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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初期出现的“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争论在中国民间文学史上可谓影响深远，但近年来的学术史反思中，甚少被提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田野作业作为科学方法统合了“采风”“采录”“整理”等。而之前对于“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回顾与考量，大多将历史语境悬空，以田野作业的理论范式反思新中国初期的民间文学基本问题与基本话语；再加上当下的学科分野，民间文学之文学与民俗学研究被置于两条通道，他们之间的区隔越来越大，而且我们至今没有对“整理”从学科意义上予以阐述和界定。这种悬置与区隔使得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现代民间文学兴起之时“文学”与“学术”的一体化，以及20世纪30年代文学大众化、40年代解放区的通俗化实践对民间文学的形塑。对于新中国初期出现的民间文学记录、整理的争论，我们只有将其还原到20世纪初期至60年代民间文学发展的历史逻辑，才能理解采风与民间文学搜集之间的承续与内在思想的嬗变，也才能使得对搜集整理问题的讨论不再停滞在原点，并更好地总结民间文学的本土话语，进而推进民间文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关键词：采风；搜集；整理；文艺大众化；通俗化实践
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今北京）召开。会上周扬代表解放区做了《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提到“解放区文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和自己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血肉关系”。1949年7月14日，第一次文代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章程》“总纲”部分第四条第三项提到：“积极帮助并指导全国各地区群众文艺活动，使新的文学艺术在工厂、农村、部队中更普遍更深入的[地]开展，并培养群众中新的文艺力量。”虽然没有出现民间文学一词，但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之后抗日根据地、解放区文艺的发展来看，民间文艺被囊括于群众文艺之中，而且新中国初期民间文艺的发展基本遵循了这一思想，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以下简称“民研会”）也是遵循这一《章程》成立。1950年，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周扬、郭沫若、老舍发表了讲话。他们的讲话基本确定了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的范畴、目的，既有的对民间文学学术史之研究对此已有较多论述。但在大多数论述中，主要强调周扬“今后通过对中国民间文艺的采集、整理、分析、批判、研究，为新中国新文化创作出更优秀的更丰富的民间文艺作品来”，而较少关注郭沫若在讲话中所提及的，“钟敬文先生是民间文艺的研究家，老舍先生是民间文艺的写作家”，对于民间文艺，“不仅要收集、保存、研究和学习民间文艺，而且要给以改进和加工，使之发展成新民主主义的新文艺”。老舍作为通俗文艺创作者，更是进一步提出“自从对日抗战以来，我就用心学习模拟民间文艺，可是直到今天还没有写成一篇像样的，足见不大老容易”。从周扬、郭沫若、老舍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民间文艺与通俗文艺交织在一起，在新的人民文学的构建中，除了反映新社会的作家创作外，通俗文艺、民间文学也备受关注，“迈进文学艺术的‘大雅之堂’”；中国共产党在文艺上重视对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保存、传播。新中国初期民间文学的发展基本沿袭了这一思路，尤其是搜集整理，成为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在当时研究者及之后学者中引起较大争论的话题，更是直接影响当下民间文学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重新思考与讨论。但当我们回溯这一问题时，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而是需要对历史进行还原性的理解，同时也应将其置于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长河中进行论述。
一、“怎样搜集、整理”：讨论的核心
对这一时期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的讨论最集中的呈现就是196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第一集。当然在民研会1962—1964年间编纂的九集《民间文学参考资料》（以下简称“《资料》”）中也有专文论述故事、传说文本是如何整理、写定的及对搜集整理问题的讨论，《资料》对于民间文学文本写定过程、问题争论的保存、论述为我们当下学术史研究留存了宝贵资料。在回顾新中国初期民间文学发展及其研究中，研究者对于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也有谈及，其中特别需要提及的是陈子艾《民间文学搜集工作四十年》一文。她以1958年为节点，将1949—1966年的民间文学划分为两个时期，对不同时期以学术争论或重点事件为中心进行梳理。她在梳理中对1949-1966年民间文学争论问题的总结引起笔者的进一步思考，希冀沿着她的思路深化其所讨论的问题。
这一时期有关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讨论中，涉及搜集内容、搜集方法等，但最后均可归结于记录和整理，其关键就是：是否需要忠实于口头讲述，即一字不移的记录；是否可以对民间文学作品的思想、情节、结构、语言等进行修改。对于有关忠实记录以及民间文学作品整理的争论，大家提及最多的就是：刘守华与李岳南就选入初中文学课本的《牛郎织女》之情节改编、语言表述展开的讨论；刘魁立与董均伦、江源有关“记什么？如何记？如何编辑民间文学作品”的争论及由此引发的朱宜初、巫瑞书、陶阳、李星华和当时各地参与民间文艺搜集者的讨论；另外则是有关张士杰所搜集整理的义和团故事，对肖甘牛搜集、整理、改编的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看法等。后世学者在对这段学术史及搜集整理问题进行回顾与讨论时，他们的思考与观点主要可归结为：一是立足于当下民间文学研究的不同学科范式，聚焦于民俗学、文学的不同立场；二是执着于民间文学的学科体系，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和搜集整理视为社会群众运动，可否将其纳入民间文学研究成为多年来讨论的关键，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新中国初期民间文学的采录不符合科学规范。三是从当下的民间文学研究考量当时民间文学采录中有关科学资料本和普及读物的分野。这些研究甚少从中国传统采风思想如何在歌谣运动之后逐步内化到民间文学的发展中进行梳理，另外也没有将文学大众化和解放区的通俗化实践纳入思考。基于此，笔者希望通过对1950年开始兴起的有关“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讨论细节、脉络的呈现，让学界更多了解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更希望将其纳入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中国文学学术史中予以整体观照。
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纳入国家文化建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以下简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文学艺术部分提到了“应该加强对艺人的团结和教育，充分地采用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地方和民间的文艺形式，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文艺活动”，“发掘和研究民族地区的各种优秀的民间文艺，保持其民族形式，加以推广和发扬”。同时，民间文学也被纳入高等教育体系，赵景深、曹觉民、钟敬文、罗永麟分别在复旦大学、兰州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震旦大学开设民间文学课程，并编撰讲义，出版教材，主要就是阐述民间文学新的内涵、范围是什么，它是否直接等同于人民文学或工农兵文艺，这些问题最后都归结于民间文学的文本，即什么样的文学文本是民间文学。而文本的生成，主要与搜集整理有关，因此，我们看到这一时期民间文学领域讨论最多的就是搜集整理，并且从1950年开始，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就已初露端倪。以前对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的学术史梳理，较少从1950年论起，所以笔者在此对其内容进行较为详细的论述。1950年，钟敬文在《民间文艺新论集（初编）》中收录了何其芳、李束为、王亚平及他本人有关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文章，四篇都涉及“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问题。其中，何其芳和钟敬文的观点较多相似之处，只是何其芳从尊重老百姓和他们的作品出发，提倡忠实记录（包括拉丁记音和方言注释），指出在写定过程中字句不能随意改动增删，“若系自己改写，那就不能算是道地的民间文学，而是我们根据民间文学题材写成的自己的作品了”。钟敬文则是通过回顾古今民间文学发展史，注重民间文学的多学科知识基础，重在强调搜集和整理的方法和技巧。在忠实记录方面，他除了强调拉丁记音等科学性技巧外，还提出记录要忠实于民众活的语言，“搜集、记录口头文学，是一件学问上的工作”，“一切记录的文字，要尽量保存原来的口吻（除了我们有意去改变它或者再创作）”。当然在论述中，他也意识到“对于它的搜集、记录的工作，今后在新的政治文化的情况下更加显出重要性，同时对于它的认识和工作方式等也需要加深和改进”。李束为则认为“这些经过采集与整理出来的民间故事，（或说略加提高的故事），比起原来在群众中流传的未经整理的故事所起的影响大多了”；在采录工作中，“作一个忠实的记录员，讲故事的人怎样讲，就要怎样记。忠实的记录，就是为要保持民间故事的形象的、生动活泼的、精炼的语言”，“整理民间故事应以正确的观点加以分析，作为取舍和修改的根据”。王亚平对于民间歌曲的搜集和研究本着“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神，甄选“那些是有音乐艺术性的？该发扬的？那[哪]些是不健康的、有封建毒素的？该扬弃的、改造的？”希冀在对民间歌曲改造的基础上，创造新的人民的音乐或新歌舞剧。从他们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了对于民间文学记录和整理的不同思考，他们有相同之处，比如何其芳和钟敬文对于拉丁记音和以地域、民族、历史文化知识阐释文本，钟敬文与李束为对忠实记录中民众口头语言保存的重视。但我们更看到了李束为、王亚平对“提高”后的民间故事、民歌影响力的肯定及在《讲话》影响下形成的民间文学“精华—糟粕”观，后来这些也成为搜集、记录，尤其是民间文学文本写定过程中争论的核心。而《民间文艺集刊》刊发的马可、许直、孙绍有关民歌采录的文章，其讨论也涉及了搜集方法，其中马可、许直是对少数民族民歌的采录，他们提及了民歌翻译、忠实记录歌词和曲谱，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马可在《谈谈采录少数民族音乐》中提到的：
我以为，作为介绍各兄弟民族的优秀民歌，使得一般群众都能得到咏唱的机会，是不妨译配上若干首，并在群众中推广的，而的确在你们搜集的材料中是有不少值得推荐的好歌（有几首维、哈族的革命民歌在词曲方面都是很好的），但是作为一般研究性的资料，似乎并不必要把每一首都煞费苦心的[地]加以译配……
从中我们看到了，马可将民歌记录分为推广和学术资料两类，这与之后进行的通俗读物、学术资料的区隔相同，也是在目前笔者所见文献中较早提出这一理念的。由于译配歌词难度大，再加上翻译会改变对原民歌记录的“忠实”，马可不建议将民族语翻译成汉语。这些虽然没有形成争论，但也可看到在采录什么、如何记录问题上所出现的差异与分歧。《民间文学》创刊号《稿约》中提到刊物欢迎各民族人民的民间文学作品，关于民间文学作品的研究和评论，关于搜集、整理和改编工作的经验介绍及讨论，以民间文学形式写的优秀创作等。从《稿约》可以看到，当时民间文学的范畴，正如《章程》及民研会成立时周扬、郭沫若、老舍的发言中所提及的，涵括通俗文艺，这造成了民间文学范围无限扩大，这一问题很快就引起民间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即有关民间文学范围和界限的讨论，其讨论同样指向民间文学的整理、改编。因此，这一时期搜集、整理、改编逐渐成为民间文学文本形成及民间文学研究的关键问题。倡议对搜集整理进行讨论缘起于《民间文学》1956年8月号发表的社论《民间文学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篇社论结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强调在民间文学领域需要讨论的问题之一就是“关于民间文学作品的整理和改编”，这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学的需要。这篇社论提到了忠实记录是民间文学搜集和研究的重要前提，“以庸俗社会学的观点修改民间文学作品，把整理民间文学作品和创作混淆……使读者欣赏不到真正的民间创作，也毁坏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历史的生动记录；对民间文学的学术研究工作说来，提供了一堆毫无科学价值的不可靠的采录”。这篇社论可以说对之后民间文学采录和整理的讨论起到纲领性作用。刘守华与李岳南围绕初中文学教科书中收录的《牛郎织女》的争论，虽然彼此进行了回应，但他们讨论的问题并不对等。刘守华认为收入教科书的《牛郎织女》貌似丰富了故事情节，但影响了民间故事的艺术性，并在文中提及了当时肖甘牛等人的搜集记录的问题，可见作者将这一问题置于共识性层面分析；李岳南则回应心理描写并不是判断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标准。显然两人并没有在同一层面展开讨论。真正形成争论的就是刘魁立与董均伦、江源就“记什么、如何记”和民间文学作品是否可以编辑整理。在争论中，刘魁立以在苏联学习民间文学的理论作为支撑，主要借鉴苏联民间文学领域历史主义等理论，对国内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提出了异议。这一话题在当时掀起热议，而且民间文学领域参与者众多，如陈玮君、思苏、丁雅、李林、刘金、刘波、蔚刚、星火、陶阳、王殿、张士杰等，这些人中张士杰就是因为参与民间文学搜集加入民间文学研究者的行列。在讨论中，除极个别研究者外，都认可民间文学具有文学及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不同价值，搜集者应尽力全面搜集。采录则都赞同忠实记录，只是其并不等同于“一字不动”，最后，这一问题的争论就落在“整理”上。这也是之后长期影响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对于持整理就会影响民间文学科学性观点的研究者，大多反驳者都强调其对中国民间文学采录不了解。而对于整理，当时的研究者在反复讨论中大致可归纳为两个观点，即整理包含再创作和整理不包含再创作，但都认为民间文学记录为文本需要整理。正如陶阳所言：“所谓‘整理’，是把流传在口头的民间故事，用文字将它固定下来，也就是从口传到文字的一个有别于一般创作的特殊的写定过程。”这与中国长期以来的书写传统有关，也就是民间文学虽然是口头流传，但在保存中一般将其转化为书写文本。中国与西方有较大不同，就是有大量古籍传世，在笔记、小说及史书中保存了丰富的民间文学作品，也就是中国的民间文学很多依赖文字流传，故王殿认为：
民间文学工作中根本不存在加工整理，（对“加工”“整理”之理解应该是广义的，除改写外都应列入“加工”“整理”之范围。）是不符合民间文学的实际情况的，是否认历史、否认现实的。我敢说在地球上没有不经过加工整理就出版或发表的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现在，保存下来的历代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没有一篇不是经过文人记录和加工整理的……
可见，“整理”对于大多研究者而言，只是将民间文学从口传形态转化为书面形态，是民间文学文本的写定过程，但并未对其进行明确的界定，更未进行细分。这一理念是中国传统“采风”的接续。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密切，其担负着“满足人民群众的娱乐的需要，用劳动人民自己的文艺创作帮助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同时也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研究者也认为，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方法可视“材料的性质和读者对象不同”同时并存，人民口头文学理论和民俗、历史等研究是综合为一体的。其实这与韦大列（Guido Amedeo Vitale）在《北京的歌谣》中所言一致，即：“第一得到别处不易见的字或短语；第二明白懂得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状况和详情；第三觉得真的诗歌可从中国平民的歌找出。”现代民间文学兴起之时将韦大列对歌谣的理解归纳为“文学”和“学术”，两者的分野逐渐为后世学者关注，这也形成了对搜集整理问题的争论起因之一。20世纪60年代中期，学术争论因为社会形势的改变而停止，但是这一话题并未消失。
20世纪80年代，民俗学恢复后，这一话题在新的语境中继续发酵。正如祁连休、冯志华在《民间故事十家》“前言”所述：
回顾四十年来我国的民间文学事业，就会遇到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这就是民间文学界对“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的意见分歧。三十多年来，人们不断进行争论，至今仍未统一。它给我国民间文学带来了困扰，对我们的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和工作实践也都产生了不大不小的影响。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民间文学领域吸纳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将“社会科学化”视为民间文学研究的“创新”。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田野作业逐步代替“采风”“采录”“写定”“整理”“记录”“重述”等话语，曾经展开的有关搜集整理、改编、改写的讨论被笼统带过，更遑论对上述话语概念、写作实践进行探求与讨论。采风与田野作业成为非科学/整理与科学/实证的两端，但是在学术进展中，田野作业的研究方法并没有推进民间文学的研究，相反，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民间文学越来越偏离于本体研究。面对这一问题，学者从文本—语境、内部—外部研究中进行了诸多探索，但是并未解决其本质问题。而且，大多讨论将历史语境悬空，以当下田野作业的理论考量或反思新中国初期的民间文学，将其简单归纳为民俗学和文学不同的学科范式。但最后两个学科都质疑民间文学研究的合理性。这些讨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现代民间文学虽然兴起于歌谣运动，但其发展无法跃过30年代文学大众化、40年代解放区的通俗化实践，更没有注意民间文学在新中国初期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即民间文艺被纳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群众创作被鼓励，国家希冀“从各民族自己固有的文学艺术推陈出新，发展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新文艺”，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在这样的发展脉络中，现代民间文艺的搜集并未与采风等传统的民间文艺思想发生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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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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