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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深入“异文化”研究时，带去的其实还是他们自己文化中的东西，而并没有采取当地人的视角，真正研究当地的社会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施耐德解构了“亲属制度”这个原本重要的研究主题。
要理解施耐德的亲属制度研究，我们应该从理解象征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及其与“社会”概念的区别入手。在施耐德看来，文化是一套人们共享的象征和意义体系，是对生活的一套“假定”，作为象征和意义体系的文化既根植于社会规范系统，也与后者有着根本性区别。社会规范体系包含着一套“怎样去做”的条例规则，是以行动者个人为中心的，特别适合于去分析决策制定和互动的过程。而文化是以系统为中心的，因此显得更为静态，是“既定”的。如果将文化比作舞台、舞台布景和演员表，那么规范体系则是对演员的舞台指导，让他们知道如何在设定的舞台上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社会”和“文化”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将它们投向研究对象时，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问题：前者关注的是“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以完成一定的任务的”（即“社会如何可能”），这些任务可能包括建立联盟、维持对领土的控制、社会的继承更替、财产权的拥有和转移等；后者关注的是“文化的单位是什么？它们在当地文化中如何被定义，文化体系如何假定它内部单位之间的联系以及区分，通过什么象征手段来定义文化单位和它们之间的联系，有什么意义？”
以“文化”而非“社会”的视角来研究亲属制度，施耐德有了新发现：他不再像前人那样将亲属制度作为社会组织的最重要的形式，而是将亲属制度看做一套文化象征体系。施耐德的《美国亲属制度》像是一本写给原始人看的介绍美国亲属制度的书，其中关于“亲属”和“家庭”的研究是全书重点所在，集中反映了作者对于美国亲属制度的思考。
关于亲属的研究中，施耐德将美国人的亲属称谓分为“基本称谓”和“衍生称谓”两个部分。在整理美国人的亲属分类时，施耐德发现了两条重要的文化逻辑：“自然秩序”（the order of nature）和“法的秩序”（the order of law）。“自然秩序”是指人们共享生物遗传物质，是客观的、先天赋予的，并且永久存在；“法的秩序”是指一种行为模式，是主观采取的，并且有期限的（当关系解除就不需要继续保持这种秩序）。施耐德认为，在美国，人们成为亲属的标准是要至少符合这两条文化逻辑中的一条，两条文化逻辑的不同组合情况构建出3种亲属分类：（1）血亲——既具有“自然秩序”，又具有“法的秩序”；（2）姻亲（包括领养和过继关系）——不具有“自然秩序”，但具有“法的秩序”；（3）被遗弃的孩子与其亲生父母——具有“自然秩序”，不具有“法的秩序”。通过上述研究，作者其实暗示，虽然“自然秩序”和“法的秩序”在美国亲属分类中都有重要作用，但是前者还是比后者更为基本和重要，美国的亲属制度定义还是更偏向“生物遗传”一面，“血浓于水”、“父之精，母之血”是重要的文化观念。
施耐德接下来为我们指出了美国亲属制度的中心象征——“性行为”或者“爱”。正是“性行为”创造了夫妻之间的性爱关系以及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生育关系，从而将整个家庭联系起来。施耐德将家庭中的“爱”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夫妇之爱”，一是“亲属之爱”。前者是包含性意味的，发生在夫妻之间；后者则是不包含性意味的，发生在父母与孩子之间，以及兄弟姐妹之间。通过这两种爱，一个家庭也在经历着它的生命周期：首先，对立双方被联合起来了，陌生的男女相识相恋结为夫妇并生育了他们共同的孩子；其次，联合体会继续分离，生下来的孩子会渐渐长大，离开这个家庭组织起自己的家庭，但分离的这部分会因为“亲属之爱”仍然与这个家庭保持联系。因此，施耐德认为，被美国文化定义为一种生物和自然行为的“性行为”其实是一种关键的文化象征，正是通过这种象征，家庭成员被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美国的亲属制度也是围绕这个关键象征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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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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