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新审视民俗学的应用性
民俗学是一门具有实践性的学问,而不是一门纯书斋式的学问。中国民俗学从它诞生之初,就从不隐讳学科的应用性追求。绝大多数民俗学者都倾向于认为:民俗学肩负着国家文化建设的重任,民俗学或其学术共同体理应在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民俗学者有责任、有义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发挥学科的引导作用和学术影响。其实,民俗学在各国不同程度地都自诩“国学”,自诩是在从事民族国家的文化建设,因此,和政府文化部门的通力合作倒不如说是一种常态。
早期的中国民俗学曾经是思想和学术革命的一环,通过“眼睛向下”而为中国知识界带来了许多新的发现。此后,它时而被当做是动员和鼓舞民众的方法,或者又被作为研究及讴歌劳动人民创作的学科。中国民俗学一直以来有一个持续扩展研究对象的趋势,从1920年代采集歌谣开始,很快便发展到研究风俗和方言、历史等。钟敬文作为中国民俗学的指导者和领路人,一直坚持并延伸了不断扩展民俗学研究范畴的这个轨迹,他主编的《民俗学概论》事实上已经把民俗学的领域尽可能地扩大化了。这个趋势反映了民俗学强烈的入世姿态。21世纪初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兴起为中国民俗学的应用性实践提供了很好的机遇,由于此前的学术储备和积累,民俗学者在介入相关工作时确实做出了很多贡献。但与此同时,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民俗学者也时不时会面临力不从心、捉襟见肘的窘境。这除了扎实的学术研究积累较为有限之外,民俗学那些看起来颇为陈旧的理念也往往构成严重的障碍。[16]
例如,虽然中国民俗学号称拥有宽泛的研究领域,但却始终是以民间文学研究为核心,为数众多的民俗学者的教育背景和职业训练以文学为主,但他们所要面对的民间文化、民族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范畴,却远远不能为文学研究的范式所涵盖。不仅如此,民俗学内部事实上长期存在着对民间文学之外其他课题领域,像物质文化、民俗旅游、民俗文物、影视媒介之民俗表象等的偏见。事实上存在的核心与边缘、正统与异端等课题分类,妨碍到民俗学全面应对现实生活的能力。
中国民俗学缺乏对“家乡民俗学”之属性的深刻反思,把家乡、乡土、传统几乎是不假思索的浪漫化。民俗学者倾向于礼赞过去,并致力于推动社会上弥漫的乡愁,但其抒情式文学笔法无法准确描述现实社会的基本事实和现象。很多民俗学者的“民俗观”更多的是面向过去而不是当下,经常倾向于向后看、试图从旧时“传统”中发现更为本真的意义,经常任由怀旧或乡愁的情绪泛滥,热衷于“丧失性叙事”。[17]以传统守护者或解说者自居的悲情意识,妨碍了民俗学者面对当下不断变动着的社会现实生活的勇气。正如杨利慧指出的那样,中国民俗学长期形成的“向后看”、关注遗留物的传统是阻碍民俗学者投身现代生活的关键。[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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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本文责编：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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