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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阿育王神话与南诏大理国的祖源认同
1金马碧鸡山神故事
金马碧鸡山神是大姚县北境以及盐丰、永仁一带的“土主”，其山神故事在汉晋时期的文献如《汉书·王褒传》、《后汉书·西南夷传》里多有记载。“金马碧鸡”与阿育王子封滇的故事第一次出现交集，是在元人《记古滇说集》中，三位王子化为山神，屡著灵异，雨阳疾苦祈祷辄应。长子福邦以碧鸡山为封地，谥“伏义山河清邦景帝”，次子宏德封为“灵伏雠夷滇河圣帝”，三子封为“金马名山至德景帝”，舅舅封为“大圣外祖神明天子”，各立庙受享[37]。问题是，既然本地早就有金马碧鸡山神了，为什么阿育王的儿子们还要以此为封地，并继续使用土主神的原有封号?官方封神行为的背后隐藏着区域社会历史的重大变迁——外来的佛教神祗吞并本地“土主神”，夺取其封号，导致了王子封滇故事与金马碧鸡故事的两相粘附，这事实上是印度密宗不空罥索观音信仰(Amoghapāsa Buddharāja)在南诏末年和大理国时期广行播布的直接产物。
南诏历史上共有三次针对阿育王子的封神和祭祀行为。总的来看，在金马碧鸡山敕封阿育王子与迁都、改元和征战的关系紧密，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通过共享的信仰和仪式实践，南诏统治阶层有效地维持了与东南亚佛教文化的统一性。第一次是敕封阿育王子为金马碧鸡神是在南诏第三代君主威成王盛逻皮(712年-728年)统治时期。开元二年(714年)，盛逻皮将国都从细奴罗时代的蒙舍城(今巍山古城村)迁至巄屿图城，册为“天府”;开元9年(722年)追封阿育王三子一舅，皆谥以帝号;又修建崇圣寺塔、在城中为天竺战神“摩诃迦罗”立庙，据《大灵庙记》云：“蒙氏威成王尊信摩诃迦罗大黑天神，始立庙，肖像祀之，其灵赫然。世祖以之，载在祀典。至今滇之人无问远迩，遇水旱疾疫，祷无不应者。” [38]在盛逻皮一朝，南诏开始系统地接受印度南天密宗佛教。祭祀阿育王三子一舅和崇奉大黑天神是南诏建国意识形态经历“梵化”的步骤之一。
第二次敕封金马碧鸡神是在第七代君主异牟寻(779年-808年)时期。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年)，异牟寻将国都从太和城迁至史城(今大理喜洲)，封五岳四渎，为其各立神庙，金马碧鸡神位列其中;贞元十九年(803年)建妙音寺塔，封福邦为碧鸡景帝，弘德为上甸景帝，至德为金马景帝[39];第十三代君主隆舜(877年-897年)即位的第三年(唐僖宗乾符七年，880年)再一次举行金马碧鸡神的祀典，“(隆舜)幸善阐城，仍为东京，祭阿育王子金马、碧鸡二山景帝及祀神明天子，各立庙，迁都，郊祀山川、社稷二坛于善阐东京城外”[40]。此庙明代尚存，据天启《滇志》卷16载，“府城西碧鸡山麓有碧鸡神庙，祀阿育王长子福邦逐马至此”，府城北虫山之麓则有“天子庙”，祀阿育王次子弘德[41]。
从时间上来看，金马碧鸡神在九世纪时正式进入南诏的官方祀典体系。将“有祷辄应”的地方神列入国家祀典，这是政府介入民间宗教生活的重要手段之一。地域性的金马碧鸡信仰升格为一种正统化的意识形态，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本地神对天竺神的攀附来完成的。在世隆和隆舜时期，洱海地区已有定期祭祀阿育王子的风俗，大理城北三十里处的五台峰“有骠信苴神明天子庙，称神都，首奉阿育王第二子及历代五百神王，鸡豚香火甚盛，二月二十四日绕山林会，四方来者数万人，盖为朝拜骠信也。” [42]这一信仰的背景是南诏晚期佛教及其王权体系中“印度”色彩的日渐加强，这集中体现在统治精英对南天密教阿嵯耶观音(Acārya Avalokitesvara)的崇奉上。阿嵯耶观音是天竺不空罥索观音信仰的主尊造像，现今文献中对于阿嵯耶观音的记载几乎都与隆舜有关。隆舜为世子时即在巍山掘得阿嵯耶金像;登基后又据“阿嵯耶”之名而改国号为“嵯耶”，自命“摩诃罗嵯”(Mahārājah)，梵语意为“众王之王”，又号“骠信”，为缅甸语之“国王”意。《南诏图传》第七化绘有隆舜接受阿阇梨灌顶仪式、化身成为阿嵯耶观音的场景。该段图像的榜题【摩诃罗嵯土轮王担界谦贱四方请为一家】明确地揭示出隆舜以“轮王”自居。由于阿育王是佛教史上第一位“转轮王”，隆舜以“土轮王”自居并继承转轮王传统(Cakravartin)，很可能是取效法阿育王之意[43]。隆舜之子、南诏末代君主舜化贞更是在全国范围内访求阿嵯耶事迹，正式将这位天竺观音认定为“建国圣源”[44]，为佛教王权寻求到来自佛国的起点。南诏晚期的阿育王崇拜既是印度佛教信仰走向本地民间的结果，又是区域社会进一步整合到东南亚佛教大传统中的动态过程。在南诏末年建国意识形态的全面梵化之下，滇西北民间的金马碧鸡山神最终与天竺阿育王子合二为一，正式获得了“阿育王子金马、碧鸡二山景帝”的官方封号。
更重要的是，敕封阿育王之子为本地山神，这也揭示出异域的佛教神祗在南诏领土扩张中所扮演的先锋角色。从地域上来看，汉晋时期金马碧鸡山的位置在南诏国都东面的姚州、会理一带，唐麟德元年(664年)姚州始设都督府，府治弄栋城。唐初在此置镇七所，遣蜀兵防守，此地居民以“白蛮”为主(《蛮书》称“弄栋蛮”)，除此之外还有“王杨赵李”四姓，为汉族移民和戍边军士的后裔。八世纪初，姚州成为南诏与唐朝拉锯战的主战场之一， 阁罗凤即位之后的第三年(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南诏完成了对姚州的彻底占领，居民尽被迁出，旧城废毁，南诏在此重新修建弄栋城，据《蛮书》的记载，这一时期整个姚州“悉无汉人，姚州百姓陷蛮者，皆被移隶远处”[45]。可以看到，随着南诏乌蛮以武力征服姚州白蛮，以阿育王后裔为代表的天竺神祗也完成了对白蛮土主“金马碧鸡神”的吞并，最终将其纳入佛教神谱之中。至迟在九世纪中叶，该地自汉代以来的金马碧鸡传说就再也不复以独立形态见诸史册，而成为阿育王故事的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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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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