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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用于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实践，是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始终关注的大事。早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②1942年，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①1960年12月24日，他在同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谈话时，甚至还提到了文化多样性问题：“在文化方面，各国人民应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各国文化有共同点但也有差别。共同点是都在同一时代，都处于20世纪的下半个世纪，总有共同点。但是如果大家都画一样的画，都唱一样的曲调，千篇一律就不好了，就没有人看，没有人听，没有人欣赏。”②毛泽东这些关于文化遗产的理论，比五四时期有了很大的进步，具有了更多的民族文化自觉。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局限，毛泽东看不到文化的独立品格，坚持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政治标准第一，这使得中国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化实践，打上了太强的政治印记。出现了“大跃进民歌运动”这类毛泽东自己非常反对的“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最后终于发展成“文化大革命”这样毁灭性的文化灾难。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建设成为国家的中心任务，“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句流行的口号，一时成为各级政府的工作指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这种做法得失参半。一方面，它还没从政治的附庸中摆脱出来，又沦为经济的婢女。由于社会转型的急剧，国家还来不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科学地调查和研究，就被急功近利的商人和地方政府滥用。如大量的“戏说”历史剧中，常识性错误比比皆是。对古代著名的民间创作，如中国四大传说，胡编乱改，使其变得俗不可耐。一些所谓“文化村”，如“中华民族图腾文化主题公园”，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把学术界尚未深入研究和达成共识的一些概念，加以商业化的炒作。尤其是在现代传媒强大的覆盖能力推波助澜下，一些肤浅的粗制滥造之作“假作真时真亦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当然，事情也有另一方面，现代生活的需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经济资源，重新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一些比较成功的运作，如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由于有专家的指导与策划，自1991年10月开放以来，不仅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也间接地保护了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向游客普及了民族民间文化的知识。
回顾历史，20世纪以来中国在由封建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化，总体来说仍处于自发而非自觉阶段。主要表现为：首先，对现代文化结构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位认识不清。倡导和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工作的主体，对其总体价值缺乏研究，否定非物质文化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独立地位。其次，片面强调文化的服务性，纯粹从功利需要出发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任意取舍，随意改造。在被应用前，绝大多数项目都没有从历史演变、地理播布、形态异同、传承方式和文化内涵等方面进行过彻底研究。第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的整合方式缺乏研究，既没有系统的理论指导，也没有完善的政策法规。
令人欣喜的是，最近几年来，随着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开展，特别是2004年我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决定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由文化部牵头建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一协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05年12月，国务院在《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文化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建立国家级和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并公布了第一批518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名录。这些事实表明，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有了根本的改变，与世界现代文化大潮达成了共识。
在政府有了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转化形式作更多的探索，对于母题的现代重构，也应当在总结国内外相关实践与理论的基础上，从不自觉的变迁走向自觉变迁。
四、创意产业：母题重构的历史机遇
中国未来的新文化体系是怎样的呢？毛泽东曾这样描绘中国新文化的特点：“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③借用老人家的表述方式，笔者以为：未来中国的新文化，应该具有民族性和现代性两个特点，换句话说，就是既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同时又具有现代符号形式及运作体制。现代性是指整个文化体系的现代性质，涉及到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信息文化各个子系统。其中除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完备的现代行政司法制度和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念体系外，还有先进的信息传播方式和产业运作模式。民族性则主要指那些与现代价值观念相一致的传统表达，也就是那些将民族精神赋以形象的文化母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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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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