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摘要：香药是宋代进口商品之大宗，它有助于我们了解进口商品在宋代社会的意义以及人们对域外世界的了解程度。宋廷通过对香药的专属消费和禁榷，将其变成统治者的驭人工具：宋廷通过贵重香药的礼物馈赠，来笼络臣属；也通过香药专卖和榷场规制对商人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实施控制。这一事实表明，宋代进口商品已经不再是皇宫贵族把玩的“珍奇异物”而是统治者掌控的重要物资，利用它对内可以控制文化精英和财富强者，对外可以遏制敌对政体。另一方面，宋人对其香药等进口品的消费并非“日用而不知”，附着于进口商品之上的域外自然人文信息被宋人认知、理解、想象，构成了宋人的一般知识。总体来看，宋人的域外知识在不断增长，更加趋于客观和科学，但仍然有相当多的想象成分。诸如“龙涎”“女儿国”之类的想象之所以长期流行，并非缺乏矫正的海外信息，而是这些信息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猎奇心理而出现的从众性大众传播模式。

　　一、引言

　　关于宋人域外知识积累状况，目前学界有不同的认识。两种不同的观点以葛兆光和管彦波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在葛兆光看来，在利玛窦来华之前，中国人关于域外知识几乎处于想象之中，并在“天下”与“四夷”的自大中不断想象他者，从而建构起以我为中心的天下观。而管彦波则认为，宋代已经出现不少“域外民族志”，对海外国家或地区的书写，表明两宋时期的中国人对域外的认识更加多元。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颇为重要，关联到了对宋代社会乃至传统社会开放度的理解。人类最初的交往活动，源于对他者的物品需求的欲望。海外贸易带来了大量域外商品，同时也是一个“睁眼看世界”的窗口，是人们域外知识获得的途径。宋人社会生活中域外商品利用程度如何，以及宋人的域外知识积累程度如何，这对理解宋代社会是妄自尊大的被动开放还是积极拓展的主动开放，无疑是有积极意义。

　　香药是宋代进口商品中品种类别最多、数量规模最大的一种商品，它广泛进入了宋人的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中。一种域外商品广泛地进入宋人社会生活之中，必然会因其消费形成特定的“需要体系”参与社会关系建构，成为“某种特定的经济关系借以表现的物质基础”。因此，对香药的认识，不能仅仅局限于它的物理特性和商品特性，而应将其放到社会文化的背景中去理解，从它在社会生活诸多层面所发挥的作用和所带来的影响来多维认识，本文正是基于这一思路所开展的研究。本文研究旨在揭示香药作为商品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从消费层面，作为奢侈品的名贵香药如何成为皇室专属消费品，成为统治者强化权力和培植忠诚的象征符号；从流通层面，作为禁榷之物的香药如何被作为控制商人和管制市场的手段，以实现朝廷的政治目标；从文化层面看，作为社会大众广泛消费的一种商品，香药又是如何成为一种想象“他者”的介质。对于最后这一问题，可进一步解释为：人们在消费域外商品的过程中，会产生“由此及彼”认知推演以及对他者文化了解的兴趣，从宋人对香药物理特性、原产地的地理信息和人文信息的了解程度以及想象方式，很好地呈现了宋人认知域外世界的思维图式，这就回到了本文提出的问题：通过香药引发的他者想象，来判断宋代社会的开放程度。

　　二、香药与驭人之术

　　香药，从字面上理解是散发出芳香味道的药物，但并不只限于芳香药物，还包括了各种香料，如食用香料和熏香植物等。有学者指出，中国历代典籍所记录的“香药”，在不同时期其内涵和外延有不同流变。自张骞西域凿空以来，异域商品就不断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在各种进入中国的“珍宝奇物”清单中，香药所占的比较最大，故有学者也将中国西北内陆对外交通称为“香药之路”。进入隋唐，海上对外交通快速发展，到宋元时代，中国已进入海洋交通繁盛时期。海上丝路发展进一步刺激了香药贸易的兴盛，输入中国的香药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数额很大。《宋史·食货志》载，宋开宝四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货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鼊皮、瑇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樠、苏木等物。”香药在文本叙述被置于首要地位，表明了香药在进口商品中的重要性。在宋元时期，因香药输入数量巨大，“香药”成其为宋元舶来品的代名词，在很多时候特指从南海诸国进口的沉香、乳香、檀香、丁香、没药等香货。

　　香药产地广泛，多数香料作物性喜湿热，南北回归线之间的热区尤盛产香药。中国进口的香药，主要来源于东南亚、南亚、西亚、印度洋群岛和阿拉伯地区，宋人将这一区域统称为南海诸国。南宋赵汝适在泉州任市舶使时，撰有《诸蕃志》一书，这是宋代记录南海诸国最多、风土人物最为详尽的一本列国志，书中共记载了交趾国、占城国、宾瞳龙国、登流眉国等56个国家风土及物产，所载他国物产有：脑子，乳香，没药，血碣，金颜香，笃耨香，苏合香油，安息香，栀子花，蔷薇水，沉香，笺香，速暂香，黄熟香，生香，檀香，丁香，肉豆蔻，降真香，麝香木，波罗蜜，槟榔，椰子，没石子，乌樠木，苏木，吉贝，椰心簟，木香，白豆蔻，胡椒，荜澄茄，阿魏，芦荟，瑚树，琉璃，猫儿睛，珠子，砗磲，象牙，犀角，腽肭脐，翠毛，鹦鹉，龙涎，瑇瑁，黄蜡。这些物产中90%以上的可归入香药类物品，而这些香药，几乎无遗漏地出现在宋人舶来品的货单里。

　　香药之族，最为名贵者当属龙涎香，龙涎香是抹香鲸的肠分泌物。抹香鲸体型硕大，能喷水柱，潜水能力极强，可深潜2200米且潜水时间长达2小时。这些特征与中国神话传说中“龙”的描述极其相似，故抹香鲸被认为是“龙”，而抹香鲸体内所产之香被认为是“龙”的涎沫，故将其称为“龙涎香”。

　　龙在中国神话中具有腾云入海、兴风作浪、呼云唤雨的巨大神力，故有将皇帝喻为“真龙下凡”，与“龙”有关的饰物如龙袍、龙柱等也赋予其“天子”的象征意义为皇帝所专用。龙涎香既然是“龙”的产物，自然也和皇帝有了密切的象征关系。史载，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皇宫内张灯结彩，“预赏元宵，曲燕近臣”，徽宗皇帝命左丞王安中、中书侍郎冯熙献诗和景，王安中进诗云：“层琳藉玑组，方鼎炷龙涎。玛瑙供盘大，玻璃琢琖圆。暖金倾小榼，屑玉酿新泉。帝子天才异，英姿棣萼联。”前面诗句似写景记实的，实为渲染最后一句赞美之词，既表明龙涎香为皇室专用的特点，又体现以龙涎隐喻天子的象征。崖山海战后，南宋王朝灭亡，一些成为南宋遗民的文人结社填词，相互唱和，以抒国家沦亡之痛，其中有词牌名为《天香》的词赋，就有以龙涎香隐喻南宋朝皇帝或皇室之意。如冯应瑞《天香·赋龙涎香》上阙为：“枯石流痕，残沙拥沫，骊宫夜蛰惊起。海市收时，鲛人分处，误入众芳丛里。春霖未就，都化作、凄凉云气。惟有清寒一点，消磨小窗残醉。”

　　尽管龙涎香与皇帝或皇室形成一定的象征关联，但是朝廷并没有将其作为明确的天子象征进行符号化建构。南宋杭城设“四司六局”，为官方或民间各种大型饮宴提供供给或租赁服务，其中设“香药局”：“香药局，掌管龙涎、沈脑、清和、清福、异香、香垒、香炉、香球、装香簇炉细灰，效事听候换香，酒后索唤异品醒酒汤药饼儿。”龙涎香被列入了“香药局”提供的物品之中，说明朝廷并未将其列为避讳之物限制百姓使用，说明并未将其明确赋予其天子象征符号，而其中的原因恐怕也在于香药是舶来之物，其来自于外夷的身世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对统治“天下”充满自信的王朝统治者的身份代言。

　　不过，笔者所见史籍中与龙涎香有关消费记录几乎都与皇室有关，可以说，至少在宋朝龙涎香具有皇室专属消费的特点。在皇宫里，龙涎香常被用于各殿堂大厅熏香，如《四朝见闻录》乙载：“其宣、政盛时，宫中以河阳花蜡烛无香为恨，遂用龙涎、沈脑屑灌蜡烛，列两行数百枝，焰明而香滃，钧天之所无也。”龙涎香还常被皇帝作为礼品馈赠于内宫亲属,如进奉太皇后礼物中，有“白玉香珀扇柄儿四把、龙涎香数珠佩带五十副、真珠、香囊等物”。节日期间宫中饮宴作乐，也用龙涎香作为小礼品赠送：“二月一日，谓之中和节，唐人最重……二日，宫中排办挑菜御宴……后妃、皇子、贵主、媫妤及都知等，皆有赏无罚……上赏则成号真珠、玉杯、金器、北珠、篦环、珠翠、领抹，次亦铤银、酒器、冠鋜、翠色、段帛、龙涎、御扇、笔墨、官窑、定器之类。”这些礼物馈赠看似平常之举，实则不然，它往往在特定时期具有平衡内宫力量、稳定内宫政治生态的特殊意义，可以说，龙涎香凭借其名贵身价，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内宫政治活动。

　　不仅如此，一些当朝皇帝还利用龙涎香的名贵身价和皇室专享特点，作为笼络下属的政治工具。《围铁山丛谈》卷二载：

　　上清储祥宫者，乃太宗出藩邸时艺祖所锡予而建也。中遭焚毁，神庙时召方士募人将成之，未就。及宣仁高后垂帘，乃损其服御而考落焉，因诏东坡公为之记，而哲庙自为书其额。后泰陵亲政，元祐用事臣得罪，遂毁其碑，又改命鲁公改更其辞，鲁公时为翰林学士承旨也。于是天子俾置局于宫中，上珰数人共主其事，号诸司者。凡三日一赴局，则供张甚盛，肴核备水陆，陈列诸香药珍物。公食罢，辄书丹于石者数十字则止，必有御香、龙涎、上尊、椽烛、珍瑰随锡以归。凡百余日，碑成。既出，而金填其字，人因争取之，一本售五千焉，得数百本分赐群臣，余诏藏之禁中。吾尝读《欧阳文忠公集》，见其为学士时抄国史，仁庙命赐黄封酒、凤团茶等，后入二府犹赐不绝。国家待遇儒臣类如此。

　　皇帝用珍馐美酒和龙涎等奇香异烛款待赐赠翰林学士，在这里名贵香药再次被赋予了“礼物”的特性。在此，需要对礼物的意义进行讨论。礼物赠送是一种从古式社会到今天现代社会一直存在的社会现象。礼物从一开始出现于社会生活中起就不是简单的物品的“给予”，而是一种象征性交换。在这种象征交换活动中，施礼者必然谋求受礼者某种回报，或者期望得到他想要的某种物品，或者希望获得受礼者对他产生感激、忠诚、服从的精神上的归属。人类学的研究表明，没有物品回礼的单向度礼物赠予活动，更多地和主要地与权力获取、社会等级确定、社会关系建构联系起来，是整体社会关系的呈现。由此可见，皇帝以香药作为礼物馈赠臣属，其意义非同一般，它让士大夫感受皇帝的重视与恩宠，激发了“士为知己者死”的感恩之心，催生了宋代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龙涎香在宋人眼里，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名贵香药，而是与权力、威仪、忠诚等相联系的一种政治象征物。

　　不过，以香药为礼物的驭人之术的影响范围是有限的，毕竟皇帝所能给及的臣属为数寥寥。宋王朝统治者还试图用香药控制更多的人或集团。宋代香药的消费，既有龙涎、沉香等主要由皇室贵族、达官显贵享用的“珍奇异货”，更有大量乳香、木香、丁香等普通香货流通于市场，进入百姓日常生活之中为普通大众所享用。特别是在医疗方面和宗教方面的广泛使用，香药因而成为百姓生活中的必需品，这使香药呈现低需求弹性特点。宋王朝对香药、盐、茶等这类低需求弹性商品实施禁榷之策，以获取国家专卖之利。“宋之经费，茶、盐、矾之外，惟香之为利博，故以官为市焉。”宋廷将香药纳入禁榷商品，由市舶司抽分和博买，然后纲运转入榷场院经营。“太平兴国初，京师置榷易院，乃诏诸蕃国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泉州、两浙，非出于官者库者，不得私相市易。”获得高额专卖利润，这只是宋廷的目标之一，更有特色的是，宋廷利用这些专卖商品的掌控权，诱导民间商人群体的经营活动向趋向于官方的特定政治军事目标。

　　有宋一朝，朝廷最大的政治威胁来自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北宋真宗、仁宗时期，西北二边局势紧张，战事不断，大量军队调集至西北边境一带驻守和作战，军队给养问题成为一大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宋廷创入中之法，以施予禁榷商品经营特许经营权方式吸引商人入中粮草于西北边塞，香药就是朝廷用实施“入中”之法的特许商品之一。庆历二年，诏：“入中陕西、河东者持券至京师，偿以钱及金帛各半之，不愿受金帛者予茶盐、香药，惟其所欲。”

　　在西北边境形势趋于缓和之时，朝廷有利用手中掌控的香药等重要物资，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采取或禁或弛的榷场贸易政策，以此来牵制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太平兴国二年，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辇香药、犀象及茶与交易。”“西夏自景德四年，于保安军置榷场，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碙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这些都宋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关系缓和之时，应其要求开放的榷场贸易。宋在榷场中主要交换的商品是香药，可谓“以药制蕃”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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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龚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