的技能：田野调查、博物馆的利用、索引的使用。5当道尔逊更多地着手讨论学科理论而非技能时，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当代民俗学理论》6是《民俗与民俗生活：概论》的早期版本，它的标题很清楚地表现了这种倾向。而且这一点很快清晰可见；尽管民俗学的理论是从其他学科借鉴过来的，但它所使用的技术工具都是自己的。事实上，在这篇文章的早期版本中，道尔逊通过其所派生的学科名称定义了一些理论，例如“人类学理论”“心理学理论”；其他诸如“比较民俗学理论”“国家民俗学理论”“结构民俗学理论”，他们和历史学、政治科学、语言学等学科也有密切的关系（尽管在标题中并没有直接反映）。后期版本包含了更多最近的民俗研究理论，道尔逊根据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来定义，例如“历史地理学”，他们认为这么做的目的是达到“历史的重构”，甚至是“意识形态的重构”。忽略之前的民俗学理论概念，而以更新的视角去看待它们，这一能力本身或许就反映了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成熟过程。但是，民俗学家（很明显包括道尔逊在内）几乎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开创了民俗学发展的新阶段。他们仍然在疏忽地谴责自己的学科太关注技术层面，缺乏讨论显著而独特的思想和理论问题。在一次并非界定民俗学定义的场合，道尔逊指出：
我们应该更好地界定民俗学者，然后再假设他的研究对象是民俗。前提是民俗学者应掌握一套技能将他与文学、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近邻学科区分开来。这些技能可能都不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合在一起，它们代表了一类学者的格式塔（Gestalt）形态。1
对技能，而非思想和理论的强调也成了教学活动的重点，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项目也是这样。有好几次，我都尝试在博士生资格考试中加入民俗研究的目的，民俗研究与通常意义上的人类本质、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的题目，但每次都遭受拒绝，或者是委员会主席认为它们太模糊而将之删除，或者是学生们就直接避开作答。
掌握研究工具而无用武之地的两难处境催生了沮丧、不满、学术自卑等情绪的交集。民俗学学生对其他学科的态度很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民俗学者总是比其他学科更多地倡导并实践跨学科工作。他们从人类学、语言学、文学、文学批评、文化地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中寻找观点、论题和理论框架。当然，尝试去打破学科间的边界和壁垒是值得称赞的，但是，如果只涉及单方面的借鉴和交流，它只能是学术地位低下的表现，而非学术自由的象征。根据乌列尔•福阿（Uriel G.Foa）的观点，通过归纳“某学科引用其他学科文章的频率，可以反映这一学科在被研究学科中的相对地位”2。根据我的印象，民俗学者总是更倾向于引用其他学科的成果，却被这些学科的学者引用得最少。
意识到民俗学在学科中的低微地位，学界开始寻找“替罪羊”来责怪这种令人沮丧局面的形成。其中最受指责的是不可解释的，被断言不可定义的我们的学科名称：民俗学。关于这一点，一个朋友最近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表达了一种经常被讨论，却很少被用文字表述出来的感觉：
民俗学，不像当今的符号学（或者二十年前的语言学），它不是正在形成，而是已经形成；而且它不可能像符号学和语言学一样因为‘民俗学’这个有魔力的词语而得到资金支持。3
将民俗学的处境归咎于术语，就像新娘形象欠佳却责怪服装一样。语言学、符号学的术语是时髦的，但更重要的是，它们关注研究的是长期以来被人类思考的主题和问题。如果我们要将民俗学从技能发展为科学，名称的转变至多只能像是一场魔法秀。它并不足够。我们必须以思想充实学科，有能力概括性地提出问题并且在研究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在民俗学的后工具化时代（postinstrumentalization era），研究过程以及学科概念中的这种转变显得尤为迫切。为了促进民俗研究的重新发展，我们必须返回到这个学科的前工具化时代（pre-instrumentalization），研究最初激起对民俗研究兴趣的思想和观念。
民俗研究根源于17世纪及18世纪早期思想艺术的沃土，有些甚至可以追溯至更远时期。与民俗有所关联的浪漫主义、民族主义、文学和政治运动，是其起源，但已经是孕育民俗学的最后阶段了。俄国形式主义学者巴赫金正确地指出，“大众特色和民俗学的狭义概念在浪漫主义运动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只是最终完成于赫尔德和浪漫主义学家们。”1尽管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们的思考方案在当代已无需复兴，但是他们提出的关于信仰与历史，语言与想象，人类、自然与社会的本质等基本问题仍然对当今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它们对民俗研究提出的挑战应该结合当代概念、方法和理论框架来讨论解决。对民俗研究史的研究因此也就可以回复到在拓展研究工具时被抛弃的学科思想维度上来。
当然，从格林兄弟记录口头故事开始，到汤普森为所有可用文本编制索引为止，这个历史时代展现的初衷和结果并非协调一致。这期间，部分民俗学学生分享着理论与思想，但学术研究的重点还是为学科发展创建技术工具。现在，既然工具已经存在，民俗学者又燃起探索思想理论、重审学科前提的希望与渴求。研究民俗学的历史可以将民俗学形成的理论问题扩展到前范式阶段，进而使其与在关注方法问题时被搁置的问题一并得到关注。它同样可以改变民俗学的边缘境地，赋予其学科合法性，使其在关乎人类本质的学术讨论中发挥主要核心作用。
一些民俗学者通过其他途径来实现这个最终目标。应用民俗学（applied folklore）2如今的兴趣完全在于贴近当代迫切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为理论探讨寻找切实可行的研究出路。因此，如果应用民俗学将研究与社会需要结合起来，对民俗研究历史的探寻也就重新建立起了民俗学科与关于人类的主要观点之间的联系。
但是民俗研究史并不仅仅为了满足当前的需要。它是一个以自身为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的课题。民俗学学生与研究课题的互动、不同学科的交叉渗透，以及民俗学大众运动和政治运动体现出的复杂社会关系共同构成了科学史上一个几乎未曾涉及的研究章节。对于“谁研究谁”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在涉及到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社群等历史变量时也变成了一个复杂的叙述。格林兄弟传记以及英国民俗学史给大家留下一种印象，认为民俗学是“知识贫民化”的，它是中上层阶级对贩夫皂隶之人的研究。3这种研究关系的产生不一定与阶级意识或对研究对象的轻视态度有关。在很多时候，由于民俗研究得以建立的浪漫民族主义背景，学者们往往更崇拜敬仰那些出身低微、不加雕饰的叙述者或者歌手。不过总体来说，我们在这方面缺乏细节，至今也无法建立一种行为模型来测量民俗学者与调查对象之间的社会关系及所持态度。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传闻轶事，但是它们表现出的是例外而非常规，例如，一个来自布鲁克林的第二代犹太移民并不研究自己的文化，而转向研究苏格兰穷人的文化。因此，从社会学视角，我们学科有了历史的维度。这种探索直接关系到我们学科的思想和理论，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是科研过程和田野经历的直接成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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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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