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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威胁或者内部紧张通常会寻求替罪羔羊来转嫁。文化的差异又往往有意无意成为寻求这种替罪羔羊的手段和途径，即不同的人群通过文化的差异来寻求“他者”，以便把外来的矛盾或者内在的紧张转嫁给这个文化上的他者。
作为“替罪羔羊”的边缘人群
读孔飞力的《叫魂》一书，很快便进入这样一个阴郁紧张的氛围：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感受到了妖术的威胁，都受惑于同样的不测。恐慌的发生虽然从民间的邪术开始，却最终由下而上蔓延到整个社会，这本身表明了“社会上存在着一个有着紧密内在联系的文化网络”，巫术象征、文化心理、政治隐喻都在这张网的网节上，经由叫魂事件，展现彼此之间的误读。而这些误读，在很大程度上隐含了“他者”的观念，不仅文化之间的误读本身反映了自我与他者的区分，而且由误读所造成的紧张和矛盾的解决还驱使人们从社会内部寻找一个他者来转嫁这种紧张和矛盾，以缓解在很大程度上是想象出来的威胁，这更是表明了作为替罪羔羊的他者在特定时候被强化和利用的特性。
自古民间有关头发的邪术是广泛存在的。同样，在《叫魂》一书所描述的1768年，民间的日常生活中也发生着与邪术有关的事件。巫术在民间造成的紧张基于人们对于身心分离以及灵魂通过邪术被控制这样一种直接或者间接的文化认识和经验。这种自身性命被控制的随意性（比如，巫术作用于辫子，性命可以被控制在任何一个不知名的人手里）造就了民众的恐慌。与此同时，恐慌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来源而变得更为深化和加剧。于是，寻找这些剪人发辫的巫术肇事者并将其处理就成为了缓解这种恐慌的办法之一。
巫术的制造者或许确有其人，不过在社会学和人类学有关亲近人群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人们通常会寻找自身社会内部的一些他者来作为替罪羔羊，而不管他们是否真的是事件和恐惧的制造者。那些属于社会群体的边缘人物往往就会成为这样的替罪羔羊，人们愿意去相信和寻找这个作为内部的他者的替罪羔羊，把所有的憎恨和恐惧都投射到他们的身上，把他们视为造成恐慌的来源，虐待他们、伤害他们，使得紧张和恐慌得到缓解。
这种替罪羔羊的特征就在于他们身份和文化上的边缘性及模糊性。正如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所指出的，“有关叫魂的怀疑都集中在流浪者身上，包括陌生人，没有根基的人，来历不明与目的不明的人，没有社会关系的人，以及不受控制的人。”受到威胁的老百姓强烈地希望能抓到叫魂案件的肇事者，以根除恐惧的根源，于是把视线都集中到了这些社会上的边缘人群。
对比在案件发展之初老百姓和省级官员的态度，可以发现民众的恐慌是多么强烈和缺乏理性，以至于省级官员们冷静和谨慎的案件处理都无法平息这种恐慌和紧张。理性的官员们一方面不相信叫魂案件的存在，另一方面又认识到“事件”所引发的恐慌实际存在，因此他们对案件进行了小心细致的处理。他们先是抓捕了妖党疑犯，然后又巧妙地以证据不足把妖党疑犯释放。这样，原告反而成了作假者而受到惩罚，官员们也以此为由来警告民众“不负责任的言论”和“无法无天的暴行”。这就是理性的官僚在叫魂案件一开始的时候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式。但是，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并没有消除民众对妖术的恐惧。事实上，人们依然对这些“可疑的妖人”实施暴力。
由此可见，由巫术所引发的恐惧和紧张是无法运用理性来驱逐的。为了消除社会群体内部的紧张，民众开始寻找在文化上与自己不一致、在身份上很模糊的边缘人群——乞丐与和尚，并强化想象他们作为异己和他者的特性，把全部的焦虑和仇恨都发泄到他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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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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