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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俗主义”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的学术讨论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民俗文化事象的基本常态,承认和正视民俗主义现象的常态化,某种意义上,正是各国现代民俗学的起点。中国民俗学也必须正视中国当代社会及文化中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民俗主义化”常态,并深刻意识到民俗学者自身也程度不等地卷入到与民俗主义有关的各种事态之中。民俗主义研究视角的导入不仅促使中国民俗学全面地校正自己的研究对象,也揭示了民俗学者与民俗主义的关系而有助于推动中国民俗学对民俗学者自身角色与责任的深入反思,进而重新审视民俗学的应用性、实践性和公共性。民俗学者通过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相关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研究,将促使民俗学在中国成长为一门能够对国家文化政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对现代中国社会里多种生活文化问题和民俗主义事象展开基于学理的描述、解释、揭示、评论和批评的学问。但与此同时,现代民俗学也必须面临如何理解和应对一般民众在其生活中创造民俗的实践和民俗学者的学术应用性实践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复杂性这一新课题。
关键词:民俗主义;现代民俗学;反思;应用性;实践性;公共性
作者简介:周星,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教授。
一、引言:现代社会文化的常态
民俗学是现代人文及社会科学的重要部门之一,但它几乎在所有国家,都是和母语、国粹、浪漫主义、民族精神、传统文化相联系的,并因此构成各自国家内部文化民族主义的基石,成为其文化自豪感的源泉。或许正是这个缘故,民俗学同时又总被认为是没有理论的,例如在中国民俗学经常被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近邻学科认为只有学科建构,没有理论建树。一般而言,民俗学作为民族国家的学问,经常会因为囿于或满足、陶醉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而较少有动力去追求超然和具有普世性的理论,或许也可以说民俗学在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学术体系内滋生和成长,较难形成自由质疑和批评的学术氛围,较难形成有效和大面积的国际学术交流,自然也就难以形成世界范围内共享的概念和理论。各国民俗学即便多少形成了一些理论性思考,诸如美国民俗学的表演理论、柳田国男的“方言周圈论”等等,但除少数情形之外,往往也大都是在各自国家内部被消化;而且,当这些理论主要是和各自国家内部的文化政策、民族主义以及社会情势相结合时,自然也就较难对其他文化圈的民俗文化事象有多少解释力。
20世纪60年代,德国民俗学提出“民俗主义”的概念,试图用它来描述现代社会里更为多样化的民俗文化现象,这个概念难得地引起了各国民俗学者的关注,并先后影响到欧洲其他国家,进而传播到美国,并影响到日本和中国。现在,它已成为为数不多的国际民俗学界可以通约的关键词之一。民俗主义的概念及其相关的学术讨论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它较好地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无数民俗文化事象的常态,就此而论,民俗主义概念可以说是民俗学对现代社会的一种对应。20世纪50—60年代以降,世界范围的和平、发展与全球化,当然还有各国现代化的进程,促使在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均出现了大面积的文化商品化和产业化趋势,市民社会和消费主义,还有现代媒体与大众文化等等,均把传统民俗学视为对象的那些范畴裹挟了进来,日益形成了全新的民俗文化的事象群,它们不再只是民众日常生活其中、并为人们提供人生意义的民俗,它们还直接成为人们消费之物和鉴赏之物。长期以来,从事建构民族国家之神圣性和自豪感的传统民俗学,当面对普通百姓的现代日常生活与消费民俗的各种形式时,无法采用既有概念和研究范式做出及时和有效的应对,于是,它在各国均相继陷入到学科存废的危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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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本文责编：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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