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学科

　　关键词：传统；革命；现代性；生活经验

 

　　一、前言

 

　　2002年柏克莱中国研究中心年度会议原定主题是“Anthropology in and of China：A Cross-Generation Conversation”，许多学者认为“世代”带有阶层意味，主办者也从善如流地变更会议名称，但以与会学者资历而言，毫无疑问跨越了数个世代。①除了研究区域和主题的差异，跨世代学者对当代人类学的中国研究都提出了几乎一致且强烈的自我批判。其中最资深，应该也是会场唯一的“第一代”人类学者施坚雅（Skinner，2004：43-46）指出，当前人类学中国研究学者一直汲汲营营界定自我“地盘”（turf），缺乏与其他学科及区域研究对话，也未见基于中国研究建立的人类学理论。事实上，弗里德曼（Freedman，1963：1-19）在距今半世纪前，提倡人类学可以从传统部落转而研究中国这个“文明社会”时即指出这门学科运用在中国社会的局限性，因而强调必须借鉴社会学与史学方法，以及学科对话的重要。从两位汉学人类学开拓者相隔数十年的意见不难发现，上述问题似乎没有因为时空改变而改变，甚至停留在半个世纪前。不同的是，当前人类学者能够深入各角落，近距离观察和亲身体会当代中国则是弗里德曼难以逆料的进程。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人类学中国研究与其说跨世代，倒不如说是研究典范的转移。除了延续宗族、宗教与仪式等早期学者关切的主题，性别、妇女，以及都市生活与消费等当代议题也成为焦点，大多都涉及1949年以后，国家势力渗透生活领域，以及政治、经济制度变迁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如同郝瑞（Harrell，2001：139-161）简洁及精确的论述：经历文化毁坏后的复苏（recovery），以及朝向一个强烈渴望，但却不确定且模糊的现代性进步（progress）。因此，这些民族志纵使有田野地点、主题或理论的不同，但论述的关键，几乎完全围绕着革命、传统与现代性三个面向，这些面向更是西方人类学中国研究无法脱离的核心问题。

 

　　本文将以这三个面向为主轴，分别透过农村与城乡关系、现代性和传统的恢复与创新，以及生命史与流动的生活经验三个主题，探讨80年代以来的西方人类学中国民族志。透过这个讨论，试图指出20世纪后半叶迄今，由于中国大陆整体政治经济制度的变迁，以及相应的社会文化发展，使得中国本身成为人文社会学科相当宝贵、值得悠游其中的“实验室”。②尤其关键的是，如何重新思考目前看似逐渐远扬的——50年代到80年代——不断革命时期的集体烙印，这些烙印又是如何涉入传统再造，以及快步奔向现代化的过程。

 

　　二、农村与城乡关系

 

　　中国农村与农民在清末新政之后，逐渐被视为落后的根源（Faure&Liu 2002：1-16），而导致这个发展的关键因素主要来自当时的知识圈。如译自日文的“农民”这个词汇及其反映的形象，相当程度来自知识菁英文化与政治的“虚构”（invention）。除了费孝通、林耀华、杨庆堃等实际在中国乡村从事研究的人类学及社会学者关注到农村社会结构、风俗文化对中国乡土社会的重要意义，在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眼中，农民是属于迷信无知的人群，更是中国达到现代化目标的绊脚石（Cohen，1993：151-170）。

 

　　共产革命对农村无产、半无产阶级农民而言，似乎是翻身的历史契机，而革命时期主战场显然不是城市，军事、政治主力还是扎根在农村。中共无疑是历史上最接近农村的政权，但整体而言，城乡对立以及农民负面形象似乎并未因为新政权建立得到改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经济策略下，农民负担并未减少，逐渐与全球资本主义接轨后，使得城乡反差情况更形恶化。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1年关注“三农”问题，也恰恰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极佳的印证。

 

　　当代农村仍然是人类学中国研究集中地，在这个大本营的人类学者几乎无一例外探讨着1949年新政权对农村的强力渗透，以及80年代迄今的发展。人类学者立足于乡土，持续关注来自实质和观念上的城乡区隔，更着重新政权建立以来因为制度造成的城乡差异。改革开放后，不仅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远赴西方接受学术训练，为学界注入新血，中国也逐渐开启国门，允许外国学者进行长期的田野研究。③1981年，波特夫妇带着他们的孩子到东莞进行田野研究（Potter&Potter，1990），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首次允许外籍人类学者在中国村庄进行深入且长期的研究。④他们的《革命人类学》恰如其分地反映出这本民族志在人类学界的“革命”意义，而革命这个主题，无论隐藏或明示，也成为绝大多数中国农村民族志无法避免的问题。这些民族志循着土地改革、集体化、人民公社、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经济复苏、“文革”、改革开放的时间脉络，探讨制度变迁对乡村社会的影响。例如，人口控制、阶级成分与改革开放以来个体财富不均的关系（Yan，1992：1-23）、家庭或社区的经济策略（Ruf，1998）、村落政治经济和家庭及性别的关系（Judd，1994）、国家进入地方道德领域（Yan，2003）等问题。虽然研究主题看似差异颇大，但几乎都涉及国家与村落传统权威的纠葛，以及宗族、家庭与个人关系的冲突、调适和改变。

 

　　人类学者在农村不约而同地关注支部书记——基层国家地方人的角色，及其文化延续与转换、阶级、亲属和社区纽带的变迁关系。如广东新会地方干部的角色，不再像清末到民国的国家与农民之间的权力中间人（broker），而更像国家人（agent）。地方权力从承平时期的绅商到战争时期的恶霸，再到由干部掌握，乡村社会、经济、亲属、政治关系的空间压缩，以至于50年代以后乡村社区完全细胞化（cellularized），更容易受到国家干预（Siu，1989）。黄树民（Huang，1989）首度以农村支部书记生命史，完全透过支部书记视野，探讨厦门林村从土地改革到开放后的村落变迁过程，及其所见所思的农村与农民。叶书记的经历反映出，革命对村落传统政治的影响，除了阶级成分取代以往从财富、教育取得的社会地位，同时也打破了科大卫（David Faure）等学者强调华南传统社会，宗族、土地拥有和入住权等基本结构。然而，党支部组织的深入，虽然使得原本在农村完全无法掌握政治经济资源的小姓，甚至外姓得以藉由党组织，成为村落领袖，但林村村民对叶书记的制肘，却又反映出村民对于本村／外村、本姓／外姓牢不可破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