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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三年，因为母亲的状态，我不时也翻阅些医学书籍。见过母亲，知道母亲状态的亲友都对能说会道、殷勤待人，做得一手好菜的母亲表现出极大的关切。不少朋友直接问我，“你都是搞民俗学的，还不知道些偏方吗？”或者说，“找个懂的人给看看！”这些善意的质问与建议，更让我彻夜难眠。作为儿子，作为有一定所谓民俗学专业知识的我能为病态的母亲做些什么？
亲友们所言的“懂的人”就是在传统文化氛围仍然浓厚的乡里人们病急乱投医的境况下能看虚病的巫医。在我的专业研究中，十多年来我研究的“乡土宗教”有相当一部分都与巫医、巫婆神汉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因为地缘的关系，对老家的巫医我认识不多，但在华北乡间结识的巫医真的不少。近两年，每次外出做田野调查，面对与母亲一样慈祥、善良也被乡民视为救命稻草，从而寄予无穷希望的香头，面对神案前袅袅升起的香烟和燃烧的黄裱纸，我脑海里浮现的都是母亲花白的头发和她病态发作时不能自控的惨状。是给母亲求炷香，还是不求就像毒蛇一样吞噬着我的心灵。我究竟在矛盾什么呢？是如同我经常批评只看钱不看人，更不关心病人情感的西医那样，我实际上也不相信这些以香火为表征的“邪门歪道”、“愚昧”与“迷信”？还是因为我顾及自己所谓的老师、研究者的身份，而担心随行的同行和学生的耻笑？我自己究竟有着怎样的文化归属与认同？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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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产经》 2012年第12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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