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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的归属——人与环境的民俗学》，2006年由日本吉川弘文馆出版发行。作者菅丰，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信息学环・跨学科信息学府教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环境民俗学研究代表学者。本书是其关于共有资源(commons)视角下环境民俗学研究的代表性著述。我与菅丰教授文字神交已久，但真正结识还是2012年在山东大学，时值他正为民俗学研究所师生进行为期一周的集中授课。之后，他又曾多次到访山东，或者参加民俗学研究所举办的各种学术会议，或者进入村庄参与田野调查，一来二往我们的交往也就密切起来。
一、其人与其书
菅丰(1963-)，出生于日本长崎县长崎市，精通英语、熟悉汉语。其研究特点是视野广阔，学术交往活跃，研究活动多样。2002年7月-2003年9月期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2001、2006、2014年分别在中央民族大学、复旦大学做客座教授、特邀研究员以及访问学者，2012年受聘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流动岗教授。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人和动物的关系史研究；地域资源管理实态的考察；从跨文化角度对以中国和日本为中心的东亚的调查研究。本书是作者第二个研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具体表现为“共有资源”视角下的环境民俗学研究。
菅丰有数量众多的论文获中国学术期刊翻译转载，此外还有相关访谈录与研究的推介。例如《民俗研究》2017年第3期刊登的《日本民俗学“在野之学“的新定义——菅丰“新在野之学”的倡导与实践》、《公共民俗学与新在野之学及日本民俗学者的中国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菅丰教授访谈录》两篇学术论文；中国民俗学会官方网站在2014年3月17日推送了菅丰《日本现代民俗学的“第三条路”》译介文章；《民间文化论坛》期刊自2017年第4期到2018年第4期对福田亚细男、菅丰、塚原伸治著《超越“20世纪民俗学”：我们从与福田亚细男的讨论中学习什么?》进行了日文版全书的译文连载，并且其相关内容也在中国民俗学会网站上分主题进行了多次推送；2008年第4期《文化遗产》刊登了菅丰《城市化、现代化所带来的都市民俗文化的扩大与发展》译文；2019年2月由菅丰主讲的《文化空间的解剖学——古镇文化复杂化的推动力》共7集视频内容也已经上传到哔哩哔哩网站的演讲公开课，相似内容不再一一列举。菅丰研究成果丰硕，其学术影响范围之大我们可见一斑，他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和中日比较视野下的民俗学研究都必将会产生深远的社会性影响。
本书中，作者以日本新泻县山北町大川乡为田野点，对其境内管辖的一条名为大川的河川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调查。大川至今仍保留着鲑鱼捕捞的传统，当地民众把大川亲切地称为“鲑川”。作者以田野作业与文献史料为依托，围绕鲑川这一共有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维护及其组织体系的核心内容，对大川至今仍在进行的传统方式下的鲑鱼捕捞活动进行了历史溯源与民俗志的深描，还原了自古至今大川鲑鱼捕捞活动的演变与发展。
2007年日本民俗学会期刊《日本民俗学》第249期刊登了出口晶子教授为本书撰写的书评。出口晶子提到，她曾经在自己的课堂上多次提及菅丰的观点，那是因为菅丰的理论十分适用于鼓舞年轻学子。出口首先对菅丰持久的田野调查给予了高度评价。继而对于本书开头部分提到的东京市民非法乱占河岸用地的报道，出口认为这种切入方式很好地体现了市民高度关注的河川利用与环境等当下热点问题，戳中了市民的痛点。最后出口晶子解释到，菅丰的论述向我们展示了具有鲑鱼洄游资源的大川，指出它必然受到来自近代国家规范、价值创造以及公益思想的渗透，共有资源体系下的大川活力四射，其既是我们了解社会风潮变动的风向标，亦是一个小地域范围下近代国家威信与思想的显现。
二、环境民俗学思想与共有资源的视角
环境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以自然环境为主，尤其是指自然环境中受到人类以某种方式干预的部分。该领域的出现与作为社会问题的环境问题、现代生活方式下人们自然意识的式微等有着密切关系，同时也是对仅仅从技术论和物质论角度阐释生产、生活民俗进行批判的产物。环境民俗学研究可以从民众的生存智慧与地方性知识、资源的管理体系、环境中的信仰要素、作为生活乐趣的意识追求等多种角度入手。以上内容在本书的论述中分别有细致与全面的体现。
具体来说，《河川的归属》是理解共有资源视角下环境民俗学思想的代表性学术成果。贯穿整本书的核心词汇与主线即为以鲑川为代表的共有资源体系。或者我们可以将鲑鱼捕捞活动视为刘铁梁教授提倡下的标志性文化进行理解，那么本书便是对标志性文化统领下的大川乡的民俗志书写。
大川乡分布在二级河川大川的下游，是由13个聚落组成的山乡。对大川乡的人们来说,他们最具代表性的河川利用活动就是鲑鱼捕捞，这也是长期以来人们赖以生存的劳作模式。每逢秋冬季节，鲑鱼按照其生态习性从大海返回大川,然后从河口部溯游而上到达上游产卵。大川是民众共同拥有、管理并利用的资源，丰富的鲑鱼资源为大川沿岸的聚落带来了共同的经济利益，这也更加凸显了大川作为共有资源的特点。同时，由于鲑鱼洄游的总量一定，也就导致了上下游沿岸渔民之间长期存在的各个层面上的竞争。
共有资源下河川被每个聚落划分为捕鱼片区，每年渔民们都会在自己的聚落内部进一步划分出属于个人的承包区。渔民们使用固笯、“简易固笯”和诱饵等方法捕捞鲑鱼。在大川，有经验的鲑鱼渔民们，熟练地运用丰富的生态知识和身体性技能进行鲑鱼捕捞。但这些知识与技能的运用并非是随意的、漫不经心的，它受制于大川乡民众制定的社会制度。捕渔片区与承包区的分配也都是通过聚落之间的交涉、投标或者依据惯习调整和实施，集中体现了共有资源的分配、利用与管理等诸多问题。在共有资源体系下，民众、聚落、国家之间形成了交织复杂的关系，也随之诞生了调节“公”“共”“私”不同维度下的规约惯习、管理机构与组织体系以及不同时代下他们的历史演变。
三、核心观点的呈现
本书考察的时间跨度从18世纪初的日本近世到20世纪末，考察的对象包括规约制度、技术民俗、经济民俗等内容，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期间，大川的传统尚且特色鲜明、保留完好，因此对社会体系的考察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段。
作者的主要观点即为共有资源的概念。环境学、经济学的交叉研究中普遍使用共享资源的表述。共享资源(Common Resources)是指可供具有一定能力且有兴趣的单位及个人共同使用和消费的资源，例如集体产权下的森林资源，社区产权下的草场资源。《河川的归属》在共享资源的基础上，通过更进一步强调所有权以及资源认知下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相处模式，推出了共有资源(common property resource)、共同资源(common-pool resources)的核心词汇，旨在从民俗学与历史学的人文科学角度对共享资源进行解读。
作者将“共有资源”定位于不同于国家与政府代表的“公”与个人代表的“私”的第三维度下的存在，旨在突出村落社会语境下、共有资源所具有的“共”的核心所在。书中，作者将共有性资源分为两类，一类是指从根本上支撑人们生活的生活资料资源，另一类是指同生产有着密切联系的生产资料资源。茅草、竹子、薪炭等日常生活的材料属于前者。同时，如果从饮用水这一层面看，水属于基本的人类需求的生活资料，但如果从农业用水的层面看，其也属于生产资料。作者解释指出，这样的共有性资源，对共享生活空间的人们而言，因其是维计生活不可或缺的存在，所以一直以来尽量避免对其私有化。而是由几个人或大部分人所共同所有或是虽不被所有但被允许共同利用。人们共同使用共有资源，为此织就了浓密的人际关系，确立了规则、组织等一系列的体系。
作者的第二个观点即为共有资源一定会受到其周围自然状况、社会状况、政治状况、经济状况的强有力影响，其自身充满活力。近世日本，共有资源的管理利用制度作为一种规范，对实现平衡机制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是维护民众生活的保障体制，是为了克服人性自身固有的私利私欲、自以为是带来的困难，寻求协调合作而不得已确立的体制，服务于经济活动与权益分配；明治以来的近代，伴随着国家政治确立的“公益”理念的强化，资源保护的使命被附加到共有资源的体制之上。大川乡的民众一方面接受政府自上而下灌输的“公益”“资源保护”等外来概念，同时会采取各种措施以有利于共同体福利的“共(同利)益”思想为优先，因此近代的共有资源依旧以追求“共益”为核心，是存在于近代与前近代磨合过程中的纠结的实体；进入到现代，以往以经济利益为驱动力的共有资源发生了改变，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更多的村民是在大川沿岸的捕渔活动中感受一种“乐趣”，以鲑鱼为契机建立起人与人之间更为亲密的交往关系。可以说，在利用、管理和维护作为共有资源的鲑川的过程中，人、共同体、国家、自然之间形成了多样复杂的关联，并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其最终目的在于实现共有资源的持续性发展与制约性平衡。
四、理论创新与价值所在
作者通过对共有资源体系细致、微观的分析，明晰了“人们为了‘共同’生活下去都做了哪些努力；社会如何掌控个人的利己与反社会冲动；何种的社会规范与惯习规约可以延续下来”的答案，从结论上为理解现代社会中的公共性和解决环境破坏问题提供了启示。
书中具体的理论创新表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其一，研究视角上的创新。正如上文中提到的，普遍意义上共享资源的研究多被纳入经济学学科下的环境问题部分，而作为民俗学与历史学者则鲜有涉足。本书作者菅丰作为日本环境民俗学领域的代表学者，从人文科学角度对共享资源做了进一步阐释与发展，率先将共有资源概念体系引入村落社会与民众的生活世界，以此为抓手，从历时与共时亦即时间与空间的维度对日本新泻县大川乡地域社会的生产与生活的变迁、制度体系与实态进行了深描与诠释，呈现了共有资源视角下崭新的民俗志书写。这种独特的研究视角与跨学科的理论借鉴充分体现了本书的理论创新。
其二，研究结论上的创新。菅丰一方面借用并发展了经济学与环境学关于“共享资源”的交叉研究概念，同时从人文科学的角度入手，论证了“大川的共有资源体系得以维系，并非是得益于保护大川的自然之环境保护的理念，反而是大家希望尽可能多地捕获到作为共有资源的鲑鱼、这样一种以实际利用目的为前提的自然保护”的逻辑。大川资源环境受到保护只是一种或然，以大川为例，菅丰指出“我们要做的不是宣扬共有资源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贡献”，而是应该看到“大川对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可持续性做出的贡献，其次才是带来了环境保护的副产品。”这一研究结论充分体现了菅丰基于解构的视角对共有资源体系下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意义之网的创新性解读。共有资源是环境、资源保护的体系，更是民众生活的保障体系。菅丰以民俗学视角对“共享资源”的别样解读具有很高程度上的理论创新，同时这种解构的开放性必将对下一步民俗学、环境学、经济学的相关领域研究带来理论创新的可能。
此外，前面也曾提到，菅丰是一位为中国学者熟知度较高的日本教授。尽管如此，但是对于他系统性论述共有资源的论述却很少有人有所了解，而这作为菅丰出色的研究成果，我认为应该给予更加相应的关注。本书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为其作为环境民俗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价值以及为数不多地对共有资源理论与实践做到了有效驾驭的层面。20世纪90年代开始，环境民俗学研究在日本崭露头角，其特点在于既关注环境的主体性，同时还关注以环境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往对自然、环境、生态的研究是割裂的，仅仅把自然视为客体的存在，在此之后的研究则是基于“人与自然之间发生关系”的明确目的之下，把自然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展开。菅丰基于共有资源视角下的研究作为环境民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后柳田时代日本民俗学研究解构与重构的有益尝试，在民俗学方法上融合了生态观察、传承访谈与历史文献要素，在阐释的层面将研究者的理论、感性与生活者的理论、感性结合在一起。该领域的研究为生产、生活民俗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拓展了以往山乡渔村民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为日本民俗学的理论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具有凸显和重要的学术价值。
不仅如此，“共”的世界及其价值，不仅存在于聚落这种传统性的地域社会中，更加可以为我们当下新社区的建设、现代社会问题的解决助力。书中所涉及的对于鲑鱼洄游资源的大川乡的考察，与当下中国村落与城市民众所面临的、共有资源的利用与管理方面出现的问题与困惑密切关联，与美丽乡村建设、文明城市建设等诸多国家核心战略息息相关，其价值不仅体现在学术层面，更多是带给现实思考的启发与反思，这也正是民俗学科的用武之地与肩负的社会责任所在
五、翻译实践层面的举例说明
在本书的译介过程中，我侧重从解构与重构层面入手，基于民俗学专业素养与跨文化交际的训练，理解本书中的环境民俗学观与共有资源下的民俗志书写。
例如，在结构层面确立了对专业术语、方言、古文日语的理解与译词。示例1.书中提到了诱捕鲑鱼使用的传统的、箱式工具的“コド”一词，这种渔具的日文汉字标识有两种，分别在原书后半部分的第129页和第138页第一次出现，写作“古笯”“固笯”，前者用以说明这是一种古老的鲑鱼捕捞工具。译介研究中考虑到这是安置在河中固定的诱捕渔具，从形象性理解入手最终选择使用“固笯”的译词，与上海大学陈志勤教授已有的译词也做到了统一；示例2.对本书核心词汇“コモンズ”(commons)译词的权衡。按照环境学和经济学科的专业术语，应该翻译成“共享资源”，而在本书中作者有意强调的是“共有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维护的体制体系”，这与“共享资源”的概念有一定偏差。同时综合考虑词语的结构形式、“共有资源”与“共同资源”的异同、本书中的语用意图以及与政治经济学学科中“公共资源”的关注侧重点的不同，因此最终确定了“共有资源”译词。基于语义的解读，这里有意识地摒弃了其他学者曾经使用的其他近似译词；示例3.从生态学角度对专业术语的权衡。书中在说明鲑鱼洄游数量与人们捕捞活动的关系时，使用了“控除性”的日文表述。意为“也就是说，某一个人捕获了鲑鱼，那么相应的其他人捕获的鲑鱼数量就会减少。”最初，从释意角度入手使用了“波动性”一词，在后来的修改及反思过程中，注意到生态学上有对应的“减损性”的专业表述，于是最后的译文呈现即为“鲑鱼，是一种从河川下游洄游的鱼类，是一种减损性特别高的资源。”
从解构与重构层面看，在翻译过程中，也会适时地借助解构与重构的思想，本着语用意图观的指导原则,有针对性地摆脱词语、句式等结构层面的禁锢以求在更大程度上传递出作者意图、实现准确而流畅的翻译。例如词语层面对“場所”“取り決め書”译词的选择，在解构性理解的基础上，分别译为“承包区”“协议书”,表现了在河川分配体系下渔民之间长期存在的、涉及鲑鱼捕获数量的竞争以及边界划分的利益纠纷等。
当然，在翻译过程中也会遇到超出自己驾驭范围的问题，这些则通过向作者本人确认后完成。例如，源语文本第16页提到“大川乡一个名为塔下的聚落，将这样共同管理、利用同一个堤堰的伙伴称为‘他乡之众’，这群人承担着堤堰的管理工作。”日文中使用了片假名“タゴウの衆”的表述来指代这种伙伴关系,它可能是当地俗语或方言,对应的汉字有“他乡”与“田乡”两种。经向作者确认，最后确定为“田子之众”的表述。此外，作为村落的指涉，本书同时使用了片假名的“ムラ”以及“村”“集落”的日语汉字书写，这些近义词的根本性区别究竟是什么？目的语译词中是否需要区别对待？这些也在后期与作者的沟通中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六、致谢
本书的译介得到了日方作者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2018年9月4日，在邮件沟通中日方作者菅丰对于我的译介计划给予了充分肯定，紧接着在其协调下，第二天就收到了来自日方出版社吉川弘文馆编辑堤崇志的邮件联络。在邮件中，堤崇志就本书版权二次利用的出版社合同规定、译著出版的大致流程、有合作关系的版权代理公司、版权转让方式的初步意向、译著完成期限规定等内容做了细致、完整地说明，并预祝中文译著顺利出版发行。
此外，本书在翻译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以牛建科、李海涛老师为首的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人文东亚研究专项资金的支持，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对参与翻译实践的2018级翻硕杨晓天、郭茹、刘帅而、邵婧，2018级学硕师柏歌、冯青昀、张美航、鲁月彩、任欣颖等研究生同学们也一并表示谢意。
2019年4月28日于山东济南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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