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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星]关注世事变迁、追问“生活革命”的民俗学
  作者:周星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2-05-05 | 点击数:3047
 

关注世事变迁的民俗学

  民俗学曾经特别关注旧时过往的习俗在当今社会的“残留”,为了获得对这些“残留”的理解,早期的民俗学有对其“起源”的执着,也有对此类风俗演化至今的变迁史的追寻。因此,有一种理解是民俗学要从现存的民俗去发现过往被忽视的历史(例如,日本民俗学曾通过某种民俗分布的地域差异去探讨其传播的过程),它的指向是过去。但更多的民俗学家相信民俗学可以“经世致用”,对当下的社会有建设性价值,因此,他们特别关心世事的变迁,聚焦当下的现实生活和民俗文化,认为其与普通民众日常的幸福密切相关,亦即把民俗学视为现代之学,它的志向是当下。无论哪种理解,都不认为民俗是恒久常态的存在,也都不承认民俗有固定不变的原生形态。

  虽然很多民俗学家更多地关心具有传承性的事象,或认为传统民俗根深蒂固,有着难以改变的观念或结构,但其实民俗学始终对世事的变迁,尤其是普通民众的生活文化的演变深感兴趣,并往往由此展开各自的理论。根据福田亚细男等人的归纳,关注世事变迁正是日本民俗学的重要特点之一。柳田国男认为,民风民俗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变化不断;因此,他非常关心自身所处时代正在发生的世事变迁,这在其完稿于1931年的名著《明治大正史•世相篇》中有非常明确的体现。此书重点关注变动着的日常生活,按照柳田国男的说法,他是想依据现代生活的横断面,亦即每天在人们的眼前出现或消失的事实来书写历史。为此,他大量采撷数十年间的新闻报纸资料,关注眼下存在但又不断消失的民俗,旨在透过素描日常生活中不断消失及出现的事实与现象,深刻揭示从明治到大正时代日本社会的近代化过程。第一章“映入眼帘的世相”,第二章“食物的个人自由”,分别讨论服装和食物;随后各章进一步论及日常生活的不同方面,诸如色彩、声音和气味,以及房屋与居住的感觉等,很多都是从未受到学者们重视,但确实又很有意义的问题。例如,他认为有些人在平常生活中也使用鲜艳色彩,这其实是与现代人的日常与节日发生了混淆有关。他颇为细腻地讨论了袜子和木屐等鞋履在明治大正数十年间的变化,从庶民普遍光脚到日常穿“足半”,后来才慢慢穿上袜子和木屐;劳作时的鞋履则从草鞋到橡胶长靴,但农用橡胶长靴必须用金钱交换才能获得,这意味着商品经济已经渗透到了乡村。关于食物和用餐方式,柳田认为,曾经以家族为单位的大灶塘构成了家族成员用餐的基础,但由于物流发达、生活方式变迁等给饮食环境带来冲击,逐渐出现了小灶用餐和个人进食,这些变化与家族单位的共同进食制形成了背反,有损家族的向心力。在他看来,孤独进食还有可能与现代社会的自闭症有关。关注身边诸如此类细微且持续变化着的人间世相,包括了解人际关系的存在方式以及人们意识的变化等,其研究是指向普通民众的“生活改善”。

  岛村恭则等学者均注意到社会学家鹤见和子对柳田民俗学的评论。鹤见认为,柳田民俗学并非单纯地探究民间传承,而是追求富有个性的社会变动论,它既不是对基于欧美中心主义的近代化理论的套用,也与社会学的近代化论理路不同。柳田不把社会的变动归因于大人物们,而是围绕着庶民生活展开分析,在他看来,庶民生活的变化虽没有具体年号,但内发性的变动还是有大致的方向。柳田关心的是人们的生活世界中那些语言、艺术、感情与感觉的变化,包括信仰和行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女性的日常、儿童的文化创造性等等。在社会的结构性变动中,它们是如何内因性地发生变化的,哪些应该舍弃,哪些应该被保留,哪些又应该从外部汲取;当面向未来时,那些得以保留和新近吸取的要素之间又应该如何组合或彼此搭配等等。因此,民俗学的任务是要考察和阐明生活方式发生的演变背后的法则和因果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柳田认为,对这一切的必要考察最好是由生活者、当事人自己来选择和做出决断,而民俗学只是推动实现这一状态的方法或路径。

  在柳田国男影响之下的日本民俗学,其基本立场曾经是把民俗学视为研究长时段的民俗历史变迁的学问,不仅如此,其对当下的社会及民俗变化也必须做出适时应对。例如,1980年代及以后,对乡村“过疏化”引发的民俗文化变迁问题,就进行了颇为集中的研究;1990年代及以后,对应于社会的人口高龄化和临终医疗,又加强了对生老病死等民俗的研究。铃木正崇曾经把1990年代后期视为日本民俗学的重构时代,他指出,由于民俗学逐渐摆脱了一直以来视“民俗”与“近代”彼此对立的观念,才有可能更好地处理现代社会中各种新的民俗现象及生活文化问题。面对都市化发展出都市民俗学,面对环境问题发展出环境民俗学;面对都市化彻底完成、实现了城乡一体化的现代市民社会,又出现了“现代民俗学”的新动向,必须承认,日本民俗学确实是在努力地与时俱进。

  由福田亚细男和宫田登合编的《日本民俗学概论》,曾以专题形式论及人口过疏化与民俗变迁,以及都市民俗等话题,指出导致急剧的民俗变迁的原因,除了人口流动和都市化,还有消费革命等。乡村人口的过疏化使地域社会的传统民俗活动不得已中断或简化;诚如汤川洋司所指出的那样,“过疏化”意味着曾经连接不同农户的生活组织不再有效,从而使村落的功能丧失或退化,甚至影响到日常生活的维持,当很多农户出现继承问题时,村落的民俗也就无法继续传承下去了。与此同时,消费革命带来物质生活的改善与生活方式的变迁,家用电器的普及改变了家庭的饮食结构,减轻了主妇的家务劳动,甚或促使故事等口头文学传统彻底趋于衰落;道路交通的整备和汽车的普及扩大了乡民交通圈及日常活动的范围;技术革新引发了乡民生计和生产民俗的变化以及传统技能的衰微;资本主义企业的组织原理影响和改变了社会的人际关系,进一步还影响到民众心态及意识的变化。此外,还有都市社会中邻里关系的变化、都市祭礼的新形态、市民信仰生活的世俗主义和个人化倾向等等。有些民俗文化逐渐脱离其传承母体而在博物馆和舞台上得以展示或展演,甚或成为文化遗产。直面诸如此类的世事变迁,日本民俗学颇为重视对具体变迁过程的微观分析,同时也较为关注伴随着民俗文化的变迁过程,民众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宇宙观以及宗教理念和情感等意识或精神层面的各种变化。

  佐野贤治等合编的《现代民俗学入门》对世纪交替时期日本民俗学的课题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认为应该关注民俗在具体生活场景中发生变迁的过程,关注人们是如何具体地应对生活方式的各种变革的。除了突出地重视民俗传承方式(从口承到书写,再到电子传媒)的变化,该书还特设“现代社会与民俗”“国家与民俗”两章。“现代社会与民俗”强调在地域社会发生巨变的背景下民俗事象的变化,对都市传说和都市空间中民俗文化的实际形态进行描述,同时还就应对现代社会的不安而不断演化的“治愈民俗”(包括疾病的意义、病因论的复合性、民间疗法、新兴宗教的医疗等)展开分析,最后则以南美日系移民的物质文化为例,讨论了越境移民的民俗。在“国家与民俗”的课题群中,首先是集中讨论了传统教育和近代学校教育此消彼长的嬗变关系、儿童的游戏和民俗、方言等如何在学校教育影响下走向衰微等问题,指出学校教育不仅不能传承日常生活的知识,还促使知识形态的传承发生彻底变革,亦即人们获得知识、进而判断事物的方式均由此发生了巨变。也因此,如何在学校教育中包含乡土文化的学习成为值得重视的问题。其次是讨论了国家对青年的规训、引导和征用,对于青年的社交、游戏等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再次是讨论了战前的地方改良运动和战后生活改善运动的关系,揭示了国家权力对国民生活的强力干预所导致的社会变革与民俗变迁;最后讨论了战争与民俗的相关问题,例如,战时统制导致国民生活,尤其是饮食民俗和衣着民俗的均质化等等。

  民俗学早先曾重点关心农村生活和乡土文化的变迁,但很快就发现变化的主要原因其实是来自都市和都市化。有一些长期关注民间传承的民俗学家在面对都市时感到力不从心,但也有研究证明,通过将都市新形成的民俗与农村、山村、渔村的传统民俗进行比较,进而去深入地理解民俗的变化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逐渐兴起了都市民俗学。1970年,千德叶儿发表论文考察了丧葬习俗在都市中的状况和问题;1973年仓石忠彦发表论文讨论了都市小区公寓的传统民俗;继在都市公寓“发现”民俗之后,仓石忠彦进一步明确地主张应把都市生活视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从而完善民俗学的学科体系。随后,宫田登、岩本通弥、中村美孚、高桑守史、小林忠熊等人分别发表论文或调查报告,都市民俗学一时形成潮流。新兴的都市民俗学是呼应都市化发展的民俗学新动向。都市居民小区迅速和大量增加,都市化渗透农村促使专业农户急剧减少和农村生活方式巨变;新市民追求新生活,以效率与合理主义为标准,在日常生活中选择传承或创新,但在求新求变的同时,生活文化的某些连续性依然存在,或基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还会把某些并不那么“合理”的传统看得格外重。仓石忠彦认为,有些变化其实应归因于近代化而不是都市化,像农业机械化和技术创新降低了体力劳动的强度,并使上一辈人以身体体验所承载的知识逐渐失效,进而失传。在都市生活中,人们不再通过身体劳作直接从自然获取生活资料,都市生活方式必须把货币价值视为日常的优先考虑,并为此经营各种人际关系。仓石忠彦认为,新的住宅小区作为生活场所,人们在其中生活,自然就会有传承性的事象存在,因此,在住宅小区展开民俗学调查时需要关注诸多调查项目。例如,户主们如何建立邻里关系,如何彼此打招呼;业主自治会的组织形态如何,居民们创设或延续的节日(正月和盂兰盆节以及小区的各种庆祝活动),居民是否参加小区所在地域的民俗活动,当然,还包括小区居民每天的时间安排,以及人们是如何利用单元住宅内部的空间等等。仓石忠彦经过调查发现,尽管小区生活仍可能存在一定的地域性,但公共假日、学校假期和商业活动等对居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更大。通过调查,他发现居民个人生活史的研究在都市民俗学的研究方法上很有意义。

  都市民俗学在日本经历了去都市“发现”(传统)民俗、承认存在都市民俗(包括如宫田登指出的那样,都市人的不安导致特有的都市民俗)、承认都市形成新民俗(都市传说、小区民俗、繁华街的民俗)等几个不同阶段。但仅仅过了20年,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都市民俗学逐渐地就不再为民俗学家提及了。究其原因,主要是都市化的彻底实现使得民俗学面对的不再是都市和乡村的区分,而是都市化在全国实现后的现代社会,无论大都市还是稍微偏远的地方,全国均处于现代生活方式或现代民俗的状态之下。于是,都市民俗学就在发展中逐渐朝“现代民俗学”的方向演进,自称都市民俗学的研究者逐渐消失。现代社会当然也会有新民俗的产生,民俗学不应只以老人作为访谈对象,例如,小学校的学生群体也可产生新的民俗(校园传说)。不过,在解释现代社会的新民俗时,民俗学家通常还是会把它和此前曾经存在过的民俗或传统联系起来进行解说。

  在顺应社会时代之变出现都市民俗学以及随后它朝向现代民俗学发展的过程中,日本民俗学界也经历了一些必要的学术辩论。20世纪70年代有关“常民”概念的讨论,其实就有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大变迁的背景,后来基本放弃此概念,事实上也与都市民俗学有关。因为现代社会里个性多样化的国民已无法用“常民”去概括了。至于民俗学究竟是过去之学,还是现代之学的讨论,较为多数的民俗学家倾向于认为民俗学是通过研究当代生活文化,揭示当代生活中各种问题的现代之学。民俗学家在田野调查中遇到的所有人,都是生存在现时今日的生活者,他们对以前过往的记忆虽有多层累积,但与其说“中世”“近世”,不如说“近代”才是与“现在”密切相关的“最近的过去”。对日本民俗学而言,所谓“近代”就是指从经济高速增长期上溯至二战战败时或稍微再早一些,至明治、大正或昭和初期。换言之,民俗学虽然留心旧时过往的传统,但归根到底,它研究的是“近代”以来的当下。

  虽然都市民俗学在发展中归于消解,但20世纪90年代至今有关世事及生活文化变迁的民俗学研究却从没有中断。例如,福田亚细男曾提及的川村邦光的研究,在《幻视的近代空间》一书中,作者对各种“迷信”,诸如狐狸附体、座敷牢(关押精神失常者的小屋)、神经病、巫女等,以及涉及儿童、少女、战争等很多社会民俗事象的变迁轨迹展开论述,凸显出社会文化转换时期人们宇宙观的变化;其研究并不是只关心某些民俗要素的变迁,而是宏观地描绘出人们的心性和精神世界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迅速“平准化”,号称一亿国民都是中产阶级,因此,民俗学以往那种从全国各地搜集民间传承的事象予以比较,进而探索其起源或祖型之类的研究方法就显得落伍了。民俗学必须面对生活方式的变化,不断探索新的课题。1995年10月,日本民俗学会第47届年会以“追问‘故乡’”为主题,多位民俗学家集中讨论了“故乡”这一范畴的复杂性,但大都充分地意识到因为世事变迁、生活革命和人生过程,故乡(家乡、故里)也会发生巨变,人们的“故乡观”和故乡意识也随之变化。虽然离乡经验是乡愁产生的前提,但没有离乡的人们也会因为居住环境的巨变、物是人非的世事和人生变故等而产生和乡愁类似的共鸣或感慨。面对美化故乡日益成为普遍现象的社会现实,民俗学家追问故乡,同时也就是在追问现代社会。1997年,日本民俗学会的机关刊物《日本民俗学》第210号出版了以“地域开发与民俗变化”为主题的专辑,高桑守史对日本的地域开发做了分类,指出有三种不尽相同的开发,一是地域居民内发的持续性开发,二是由国家和民间企业等来自外部的资本所主导的大规模开发,三是大规模开发导致难以维持自立性的地域社会出现了生活的危机感,在经过反思之后出现的地域振兴活动。第三种开发往往是由地方政府行政主导,但同时也是本地生活者试图在便利性和地域社会需要调和的状态中有所创新的运动。他指出,村落或地域社会振兴运动的过程,往往伴随着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亦即对故乡传统的动员,这往往形成一个套路,希望很多人前来观光。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主要是缺乏资源或不具有内部资本,于是只好向地域社会的传统寻找资源。不过,如此的故乡或传统,只是引起离乡者或都市居民等“他者”的乡愁,其与地域社会的实际生活状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跌宕,如此的地域振兴可能只是在人们的乡愁情怀中基于印象而生产出虚像,似乎是要重现所谓理想的过往,但实际上有过当地生活经验的人们却并不认为曾经有那么美好。高桑守史认为,地域开发必须根植生活者的日常,才能够为子孙带来真正的幸福。

  2010年10月,日本民俗学会第62届年会的公开研讨会以“生老病死所见之民俗变化”为主题。与其相呼应,此前于7月11日举办的第850次座谈会,深入讨论了“民俗学如何把握‘变化’”的课题,福田亚细男以“作为历史认识之学的民俗学与变化”为题,真野俊和以“变化和变异:民俗为何分布”为题,新谷尚纪以“日本民俗学的基本是传承论,也是变迁论”为题,分别从不同角度讨论了民俗学研究民俗变迁的必要性、独特的路径与方法等。进入21世纪,日本民俗学一如既往地关心当下正在兴起或变动中的民俗与生活文化。2003年11月,《日本民俗学》第236号推出“民俗主义”特刊,除进一步梳理来自德国和美国民俗学的一些新概念及其意义之外,共有11篇论文分别讨论了节令食品、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常生活再现的展示、观光、传统文化产业、基于传说的地域认同建构、乡土玩具、民艺和民俗文化的审美化、葬仪、乡愁与摄影家的作品、媒体表象的节祭以及文化政策等多个重要课题的相关事象,以及它们在当下日本社会中各自具体变迁的历程。随后,“民俗主义”成为现代民俗学中较为核心的概念之一,日本民俗学的“民俗主义”研究,其实也就是对民俗在现时当下的变化及其相关的机制和逻辑的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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