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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岑家梧一家在北京最后一次合影
做人
堂伯父岑廷树的第四个孩子岑啟松，受爱国思想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只身回国，先在复旦大学附中学习，后来考入中国农业大学畜牧系学习。父亲对他视同己出，但对他也同对我们一样严格，父亲常以他的经历来教育我们三个，他说：“我的出身十分贫寒，年轻时，全靠自己努力读书，卖文度日，只有做好学问，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想做什么事，就要认真做好。
父亲对学术界的前辈和朋友们是崇敬和诚挚的，他常对我们提到当时在南开大学任副校长的陈序经教授，称他为恩公。60年代他收到陈先生寄来的《扶南史初探———古代柬埔寨与其有关的东南亚诸国史》等几本东南亚史研究著作，很兴奋，马上用画报纸将封面包好，怕弄脏了，还用毛笔写上了书名。
每逢过年，父亲都要给远在南京大学任教的陈钟凡教授寄上武汉的特产和礼物，以感激恩师的教诲与栽培。
他在武汉大学任教的时候就同原大夏大学历史系教授，后来任武汉大学历史系的姚薇元教授，中国古代史专家唐长儒教授、世界史专家吴于谨教授等交往甚好，父亲去世后，于1978年补开的平反大会草草召开时，这几位老教授徒步从武汉大学走了一二公里路到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参加迟到的追悼会。他们对我说：“你的父亲是个了不起的好人。”
“吃稿费”
父亲每次拿到稿费，总是高兴地带着全家去汉口武汉饭店和扬子江饭店大吃一顿。他幽默地称之为“吃稿费”。有时稿子已发：稿费还未寄来，他就同母亲商量，先吃了再说，等稿费寄到，再填补家用。
父母的工资收入总数当时是全学院较高的，但父亲爱请客，只要各地的朋友来见他，无论因公因私他都要宴请，无一例外。加上他非常喜欢买书，北京及各地书店都常给他寄来内部特供的新书目录，价格很高，他都要买到手。因此，薪水往往不够用，有时还要向学校借支。母亲总为此头疼。
父亲一生并无其它爱好，仅仅酷爱藏书，每到星期天，他总带我到旧书店淘旧书。当时武汉三镇所有的旧书店，哪怕角落里的小小书屋，他都了如指掌。学校分给父亲专门的办公室，在学校的办公大楼里，比较大，别人只有一间，他有两间，其中一间是书房，里面挤满了书架，上面的中、英、日、法、俄、德文书籍以及各类画册多到了极难抽出来的地步。我总是躲在他的书房里看书，乐不思蜀。
多才多艺
父亲是农民出身，加之又在农场“劳动改造”过，他很会种地。上世纪60年代，国家困难时期，他带着我们在房子旁边的空地上种了番茄、丝瓜、南瓜、马铃薯和红薯。一畦地，弄得整整齐齐的，每日浇水、施肥，还扎了支架，收成颇丰。
父母的一生除了工作，没有任何业余爱好，每天清晨，如果没有课，吃过早饭，父母就各自到自己的书房，坐下看书，写作，除吃饭外，一直坐到深夜。有一次，母亲看到我坐在楼梯口，听着别人家收音机传出的音乐，就去同父亲讲，家里才买了一台“红星牌”电子管收音机。父亲的艺术修养是很高的，有一回，我正在哼唱从收音机里听来的曲子，他偶然走过听到了，脱口而出：“这是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这部作品是以俄罗斯民歌为基础旋律的。”我很吃惊，因为平时从未听他讲过音乐什么的。
父亲喜好绘画，家中藏有如：徐悲鸿、潘天寿、关良、吕风子、关山月、黎雄才等许多著名画家不同时期送给他的画和一些古代绘画真迹，还有不同时期收集的，也有不少是别人送给他的各种古董如铜镜、瓷器、陶罐、水晶石、牙雕文具、烟具、图章等等以及大本中外珍贵邮票集，其中有一张清朝的“龙票”等等，“文革”期间，全部被没收，后来再也没有退还。
有一次，父亲带我去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参观，记得许多先生们都在一旁陪同。当我们走进雕塑系教室的时候，看到学生们正在做人体雕塑的习作，当时，我还处在学龄前，忍不住失声叫了起来说：“好丑呀，怎么不穿衣服呢?”逗得众人大笑。回家后，父亲很耐心地告诉我，从事绘画和雕塑创作，必须先要有坚实的人体解剖基础，才能理解着衣人物的动态和造型。还说，人体本是世界上最美的造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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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海南日报 201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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