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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利慧]《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总论
  作者:杨利慧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6-03-27 | 点击数:16151
 

  四、讲述人的神话观是复杂多样的,神话并不一定被视为“神圣的叙事”

  讲述神话的人们是如何看待、理解神话的呢?也就是说,他们具有怎样的神话观呢?这个问题在以往的学术史上较少被讨论。本研究发现:不同的讲述人往往具有不同的神话观。李红武对同一地区的三位讲述人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有的讲述人将神话视为远古的历史,认为人们之所以把历史事件神化,是因为人们对亘古历史的想象和夸张,是对历史的曲解;有的则认为,神话讲述的内容是曾有的事实:在远古的过去确实发生过洪水滔天、女娲用泥巴创造了人类的事情;而在有的讲述人看来,神话无非是一些不可见也不可信的、神乎其神的故事,是人们闲时消遣的工具而已(第三章)。

  由此观之,神话学界流行的所谓“神话具有神圣性”的观点,不一定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对此,笔者已经撰文进行过集中的反思与批评,[74]这里再稍作一些补充。我以为:尽管神话的发生也许与人类对超自然的信仰相关(其实这一点仍然有待充分证明),但是神话在后来实际生活中呈现出的讲述和传承情形却十分复杂。如果我们把学者们的各种界定和争议暂时“悬置”起来,转向把目光投向现实生活,转向一个个传承和重塑神话传统的讲述主体,在神话生存和传承的具体语境中,考察讲述者们对于神话所持的实际态度,我们就不难发现:神话的讲述场合,不一定完全是在仪式的场合下;人们对于神话的信仰程度,实际上也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并不存在均质的讲述人群体和统一的信仰程度。笔者在1993——2008年间对河南、河北和甘肃等地的女娲神话和信仰进行田野考察时发现:尽管许多神话是在庙会的场合下被讲述的,但也有人在家庭日常生活的语境中讲述神话;而且,即使一些讲述人去女娲庙祭拜女娲,但是问到他们是否相信女娲神话是远古真实发生过的事实,答案却很不一样。有人毫不犹豫地说“相信”,有人半信半疑,有人却明确回答:“那怎么可能呢!”人们讲述神话,可能是为了表达自己对神灵和祖先的信仰,或者展示自己有关远古的知识,或者只是为了娱乐。在那些缺乏相关神庙的地方,神话的讲述更倾向于是为了娱乐和传统知识教育的目的。李红武在陕西安康地区的个案研究也发现,讲述人的神话观是有差异的,有人将神话视为真实可信的历史事件,也有人把神话看作是神乎其神的、不可信的、可以随时随地演述的故事;在一般民众那里,情形也大致相似:一方面,当地民众逢年过节以及每月初一、十五的时候,要去伏羲庙、女娲庙烧香祈愿,表达他们对伏羲、女娲的信仰;另一方面,“当地在演述关于伏羲、女娲的神话故事的时候,无论在演述内容,演述场合上还是神话传承上,神话演述都不是一种神秘的行为,而成为一种大众共享的娱乐方式。” “当地民众口头流传着很多神话,但是这些神话只是保留了神话的某些因素,比如神话人物、故事情节等,而且在当地民众的口头演述中,并没有邓迪斯所谓的‘神圣性”,甚至还出现了许多戏谑的成分”(第三章)。而根据仝云丽2004年对河南淮阳人祖庙会的田野调查,虽然庙会上不少会讲述人祖神话、演唱与人祖有关的“经歌”的人都信仰人祖,而一位读过书、会生动地讲述人祖兄妹婚神话的老人,在神话的结尾则说:“这是胡扯大扒连”,认为伏羲、女娲兄妹成亲的神话故事包含有后人杜撰的成分,玄虚而不可靠(第五章)。我于2005年曾在这位老人的家中(并非仪式的场合)再次听他讲述了兄妹婚神话,当他说到滚磨成亲、抟土造人的情节时,连说“不足为凭,不足为凭”。[75]张霞在研究魏大爷的讲述态度时发现:魏大爷在讲述“伏羲姊妹制人烟”的时候,态度是非常轻松的,讲到好笑处时常轻轻地笑起来。“这种调侃的讲述风格把神话讲述理论上有的庄严气氛消释于无形。这一方面说明,在司鼔村,在笔者搜集这个神话的时候,神话讲述的情境不同于民族志上经常记录的以神话来追溯某个宗族、部落历史的庄严场合,老人的笑声很好地说明了他并不把古老的事件当真,而是仅仅在讲述一个未必真有的‘故事’而已。从老人在故事细节上下的功夫也可以看出他这种态度。他在种葫芦、找葫芦花、乌龟做媒、妹打乌龟等情节上使用了大量的描述性语言。尤其是乌龟做媒一段,乌龟被描述成一个厚脸皮的形象,而且用来影射现实中的媒婆。这样使得整个神话充满生活情趣,缺乏神圣的讲述风格,而近似于一个生活故事。”(第二章)

  因此,将“神话”僵硬地界定为“神圣的叙事”并不能普遍概括现实生活中复杂多样的神话观和讲述、传承样态。笔者以为:将“神话”界定为“神圣的叙事”,会排斥许多口头与书面上传承的、缺乏神圣性或者神圣性非常淡薄的神话。如果只因为讲述场合和讲述人信仰程度的不同,两个在内容、形式上都非常相近的女娲补天神话讲述文本,一个被视为神话,另一个被作为“非神话”而被排斥在学者研究的范围之外,我认为无疑是“削足适履”,它会限制研究者的视野,从而影响今天和未来的神话学建设。

  五、现代口承神话的讲述场合与听众

  在现代社会里,人们一般在怎样的场合下讲述神话?是什么样的听众在听神话?他们对于神话的传承与变迁又起到什么作用呢?

  同少数民族中的情形相似:在汉民族中,现代口承神话的讲述场合有时是庄重、肃穆的信仰仪式,例如庙会,在那种氛围中讲述者对于神话的真实性更倾向于信以为真,神话也更常体现出神圣性的特点;但是神话也可以在随意、轻松的场合下讲述和演唱,有时甚至是在娱乐、戏谑的情境中被讲述。比如在陕西安康伏羲山、女娲山区民间的结婚和丧葬场合中,至今依然存在着“斗歌”、“谝故事”的习俗,这些歌谣和故事有很多涉及到伏羲、女娲的神话,这些演述场合为当地民众记忆神话提供了具体的情境和记忆的框架。此外,神话讲述发生的场合还主要集中在过年过节时间和田间地头(第三章)。而在重庆市司鼔村,魏大爷看着连天的大雨,小时候听父亲讲过的大禹治水神话便跃入脑海,于是他就为前来采录民间故事的工作人员讲述了有关的故事(第二章)。在河南省淮阳县,神话的讲述场合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生着显著的变化:1930年代,人祖神话的演述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们以“讲古典儿”的方式随时随地发生:田间地头、一家人的饭桌上、夜晚的空闲时间、女人哄孩子的时候、赶庙会的路上、庙会上……;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虽然依旧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讲述并传承人祖神话,但是公开演述的方式受到禁止,神话从社区公共生活中隐退,主要在家庭或家族、亲戚朋友或邻里等日常生活中的私人交际场合传唱,甚至完全在个人生活中消失;而随着近30年来“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兄妹婚神话获得了更为开放和广阔的演述和传承空间,人们讲述人祖神话时不再遮遮掩掩、担惊受怕,在家庭或家族内、私人交际场合、庙会等集会场合以及其他日常生活场合等,都可以自发讲述或应采访者的要求进行讲述。(第五章)

  神话传统的消极承载者与普通人一道,构成了现代口承神话讲述事件的听众主体。有时那些神话传统的积极承载者也会成为听众的一员,不过他们在讲述过程中往往会积极插话,甚至主动抢过话头,从而使整个神话讲述事件呈现出更加流动多变的特点。另外,不消说,民族志工作者往往构成了听众中最引人注目的风景。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年龄、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与神话传统的听众的构成有直接关系。无论听众的构成怎样,他们的在场和对讲述者的品评,会直接影响神话的表演和最终的文本构成。附录所引文章中笔者对于淮阳人祖庙上的两次神话讲述事件的描述,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张霞在对司鼓村的研究中也发现:出色的讲述者一般对表演空间的情境都十分敏感,处于与听众和研究者的不断互动之中;听众的存在使故事的功能实现成为可能,他们引发讲述者的表演欲望,影响着表演者的表演内容和表达方式。固定听众群的存在还影响到一个出色的讲述者的自信和自尊。研究者的存在则可能影响到讲述者的表演策略,刺激讲述者的表演欲望;研究者的意向和提问往往介入讲述人的表演,甚至重构故事的讲述。实际上,在现实的表演空间中,往往存在讲述者、听众的角色互动和互换。如果是几个实力相当的讲述者在一起,有时候很难截然分清谁是讲述者,谁是听众。研究者的角色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他的介入有时候也会对故事的最终面貌产生很大的作用(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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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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