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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湖之中受孕的象征
《清太祖实录》一开始就指出其先世发祥于长白山，又指出是山雄伟甚有灵气，三仙女佛库伦便是在此山的布尔湖里受孕的。这一点显而易见地在突显满族先世出生环境的殊异性，可是，为什么一定要挑选山，湖之处受孕？而不选择其它地点呢？根据一些民俗学者的研究，多半认为山中湖畔是古代举行春秋社日，男女求欢，妇女乞巧的理想场所，特别是山顶之湖，最为理想。
在他们看来，山与丘都是男根的象征，而山顶之湖则是男性之精，浴于此，更宜受孕。满族一直将长白山顶的天池视为圣水，并于清代在此特为天女佛库伦立有”天女浴宫碑”的理由亦在此（注八）。
又《女真族族源传说》中叙述：古时长白山一带荒无人烟，只有一个小阿哥，每日在长白山天池捕鱼为生。一天，他正在抓鱼，从五色彩云中飞下来九个仙女到天地洗澡。其中的九女游到了小阿哥跟前；其它八个仙女见有凡人，一齐飞走，只有九女走不了。由于天界有个规定，第一次遇到的凡人如果是男的，就要和他结婚。天神曾派天兵天将来抓九女，被池中黑龙搭救。后来小阿哥与九女婚配，繁衍子孙，号称女真族。女真者，女即天女；真即真龙。女真后裔满族，一直把长白山尊崇为圣山（注九）。
由上述这则传说来看，更可以明了满族为何要选择长白山顶作为天女受孕之所在。
（三）神鹊与朱果的功用
有些学者认为满族”三仙女”神话中佛库伦吞朱果而孕，生布库里雍顺，和《史记，殷本记》所载有娀氏之女简狄，“三人沐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而吞之，因孕生契”，契成为殷始祖一样，反映了原始的满族对怀孕这一自然现象的不理解，具有奇异的幻想色彩（注十），甚至认为其与殷商神话具有同源的关系。
不过，根据文崇一先生的说法，他把中国东北的鸟生传说分成三部份来解释：即少昊氏，殷契及满洲（注十一）。由此看来，满族鸟生传说文化是有其一定程度的特殊性。
首先，应与满族先世向以渔猎为生的经济方式最有关系。满族先世自古生息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林海之中，在长期渔猎生涯中，常得禽鸟之利。鸟对人类的功绩是多方面的，第一牠可指引迷津；第二牠会判断季节；第三牠会观察天候；第四会感测地气；第五会预测灾异；第六牠是狩猎助手；第七牠是战争利器。随着渔猎经济的发展，鹰、鵰等猛禽得到驯化，成为满族先民重要的狩猎工具（注十二）。
接着是与满族萨满信仰具有密切的关系。萨满信仰的世界观认为：宇宙高天分为九层。下三层为地神与魔鬼所居；中三层为人类及其它弱小精灵所居；上三层像世间一样有高山峭壁，峭壁上有山洞，为各种神祇幽居之金楼神堂。在原始人类的想象中，据于浩渺宇宙中的尊严神楼，地上的人类是无法攀登的。唯独鸟类有优越的双翅，有无与伦比的凌空本性，所以，在萨满信仰意识中便被赋予了超凡的神秘性，认为牠们是天的信使，神的化身或某种精灵，可以无拘无束地随意升降于天与地，人与神之间。因此，鸟神在萨满神谕中被尊为多重神性的神祇（注十三）。
既然满族对禽鸟类有如此特殊且深厚的情感，就不难想象“神鹊”在《三仙女》神话中所扮演的角色。首先，牠是母系氏族社会图腾崇拜观念的遗留，文崇一先生也曾指出这种神鹊，极有可能是图腾柱（注十四）。另外，选择鹊鸟作为受孕媒介，最主要是因为牠身具两性结合的功能，在满族人的传统观念中，鹊在两性结合方面，具有着某种特殊的功用（注十五）。
至于朱果的产生，可能象其为孕育人类的子宫。在我国南方有许多瓜与葫芦育子的神话广为流传，皆与生殖有密切的关连。满族在十七世纪以前曾普遍信仰萨满，萨满的职能是多样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为氏族成员求儿乞女、繁衍人丁。据V‧Diozegi介绍，居住在中北亚黑龙江地区的戈尔德人笃信，如果一个妇女不生孩子，萨满便可上天从胎儿树上取回一个胎儿魂。而这一信仰被巫术化后，便是吞果生子（注一六）。因此，佛库伦吞红果，当是受了萨满信仰这种特殊祈子方式的影响。
根据上述母系社会残痕∣生殖崇拜，山、湖之中受孕而成以及神鹊与朱果等现象来看，都与”繁衍满族后代”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把他看成是创世神话也未尝不可（注一七）。总之，神话的本身是要表现满族始祖，曾经历过不平凡的迹象致孕才降世的，这也正好说明一个民族与生俱来的自豪感与优越感，对其文化传承及族群认同有极大的影响。
三、从宗教上的观点来看《三仙女》神话
《三仙女》神话中的宗教色彩有二：一是满族原始宗教∣萨满信仰；二是受汉文化所影响的道教。萨满信仰中的禽鸟崇拜反映在神话里的神鹊衔朱果上；生殖崇拜则反映于布库里雍顺“至河，步登岸，折柳枝及蒿以为坐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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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长白恒端的金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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