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在上述事件中，导游讲述的女娲烧制泥人以及不同人种起源的神话，成功传递给了游客——小学生，他不仅记住了该神话的类型以及主要的细节（捏泥人、晾晒、烧制、调整火候的大小、不同人种的起源等），而且还能用自己的语言重新讲述。同小冯的准确表述比如“晒干”泥人、“掌握不住火候儿”“把火候调小”、把泥人“烤”黑等等不同，小学生的讲述用语是“将泥人烧干”“把火弄大”、把泥人“烫黑”，明显带着稚嫩的表述印记。可见，该神话成为了他表达自己并与他人进行交流的资源。不仅如此，他讲述的神话还成功地传递给了他的弟弟（“哥哥说的我都记到脑子里了”）。总之，这一个案例充分而生动地证明，神话主义并不一定意味着神话传承链条的中断及其生命发展阶段的终结，相反，它会经由导游的讲述而传播给游客，并可能再经游客的重述而回流进入社区。

 

　　这一结论在笔者对娲皇宫景区游客的问卷调查中也得到了证实。2015年8月7、8日两天，笔者在景区内共获得有效问卷15份。从结果来看，所有游客都承认导游的讲解有助于自己更完整、深入地了解女娲神话；绝大多数（12人）游客都表示，以后只要有合适的机会，他们都会把从导游这里了解到的女娲神话再讲述给其他人。

 

　　四、讨论与结论

 

　　本文通过娲皇宫景区的田野研究个案，细致考察了神话与神话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该个案生动地表明：旅游产业制造的神话主义往往来源于对社区内部的神话传统的挪用和加工，甚至以此为构成的根基和主体；神话主义并不一定意味着神话传承链条的中断以及其生命发展阶段的终结，相反，导游在工作中不会固守神话主义，他们会积极汲取游客传播或改编的神话，并将之重新回馈、传播到更广大范围的游客中去。另一方面——对本文的研究目的而言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经由导游的讲述而传播给游客的神话主义，会成为游客表达自己、与他人进行交流的资源，神话主义在此环节中回流进入社区，重新成为鲜活的再创造的文化资源。

 

　　通过这一个案，笔者尝试提出一种“循环的民俗生命观”，这一观念主张：民俗与“新形态的民俗”（伪民俗、民俗主义、民俗化、类民俗等）、神话与神话主义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无法截然分开和对立；民俗的生命发展阶段并非简单的直线进化，而是相互影响、彼此互动，呈现出一种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状态。

 

　　前文提到，对于伪民俗、民俗主义、民俗化等新形态的民俗，学界长期持批评的态度，将之与造假、腐蚀、抑制、疏离、僵化等特质相关联。在国际民俗学界，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不断论争，这类消极观念有所减弱，但是并未消失，最近又引发出“类民俗”的讨论。在中国社会和广大学术界，这类消极观念至今依然盛行，对“伪民俗”的批判和对“原汁原味”“原生态”民俗的执着追求，在民俗学、人类学、艺术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诸多领域仍很常见。对待神话主义，学界的态度也是一样。有不少学者认为，神话主义对于神话的“本真性”和“原生态”是一种冲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神话传统的腐化和式微。

 

　　在笔者看来，这类消极观念显露出一种本质主义的民俗观。所谓“本质主义”的民俗观，按照王杰文简明扼要的概括，“就是想当然地、固执地认为存在着某个‘本真的’传统，并把考证、界定与维护这种‘传统’作为民俗学的学术任务”[24]。对于“本真性”“原生态”的民俗的追寻和维护以及对于各种新形态的民俗的批判，正是这一观念的鲜明体现。而“循环的民俗生命观”恰好对上述本质主义的民俗观提出了挑战。在循环的生命观看来，后者将民俗与新形态的民俗、神话与神话主义截然区分甚至对立起来，强调二者之间的差异性，尽管也道出了一部分事实，但是却忽略了另一个重要维度，即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无法截然分割开来，因此，学界应当将二者同等地放置于完整的民俗生命过程中加以考察，而不应以异质性为由，将前者排斥在严肃的学术研究领域之外。

 

　　另一方面，与本质主义民俗观的简单否定态度相比，“第一手”“第二手”“第一次生命”和“第二次生命”以及“民俗过程”等观念，显然更加包容和开放，但也有进一步修正的必要。本文的研究表明，所谓“第一”与“第二”生命阶段之间是相互影响、彼此互动的，整个过程呈现出一种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状态，因此直线进化论的民俗生命观也有些片面和僵化之处。

 

　　对于民俗与新形态民俗之间的关联，不少学者已有所指出，但往往点到即止，并未加以认真论证。将二者之间的关联作为研究重点、并指出其中存在着循环关系的民俗学者相对较少，因而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美国老一代民俗学家琳达•戴格（Linda Dégh）在1984年发表的一篇讨论民俗主义的论文《文化认同的表达：新旧国家中的匈牙利人对民俗的运用》中，曾运用她所谙熟的匈牙利个案，论证民俗的循环（the circulation of folklore）过程。她认为这一循环过程有三个方面：一是民俗的研究；二是民俗的应用；三是民俗作为娱乐资源回归民众，并重新受到保护和重建，其间存在着学者、使用者、外行、创造者、小贩和消费者等的共生关系。[25]上文提到的美国民俗学者福斯特也以日本著名动画电影《千与千寻》为主要分析对象，指出尽管民俗与“类民俗”存在着区别，但是二者的生产过程彼此密切相关，今天的类民俗可能成为明天的民俗，而明天的民俗又可能成为后天创造类民俗的资源，他由此提出了“类民俗之圈”（the folkloresque circle）的概念。[26]

 

　　本文是对上述观点的呼应和支持，并从中国神话主义研究的特殊视角出发，进一步明确主张树立一种“循环的民俗生命观”。这一生命观有助于进一步破除学界和社会长期以来固守的本质主义以及直线进化论的民俗生命观，重新检视民俗与伪民俗/民俗主义/民俗化/类民俗、神话与神话主义之间既相互区别又彼此关联、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关系，从而以更开放的态度来对待新形态的民俗，并从中更深刻地洞见民俗的生命力。

 

（本文刊于《民俗研究》2017年第6期。注释省略，详情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