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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暑假，考察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县隆里乡隆里古城。隆里古城因其相对独立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文化个性而被称为“一叶浮萍”。这一地区在宋元时期仍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元代设龙里蛮夷长官司，尚未建立直属于中央政权的基层统治机构。隆里城历史在明代之后较为清晰可考，明朝立国后，加强对西南云贵地区的统治，移民实边，建立卫所，以逐步代替土官统治。洪武十一年湖广上里司坪（今黎平）吴勉起义，明廷进行镇压之后，在现隆里乡地区始行军屯，设置龙里千户所，隶属湖广都司五开卫，筑军事堡垒，即今隆里古城。入清后卫所裁除，五开卫改开泰县，龙里守御千户所更名为隆里所，城内居民由军户变为民户。由于历史背景造成民族隔阂，形成相对隔绝的自然和文化环境，因而也保存了相对完整的传统汉族文化因素。
据《龙标志略》及口碑相传，隆里城内有七十二姓氏，经过多年的战乱迁徙，现在隆里城有二十余姓氏。其中王姓为城中第一大姓，又分四支，包括西王、所王、龙王、魏王。隆里有句俗话，“关起门来都是亲”，新中国成立以前，村内实行各姓间结亲，四支王姓之间也可以通婚。不仅其内部关系盘根错节，与周边苗、侗村寨的关系也颇为紧张，周边村寨如龙吾寨、华寨都不愿与其往来，甚至认为隆里人是“大汉族主义”。而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大力宣传民族政策，各村寨与隆里之间的关系缓和，并多有通婚。
本地曾在1970年代末出现大规模改汉民族为少数民族的情况，但是每当提及其家族来源时常喜祖述至两晋唐宋，并自认为是明代屯军时来自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江西等九省籍汉族官兵的后裔。标榜郡望之余风在隆里至今尚存，隆里民居大门上方都有一个匾额。
通过社会记忆寻找自我认同
对隆里古城在文化上表现出的社会记忆的探讨，需要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作为戍边的军事屯堡与当地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积累深厚，难以形成良性互动。而另一方面，实边移民虽然来自不同地区，对于祖先的追溯也各不相同，但是却形成了对立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共同群体。在对于这一群体社会记忆的追溯和构建中，可以看到蕴含在其中的自我认同。
隆里社会记忆通过在对村落空间的构建中得到进一步的强化，隆里城外围的“坝子”和龙溪河成为隆里的地理学上的边界，还存在另一个更加抽象的文化边界，共同构成了隆里的“地界”，不容许外界侵犯。这种神力的界定可以超越于行政区划的范围，重新构建新的地界。整体上来看，隆里古城形成了三个层次的边界，最外围由城东南的五马坡、城南王家榜的飞蛾形山、城西的猪头坡以及城北的跑马坪构成，主要分布了真武庙及几大姓氏的墓地。据当地老人回忆，曾经因为周边村寨在五马坡建墓地而认为破坏了隆里的“龙脉”引起了纠纷。第二个层次的边界为龙溪河、“坝子”以及隆里古城城墙形成的地理上的边界，作为拱卫古城的屏障。第三个层次则为城内分布的众多庙宇，承担了保护一方水土的责任。在不同层次的空间内隆里百姓进行着包括扫墓、庙会、祭祖、节庆表演以及耕种在内的各种活动，并遵循一系列的仪式流程和禁忌，也正是在这样相对隔绝的空间内形成了对本群体的认同。
然而，在现代经济的潮流中，旅游业的发展及生态博物馆的建立，却使各种象征记忆的载体成为商业运作的附属品，如祭祀以及传统的“花脸龙”也具有相当的展演成分。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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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8-13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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