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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愿意与同样贫穷的父亲结婚，主要是因为看上了父亲多读过几年书。因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也因为与计划经济相匹配的户口制度、农民与非农民的阶级分野和改革开放后高考制度恢复的社会事实，与直到20世纪晚期的绝大多数中国农民的人生理想一样，让我们几个孩子读书，从而脱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给牛当老子”的农民生活，是父母共同的愿望，更是作为文盲的母亲的人生理想。儿时，每当离家上学时，母亲都会在耳旁叮咛：“娃子，妈这辈子没出息，都是因为没读过书，不是因为妈不读，是你外爷外婆送不起，所以才这样做牛做马。只要你们好好读书，将来不像妈这样做牛做马，天天被太阳晒，妈累死也值！”至今，回想起这些话，我也是泪流满面。要我们几个孩子有出息是母亲最大的理想，也是她生命的支点。而对没有走出过山窝窝的文盲农民母亲而言，能够有出息的唯一出路，就是读书。她深知，读过书有“文化”的人能够天天待在阴凉房子里，不用起早贪黑地拿锄头、扶犁头、不用汗滴禾下土，就可以拿着粮食折子买到便宜的大米白面，还受农民尊敬、仰慕。只有读书，考上学，才能过上吃“皇粮”，才能脱离她一辈子的苦命。这是儿时母亲一直灌输给我们的观念。
因为读过书的父亲和没读过书的母亲有着这样共同的认识和奋斗目标，我们姐弟四个才都能上学。相应地，自小就目睹父母起早贪黑劳作的我们，在外读书没有哪一个敢有半点偷懒。反之，因为我们姐弟成绩优异，父母更加辛苦劳作。由于他们善于计划，又勤劳，虽然劳动力远远少于左邻右舍，可地里的庄稼却总比别人家长得好。当看到我们先后考上学校，并明显能够在外工作，不必像他们那样劳作辛酸时，勤劳的母亲依旧是一如既往地劳作。直至我们都参加了工作，父母仍然舍不得家中的土地，坚持种地，希望能给我们多拿米面粮油鲜肉，免得我们在外花钱购买。直到十年前，当侄女毛毛要上幼儿园时，父母才离开土地，到绵阳城帮着照看接送毛毛。随后，2006年，珠儿出生时，母亲彻底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四川，来到北京。
可是，在我们子女遵循双亲的愿望在土地之外讨到生活，并过上他们眼中也是乡里乡亲羡慕的“好日子”时，在他们将自己的孙女、孙儿精心照看大时，为什么母亲却越来越觉得自己不能干，活得没有意义，以至最后怀疑她自己早年累死累活地送我们读书读错了，怀疑我们这些儿女都看不起她，在整她，谋害她呢？并最终逼迫我们这些在亲友们眼里很是孝顺的儿女亲自将她送往精神病院？真的是我们兄弟姐妹做得不好而伤了母亲的心？
扪心自问，应该不是这样。从五六岁起，我们姐弟四个没有一个早上睡过懒觉。农忙假时，我们也总是和父母一样，几乎干同样长时间的农活，而且还尽可能邀请关系好的同学帮着干。哥在上高中时，晚上下了自习后，摸黑骑二十多里山路的自行车赶回家干活，一早再披星戴月地赶回学校上早自习，都是常事。我工作后，因为离家近，同样有着类似的经历。在学校读书，也没有让父母为我们操任何心。我读初中时，在区政府所在地的重点中学每个月都会给学生包一场电影。三年时间里，年少的我一次也没有去看过。不是不想看，而是觉得看了就是在浪费时间，对不起在地里劳作的双亲。初中一年级时，我得了“三好学生”奖励的四元钱，给父亲买了两瓶酒，给祖母买了条烟。八九岁的妹妹每天放学回家从不在路上玩耍，径直回家后，先是打猪草，然后是做饭。早上也是早早起来，将饭给在田地里干活的父母煮好后再出发上学。很早就工作的大姐从来没为自己着想过，她同姐夫一道将大部分精力时间都用来帮着父母养育我们几个弟妹。所有这些都是众亲友感慨称颂的事实。当我们全都工作后，逢年过节，无论父母在那里，我们姐弟都想方设法地前往团聚、陪伴他们，实在不能去，电话就早早地打去了。母亲在北京这几年，我只要回到家，无论在外多累，都尽量不让母亲洗锅刷碗，尽可能地抽时间陪她说说话，聊聊老家的人和事，也总是告诫妻子对能干的母亲说话做事尽可能周到细腻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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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产经》 2012年第12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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