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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巧晖]采风与搜集的交融与变奏:以新中国初期“忠实记录、慎重整理”讨论为中心
  作者:毛巧晖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2-09-22 | 点击数:6476
 

  三、通俗化实践:文化与大众的联结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史上具有明显论争性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在“文艺大众化运动”与“通俗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中,民间文学出现了多元化发展的势头。一方面,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原本在田野中“鲜活存在”的文学样态,被“征集”“固定”为文本,在书斋中进行考据、溯源与比较;另一方面,则是为文艺提供具有民族特性的新样本,构建适应现代发展的新文艺。此外,由于乡建运动、新生活运动等社会改造运动的发展与推进,学人意识到民间文学在推行“大众文艺”与“通俗文艺”时所拥有的“文化能量”,开始注重和加强对它的利用与改造。对于民间文学从“形式”到“内容”的利用与改造,尤其在“文艺大众化运动”与“通俗文艺运动”中“大众文学”“平民文学”“通俗文学”等都积极运用民间文学形式,促使“大众化”“通俗化”在文学创作实践中落地生根,并由此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特殊的艺术审美规范。

  以往论者往往着眼于这一时期的文艺发展,讨论革命对文艺的建构;民间文学领域则较少将其视为民间文学文本,但亦有例外,如20世纪60年代搜集整理论争中,刘波就认为,这些文本“虽然不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却是民间文学科学的研究对象”。这样的理解与约翰·麦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和劳里·杭柯(Lauri Honko)等对史诗文本的理解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些文本如果纳入作家文学研究范畴,经常会忽略“歌谣也是情感的产物”,更不会探究其“更为真挚、热烈、率真”的情感,至于其社会功能与文本生成过程及所蕴含与呈现的民众记忆更是被遮蔽。所以,只有将其纳入民间文学研究才能更好理解这些文本,同时也才能清晰呈现新中国初期民间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演化与基本话语之嬗变。

  20世纪30年代,为了实现“科学救国”“启蒙大众”等目标,学人纷纷将目光投向民间文艺形式,如在“文艺大众化问题座谈会”上,洪灵菲在发言中提出:“一方面利用旧的,大众所理解的形式,以后不断地进行发展新的,写进步的意识,和斗争的生活,不为享乐而著作,要鼓励并组织群众。”这一观点与顾颉刚在《科学救国大鼓书序》中希望能够借助鼓词之形式“编制新词”,“付给善歌的伶工演唱”,最终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的设想颇为相似。然而在“文艺大众化运动”中,“大众文艺”的实践并不十分成功,仍然残留着诸多旧式的言说习惯与言说姿态,停留在对民间文学形式的借用和移植的表层。最典型的就是通俗读物编刊社大规模出版借用民间文艺形式的读物。他们基于“唤起下层民众之民族意识,鼓励抵抗之精神,激发向上之意志,灌输现代之常识”的办社目的,在具体实施中,“采用旧形式而充实以新内容”,并进一步提出“旧瓶装新酒”的文艺策略。但这毕竟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企盼,具体实践过程中依然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不被认可及难以调和之处。这就会出现向林冰所言的“由‘实用’主义的无原则的利用观点,导出对于旧形式的投降,对于低级趣味的迎合”。20世纪40年代,随着政治精英的介入,文艺通俗化实践成为连接知识分子与大众的纽带。

  1929年12月,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规定了由“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倡“民族形式”,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42年,在《讲话》中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革命的文艺运动”中,利用和改造处于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方面的不足。《讲话》将“大众化”阐释为“就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这一思想在文艺领域引发了强烈反响。

  一方面是像赵树理等,他们在吸纳鼓书、民间故事、快板等民间文艺样式基础上所进行的创作实践。赵树理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提倡给农民写东西,倡导文人写作要通俗化,他的思想与通俗读物编刊社相似。他在担任《黄河日报》副刊《山地》和《人民报》副刊《大家干》及《中国人》的编辑中,运用民间文艺形式、内容进行创作,“同时还进行了大胆的形式创新”,并“进行‘文体挪用’的形式实验”,他用“五更调”写抗日散文《五更录》,用快板写战地新闻等,而且他的作品是既可阅读,又能讲唱。正如他本人所说:“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的人听的。”新中国成立初期,赵树理对田间叙事长诗《赶车传》,袁静、孔厥小说《新儿女英雄传》的改编引起极大反响,“《石不烂赶车》对新诗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也可以说是一个启发”。后来随着《说说唱唱》停刊,类似的文学创作或改写民间文学的作品逐步在新创刊的《民间文学》刊发。再加上当时开始用“人民口头创作”代替民间文学,这一部分内容自然就归入民间文学范畴,这可能也是引起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讨论的一个原因。赵树理这种突破书面与口头边界的创作,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领域延续了这一脉络,像前文提及的董均伦、江源夫妇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只是民间文学领域对这一话题并未进行讨论。

  另一方面是文艺工作者对民间文艺进行搜集、整理、编选、改写等,如熊塞声回忆:

  我们每到一处,都利用空闲时间访问民间艺人和秧歌爱好者,一边请他们对我们的演出提意见,一边请他们教我们唱民歌、跳秧歌舞。他们唱,我们中间会音乐的人就把曲谱记下来,不懂曲谱的就记歌词。有时,听到有人讲故事,也要设法把故事记录下来。这样,在这次演出中,我们学到了上百首民歌,搜集到很多故事、传说和童话。

  他们搜集民间文艺,编辑成册,如鲁迅文学艺术研究院编《陕北民歌选》、东北文协文工团编《蒙古民歌集》、张友编《水推长城》等。首先是他们直接向民众搜集;其次则是他们注重对革命故事、新民歌的采录;再次则是注重选录,如《陕北民歌选》所言,“入选的民歌,便要求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有可取之处”,“对于流传的故事,一定要根据是否对人民有利,是不是真正民间的故事,加以取舍”。这种编选思想践行了《讲话》在民间文艺领域所提出的“精华—糟粕”观;而且在当时的表述中提及民间故事的“改写”,“一个故事可找几个人讲,然后加以研究,改写,改正不正确的部份使其正确,再传播开”。在这一时期的民间文艺搜集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搜集整理的问题已经萌生,但因为当时更看重的是“文本”对于革命宣传、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传播的意义,所以在当时相关论述中一再强调“民间语汇”“生动明确的群众语言”等,注重民间文艺的审美和教化功能,并未有人提及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改写、编选等引发的问题。这一是因为此种做法也是沿袭了采风传统,在当时知识人中具有一定共识;另外则因当时主要强调与强化民间文艺的社会功能。

  相关论述中反复提及的运用民众的语言,保留民间文学的特色,其实从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开始就有谈到(前文已有论述),最初这种模糊的表述所造成的分歧还停留在对基于民间文艺作品的改编、创作或者解放区的通俗化实践,如对赵树理创作的态度与评价。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民间文学越来越引起各界研究者关注,对于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改编语言的模糊表述,及对基于民间文艺形式创作的文本的评价,在搜集整理问题的讨论中深化、发酵,但是由于参与讨论者在问题表述中的错位及后来受到社会政治因素影响停滞,使得对于民间文学“整理”问题并未进行细分,讨论亦未深化,即:

  “整理”在实践中显示了很大的弹性。多少年来,人们(作者、编辑们)实际上把重述、改写、编著、创作等都囊括到“整理”中去,缺乏科学的标准和严格的要求,往往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其结果同样引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同时在民间文学领域,像中国文学领域对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文艺观念的整合一样,20世纪初期兴起的民间文学研究要与延安时期形成的民间文艺“精华—糟粕”观统合。在民间文学研究中,两者在协调、整合中,20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的一些分歧越发凸显,其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民间文学的利用、改造以及改写、推广,即如何实现“来自民间,又回到民间”。

  四、结语

  新中国成立后,以建构“新的人民的文艺”为政治远景与文化构想,纳入国家工程的民间文学加入其中,但在民间文学的构拟中,无论是承继20世纪初期的研究思想,还是30年代开始,至40年代逐步形成的民间文学整理改编理念,他们的共性被逐渐忽视,在具体实践中的差异被放大。尤其在学术史回顾中,更是站在当下学科立场对其进行“二元”分割,忽略了当时郭沫若、毛星、贾芝、朱宜初、刘波、陶阳等都提到的民间文学建设实际上包括这两个层面,其中,学者们从学术立场出发对“整理”所做的分析尤为重要。当然任何学术都无法悬置当时的历史语境,所以我们要回到历史现场,特别是1958年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讨论“如何加强民间文学的工作,以便跟上生产跃进和群众创作的发展,使民间文学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确立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工作方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整理被确定为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话语,并且之后一直影响民间文学的研究与具体实践工作。但我们至今没有“对‘整理’这个民间文艺学术语作科学的解释和明确的界定”,也没有对其内涵与规定性进行阐述,再加上“整理”的学术内涵与我们当下“田野作业”话语表述的维度有差异,使得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总是在兜兜转转中迂回,期冀今后基于学术史的反思,能对这一问题有所推进与深化。

  (原文来源:《民俗研究》2022年第5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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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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