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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申遗时期到“后申遗时期”,一个重要的转折
贵州的六枝梭嘎，是中国和挪威于上世纪90年代兴建的第一座生态博物馆。这是一个对传统文化进行生态保护的范本，至今还被作为重要的旅游资源推广，也是后来非遗保护中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滥觞。
然而，当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潘年英到梭嘎生态博物馆考察时，却看到了一个“严重变形”了的“生态博物馆”,它已偏离了当初所设计的方向，而演变成了在今日中国最为常见的民俗旅游村。
潘年英认为，“生态博物馆”这一概念的核心和运作的最终目的是保护传统文化，但实际上这些保护行为本身并不是来自当地居民自发的内在要求和冲动，而是一种纯粹的外在行为。对此，高小康说，如果像环境保护那样由外在的保护者强制进行文化生态的保护，肯定是行不通的。
当前，随着申遗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文化生态保护馆区的建设也迅速发展了起来。“但在文化生态主体缺席的情况下，由政府和专家主导建设的文化生态博物馆和保护区，难免遇到文化生态主体意愿与外来保护者的冲突。”高小康说，文化生态保护应该是从事非遗保护的政府、专业人员与文化生态主体之间相互沟通和共享的过程。“离开沟通和共享，文化生态保护的结果就会变成‘空壳遗产'.”
“站在’后申遗时期‘的立场重新审视申遗以来的传承、教育和传播活动，就会注意到轰轰烈烈之后暴露出来的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非遗文化主体的缺席现象，这会对非遗保护的价值和可持续发展带来影响。”高小康说，从申遗时期到“后申遗时期”,对非遗保护和中国当代文化建设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如果能够认真反思和研究“后申遗时期”的非遗状况与发展趋势，中国的文化传承和建设才会有可持续发展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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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2011-11-04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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