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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跃]春节在云南少数民族中的共享性意义
  作者:张跃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3-08-27 | 点击数:3405
 

 摘   要: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更是凝聚社会群体的重要力量。在春节这样一个特定的文化空间中,云南少数民族参与共享,构成了展现民族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符号,不仅成为中华春节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彰显出各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表征。少数民族春节习俗中虽然有不同的类型与特征,但都融入进本民族的地方性知识中。作为共享性的节日,春节对于云南少数民族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春节;云南少数民族;共享性;文化空间


  “文化空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中的一个关键概念,是由符号意义、地理空间、功能维度、认同意识和文化吸纳共同构成的。其中认同意识和文化吸纳是构成文化空间的核心要素,决定着文化空间延伸和扩展的广度和深度。在现实社会中,“文化空间”能够较好地见证民众生活的历史过程和现实状态,是容纳多种主体、多重资源的载体和运作领域。起源于汉族而在当代又超越族别界限和地域空间的春节,已成为中华民族最隆重、最热烈、最具有全民性的一个节日。春节以其公共的时间性、空间性以及独特的行为方式而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空间。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更是凝聚社会群体的重要力量,时至今日仍然发挥着对社会既有文明和文化的认定和维护功能,是消除人与人之间误解、积怨,密切区域之间、民族之间、邻里之间关系,增进家庭和睦,促进人与社会和谐的重要资源。新中国建立后,春节被定为法定节日,为各族人民所认同。

  “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沉淀。”春节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是农耕文明的产物,从送灶神入年关开始,迎神祭祖、行花街、守岁、贴春联、接财神、放鞭炮、拜年,到出年关、行开耕礼、办庙会、闹元宵、舞龙舞狮,再到出春色、玩飘色等,“最终形成一系列适应自然环境、调谐人际关系、传承文化理念的禁忌、占候、祭祀、庆祝、娱乐等活动项目”这种“沉淀”,千年不绝,代代相传,历久弥新,使传统具有了连续性、秩序和意义。而在传统沿袭的过程中,春节习俗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中具有了鲜明的色彩,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丰富多样性。

  共享就是共同分享。春节的全民性特征,使它成为各种形态特质的复合体,同样“包括实物、信仰、心理、价值观念、民族性格、思维方式、风尚习俗、伦理道德、民族精神等”,与各民族自身的文化内涵并无差异,因而奠定了“共享性”的基础。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在5000人以上的25个世居少数民族中,除了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以外,其余24个民族都将春节纳入了本民族的文化事项中,也正是特定时空中的“岁时欢娱”,成为展现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符号,不仅是中华春节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彰显出各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表征。

  一、融入民族传统习俗中的春节

  千百年的历史与文化积淀,使云南各民族创造了一系列内涵丰富、形式繁复的礼仪习俗,呈现出包括祭祀、礼仪、装饰、饮食、游艺、娱乐等活动综合性的民俗文化,丰富多彩,各具特色。节日是其中重要的文化符号。

  考察云南各民族的节庆史,春节无疑是一种被吸纳的“外来”节日,尽管不同民族在接入的时间、内容、仪式、程序、规模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时至今日,已深深融入到各民族的传统习俗之中,因为它“是实现‘人的社会化’的整合方式,同时也是产生‘民族凝聚力’的治理方式”。

  在云南,春节作为已被各民族广泛认同的一种节庆方式,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孕育出了诸多庆贺新春的“趣风异俗”。2011年的春节为展示不同民族的习俗提供了鲜活案例,以下初略归纳的“云南民族过年十八味”或许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各地各民族春节习俗的概貌:景颇山上都是菜,不使碗筷用手来(德宏州/景颇族)、耍龙唱戏齐跳舞,家家户户迎本主(大理州/白族)、迎春插花来打跳,跳出灰来跳出笑(楚雄州/彝族)、不用筷夹用手喂,米线过手好滋味(德宏州/阿昌族)、火塘边上映笑脸,共饮侠辣亲情连(怒江州/怒族)、煮酒插松挂经幡,男娃女娃穿新衫(丽江市/普米族)、家家户户洗大门,春联都是东巴文(丽江市/纳西族)、卡雀哇节好热闹,头戴牛头把舞跳(怒江州/独龙族)、澡堂会万人共浴,同心酒开心欢愉(怒江州/傈僳族)、跳锅庄人人快乐,献哈达扎西德勒(迪庆州/藏族)、蘑菇房里炊烟起,梯田边上歌声齐(红河州/哈尼族)、秧萝内传递信物,花街节霓裳轻舞(玉溪市/傣族花腰傣)、跳花会上歌声妙,吹响木叶人欢笑(曲靖市/布依族)、吹起葫芦人欢笑,扩塔节上真热闹(普洱市/拉祜族)、拉动木鼓来过节,阿佤山上同心结(临沧市/佤族)、姑娘小伙来对歌,村村寨寨皆欢乐(文山州/壮族)、芦笙歌情满花山,百褶裙舞到星闪(文山州/苗族)、牛皮大鼓庆丰收,基诺大歌响箐沟(西双版纳州/基诺族)。

  在这些习俗中,相当一部分本身就是各个民族固有的传统,只不过被移植到了这个特定的时空之中。春节作为“既神圣重要而又美好快乐的日子”,其中体现出来民族凝聚、人际调节、心理制衡、生产导向、文娱体育、教育宣传、文化传承、信息传播、商品纽带等功能符合各民族的内外需求而被接受。

  云南少数民族春节习俗具有与本民族或本支系传统相结合的地域性特征,异彩纷呈。

  在普洱市镇玩县的勐大镇,年三十会玩一种名叫“偷青”的游戏。深夜12点以后,家家户户会派出手脚灵活的家族成员到别家的菜地去偷葱和蒜苗。其本意不是去偷,而是试试来年的运程,每次拔一苗,共拔12根苗,代表了相应月份的运程。而实际上,在除夕夜去拔菜或者被拔了菜,人们大多感到高兴,因为这多少带有相互祝福的味道在其中,是一种吉祥的象征。

  春节期间,在距离丽江古城最远的一个深山村寨——塔城十八寨沟,节日是随着勒巴舞的表演到来的。塔城位于丽江与香格里拉县的交汇处,在长期的文化生活融合当中,出现了纳西族和藏族歌舞相互融会而形成的新服饰。每到春节,村民就会穿上最漂亮的衣裳来跳舞,所跳的很多舞蹈都是模仿动物(如大象、青蛙、猴子、黑熊等)的动作而形成的。现场舞蹈中最有特色的要数上了年纪的老奶奶们,她们人手一个烟袋锅,将云南十八怪之一的“女人叼烟袋”完整地呈现出来了。

  打磨秋是西南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运动,云南的哈尼、彝等民族等都有打磨秋的习惯,既是节日活动,又是一种择偶方式。在红河州金平县的哈尼族奕车人村寨,打磨秋的前一天要举行隆重的祭磨秋仪式,仪式后想有后代的妇女可以去摸一摸磨秋桩,祈祷得子。按照哈尼人的规矩,磨秋杆必须是黑夜砍好后,小伙子们在黎明前扛回来,立在寨边的秋场。下午,穿着绚丽服装的哈尼人摩肩接踵地聚到磨秋场,锣鼓喧天,异常热闹。先由几个德高望重的老者“开秋”,他们象征性地甩了几圈以后,一对对、一双双的小伙子小姑娘就轮流上去转。

  本主是大理地区白族村社的保护神,被奉为“本主”的有神佛、菩萨、龙王、君主、将军,各类神灵和民间传说中的英雄好汉等。本主节无统一节期,主要以“本主”的诞辰、忌日或其他纪念性日期为祭会日期,并由此发展衍化为地区性节日。正月初四迎本主,是洱海东岸的千年古渔村双廊白族群众每年春节必不可少的节庆内容。天刚亮,两艘大船已经到达红山的本主庙。人们小心翼翼地将本主从神坛上“请下来”,放到大船上,先让本主“赏花”“阅兵”。然后船只再驶向双廊北海滨。在龙队、狮舞、霸王鞭舞队和唢呐锣鼓声中,本主被迎上岸,坐上两部木轮拖车。站在家门口翘首以待的人们派出两名代表站在本主像后面,在本主的头上系上红绸。青壮年们拖着放有本主的木轮车,全村男女老幼跟在后面,在村子里巡游。前面的人举着“回避”“肃静”的黄牌,相继有黄罗大伞、金瓜刀矛兵器和五色旗幡,簇拥着本主的銮驾。本主所到之处,各家各户摆满香案、贡桌,鼓乐鞭炮齐鸣。本主接来之后,在村里专门为本主搭建的彩棚中安放一个晚上。大家在本主像前祭祀礼拜,祈求村庄平安吉祥,风调雨顺。晚上,人们还会在本主像前弹曲对歌,演出自己编排的乡村戏剧,欢舞娱神。

  春节,普米语叫“吾时高”,又称为“吾昔”节(“吾”意为年,“昔”意为新),为普米族的传统节日,一般在农历腊月初六或初七、初八日举行。“吾昔”节按老规矩要过9天,至今大部分普米族仍隆重过此节日。节前,普米族村民便忙着做各种准备:砍柴、碾米、磨面、煮苏里玛酒、烤青稞白酒、杀猪、宰羊、浆洗被褥、衣物、沐浴、择吉日打扫室内外卫生、修整火塘、神台及宗巴拉神,使其洁净明亮,焕然一新。节日这天,在门前和神台上及房顶插青松,挂起经幡,表示迎新年、接祖先、驱鬼神、求平安。切开新年的猪膘,猪头祭在锅庄上。火塘周围摆放着花、白海螺。下午,鸣炮三响之后,吹响海螺,由族长手举酒杯,在宗巴拉之上浇酒,举行“切的谱”(即敬锅庄)仪式后,家人进行丰盛的晚餐。大年初一,鸡鸣拂晓,人们争先到溪边舀水,以先取得净水为吉祥。此日,男女老少都穿上鲜艳的本民族服装,亲友们互相拜年。各家族还前往坟山或寄罐林祭祖。宁蒗县普米族在这一天清晨,还为年满13岁的孩子举行“穿裙子”或“穿裤子”礼。青年男女们对歌、赛马。人夜,男女青年围着火堆跳起欢快的锅庄舞,老人们则聚在一起饮酒,说唱本民族的创世史、传说、习俗等。有的村寨还要举行隆重的“扎拉松冬”宗教仪式及“秋八卡”习俗。“秋八卡”即在择定的日期内,请客喝酥油茶、喝白酒、苏里玛酒、吃炒酸菜、炒面及油炸粑粑等,请族长或家长举行锅庄的宗教仪式。腊月十五日,普米族称为“大十五节”,人们身着盛装,聚集在村寨旁的山坡上,搭“天香塔”薰烟祭山神,以示新年(“吾昔”节)的结束。

  由此,通过欢愉的形式(拜年、吃团圆饭、娱乐、社交、商贸等)和隐喻的方式(禁忌、象征、比喻等),将各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育化出来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审美情趣等因素综合成为一种观念的、心理的、精神的文化聚合物,从而昭示了节日的深层文化内核。“节庆本是最具地区特色、最无法强求统一的人类活动……但那些外缘因素必须跟世俗生活进行长期磨合,不期然而然地经历过文化再诠释,而终于化成被下意识跟从的民间风习。”汉族的春节能够融入各民族的习俗中就是最好的诠释。

  二、少数民族春节的类型与特征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自古以来就是众多民族生息繁衍之地,也是各民族沿横断山脉南北迁徙的走廊。历史上,各民族建立了密切的经济文化关系,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族文化产生了影响,同时,汉族文化也被很多少数民族吸收,并结合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延伸出了很多独具特色的文化事项,春节就是其中之一。

  春节期间,云南的少数民族都有要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大多以祭祀神佛、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禧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丰富多彩,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但是众多民族和民族内部众多支系的复杂性,使不同民族的春节习俗存在差异。地域、支系的不同,使同一民族春节习俗也不尽相同。

  各民族对春节的称谓不一,类型和特征上亦有差异。

  (一)单一型

  所谓单一是指全部照搬汉族春节的习俗,不再加入本民族其他习俗。例如贴春联/门神、迎接/放置财神、挂灯笼、放鞭炮、拜年、吃年夜饭、发压岁钱、看央视春晚、寺庙进香等。这一类型的民族或民族支系并不多(例如满族、蒙古族等),主要是受汉文化影响较大的地区,或是本身人口较少而受聚集地区其他“大”民族文化的影响,进而在意识上产生“跟从”、行为上出现“模仿”,反映出民间社会对现实状况转换的一种周期性渴望。这其实与社会变迁过程中民族文化面临的传承、保护、发展的问题同理:处在十字路口的民族社会,一方面是对固有传统文化的眷恋,另一方面则是对异质性现代文化的向往。

  (案例)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县昙华乡是一个彝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地区,聚居着彝族的一个重要支系“哩颇人”。在距乡政府不远的昙华山山坳北侧现存觉云寺、在西侧现存昙华寺遗址,那是明末清初统领姚州的世袭土同知高耀、高奣映父子弃官出家后所建,现正在恢复重建昙华寺。在一个以彝族民间信仰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地区出现了汉族的佛教寺庙,体现了当地彝族人的大度与包容。千百年来,以神灵鬼怪、日月星辰、山石草木为崇拜对象的哩颇人每逢节庆,会前往山上寺庙进香祈祷。春节期间,这里并未像传统节日“插花节”(农历二月初八)那样盛大隆重,但村民们除了置办年货、贴春联/门神、杀年猪、放鞭炮、吃羊汤锅等,也会相约来到昙华寺烧香听经,祈喜纳福。而毕摩祭祀花神、用梅葛调吟唱史诗等并不会在春节中出现。

  (二)混合型

  云南不仅民族众多,文化样式也非常丰富,体现在春节中,就呈现出一种将地方性知识与外来文化相互结合的形态,使节庆从内容到形式都更具特色。这种“混合”,其实是在认同汉族所确定的固定时空范围内,依据地域空间文化持有者的权利,将本民族的观念、礼仪、习俗、道德等参入其中,使参与者不仅能够得到欢愉,也借机展示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进而使“我们”的认同感获得进一步增强,这种通过“混合”而构建的“新文化空间”就具有了集体认同的核心价值观。此种类型的民族或民族支系居于绝大多数。

  (案例)春节是纳西族中最浓重的节日,既受到汉族春节习俗的影响,又保留了本民族的传统特色;既有浓厚的宗教氛围,又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的高志英教授记录了家乡丽江市古城区七河乡东关村纳西族的春节习俗:春节,纳西语叫“结正”,过春节叫“结正过”。纳西族过春节时间比较长,一般从腊月二十八到正月十五。每天有不同的过节内容与仪式,其意义与功能也不相同。仪式活动包括祭祀近祖(年三十至初十五)、给狗献饭(年三十团圆饭的第一晚)、祭松树(年三十)、祭祀氏族/家族祖先(大年初一或初二、初三)、祭天(初二或初五为多)、送近祖(初十五)。而主要活动按照时间顺序,每天不同。腊月二十八,外出的纳西人都要归家团圆。腊月二十九,在家门口插柳枝、在家里撒松毛,有辟邪之意。腊月三十,家家贴对联(汉文或纳西族象形文字)、门神。放鞭炮、吃团圆饭。有十二道菜,全为荤菜,表示一年四季十二个月都有好吃好喝的。三十晚上一家围在电视机前看春晚巳成惯例。初一早上是妇女休息的时间,男人们则天未亮就起床去抢挑井水。早点吃汤圆,无论大人小孩都要吃12个,表示一年十二个月都甜甜蜜蜜,圆圆满满。初一早上上坟。初二祭天(对象是两棵栗树,一棵柏树),由东巴或家族年长男性主持。初三,儿孙们给老人叩头拜年,讨赏钱。初四,媳妇回娘家。初五,逛庙会。初六至初十四,开始化藤以及各种游玩,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组成不同的“賩”。初十五,全家人又聚集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实际上为散伙饭。

  通过春节而呈现的少数民族混合文化,其实也是一种整合,是乡民社会秩序整合与调适的平台,是民族文化传统延续、再延续的生命场,其功能“不仅在于对内的文化认同与社会整合,而且也在于对外的文化中介与民族同化”。

  吴宗友、曹荣在《论节日的文化功能》一文中,把传统节日看做是传承民族文化的有效方式,并指出传统节日的功能有:节日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节日保守与强化着民族文化传统的记忆;传统节日是提高民族自信心的重要途径;传统节日是发展民族新文化的基础与凭借。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节日不过是一个载体和平台,春节也不例外。总结起来,云南少数民族春节习俗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全民性。就民族的整体看,除回族外,24个民族都有欢度春节的“老传统”和“新传统”。其中有的是全民都过,有的则仅涉及部分地区或支系。此外,由于西方外来宗教(例如基督教、天主教)对部分村民信仰的影响日趋加深,部分民众逐渐淡化了春节的意识,转而接受圣诞节、感恩节等“洋节”。

  第二,集中性。在三种类型中,最为集中于混合型,兼有官方组织活动(指乡镇政府)与民间活动相结合,但以村寨和家庭为单位仍是主流。发展型与单一型虽然较少,但有扩大化趋势,这与文化的趋同性相一致。

  第三,均衡性。云南少数民族分布的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在全省16个州市和126个县市,春节期间都显现出浓郁的节日场景与氛围,成为民族文化、民族文明的表征,也更是其传播传承的主力媒体,是民族形成、文化延续、心理认同的重要契机。

  第四,公开性。从内容上看,由于春节是一个国家法定的公开性节日,举凡节庆中的活动均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对于少数民族而言,饮食、服饰、民居、游艺、娱乐、歌舞、技艺、礼仪、道德乃至本民族传统节日中较为神秘的宗教仪式等习俗,都在这个特定的文化空间中得到了最大的释放,向家人、亲戚、邻里、到访者甚至游客尽情的展示。“通过一系列节庆仪式,人们表达和维持社会认同,不仅使群体联系得以世代相传,而且也使个人与群体以及群体之间的关系得以随着具体的社会环境而调整。

  第五,扩大性。年节仪式几乎是当地民族社会的一次集中会演,是各民族社会文化意义的一次大呈现。“会演”的功能,使各种紧跟时代潮流和社会进步方向的元素不断被添加进去,使节日的内容更加丰富。例如,各种现代的体育竞赛、文艺演出、游戏项目、旅游项目、商品交易集市等“非传统”的内容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村寨中,不仅为村民所认同和接受,更有不断扩大化的趋势。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好玩”才是最主要的,扩大化的春节内容正好适应了他们的需求。

  三、超越空间的共享性意义

  春节的确立与普及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节日文化的生成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是多种文化元素综合与提炼的结果并构成一个完整而和谐的节日体系。源于中原地区的春节最初是由汉族构建的一个文化空间,因人口迁移、民族交融、文化流动而带来的文化互动,使春节这一中华民族最盛大的节日演变至今,除了节日名称和时间空间尚未发生变化外,“汉族的”族别空间和“中原的”“汉族地区的”地域空间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而具有了不分民族、不论地域的共享性意义。

  文化适应是不同民族在接触、交往、冲突/接受、融合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拉尔夫·林顿和梅而维尔·赫斯科维茨三人在《文化适应研究备忘录》中认为,文化适应就是当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各群体进行持续的、直接的接触之后,导致双方或一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迁的现象。

  春节之于少数民族来说,其实最初也是一种文化适应。但最终把“汉人的春节”称谓变成“过春节”,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去掉了“汉人”二字,而在于对这种异质文化的接受,从而使“过春节”成为了同质性的诉求。关于这个问题,贝利认为,文化适应过程中将同时面临着保持原有文化的认同和接受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双重选择,对这两个维度的肯定与否,会产生四种文化适应策略:既保持原有文化也注重保持与主流文化的关系称为“整合”;只注重保持与主流文化的关系而放弃原有文化的称为“同化”;只注重保持原有文化而不注重保持与主流文化的关系称为“分离”;既不认同主流文化也不注重保持原有文化的称为“边缘化”。在这四种策略中,春节被认同就属于“整合”的适应策略,是文化适应过程中的一种最佳模式,它实际上已在各民族原有文化和主流文化间构建起了一种平衡关系,由此,春节变成了超越民族、地域的全民共享性节日。

  (案例)过手米线源自陇川县户撒乡,是阿昌族的一道美食。过手米线已有近百年历史,以前是一道奢侈的大餐,只有阿昌族男人才能享用。春节期间户撒最盛大的摆是“正月初九摆”。这一天,当地一个较大的寺庙——皇阁寺热闹非凡。一位阿昌族村民说:“这是我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因为又可以吃过手米线了。小时候有两件事最开心,一是穿新衣,另外就是吃过手米线。在那个缺肉少食的年代,能吃上完全由肉制成的过手米线,那是何等高兴的事啊!”

  超越是指突破自身局限及时空限制的一种思维与行为方式。春节的构成要素包括节期、空间、内容、程序、规模、组织等,是中华民族最隆重、最具影响力的传统节日和特殊的文化空间,有“中华第一节”之誉。春节文化的魅力,不仅在于它是传承历史悠久、涵盖范围广泛、礼仪习俗丰富多彩、过节人数多达十几亿的民族性节日,更在于它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内涵。超越这一文化空间,即是指“传统性”向“现代性”的延伸,而超越的主体无疑是节庆活动的全体参与者,因为春节的变迁经过了不断的建构过程。这种现象,如同邢莉和张曙光所指出的,是节日文化空间的“民俗主义”的展现。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无论是汉族地区还是少数民族地区,一直占支配地位的是宗法社会和乡土社会(熟人社会),构成了传统社会人们生活的共同体,始终是社会运行的主要模式。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春节也深深地打上了宗法社会的烙印。春节就是以习俗的力量让大众自动在同一时间经历相同的活动,在相同的传统仪式中体验相同的价值。因此,春节是维系传统血缘共同体和熟人社会得以和谐运转的一种节日仪式。对于少数民族来说,当春节的空间概念中“他们的节日”和“我们的节日”边界逐渐被模糊或淡化时,共享性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怒江州福贡县老姆登村的怒族村民郁伍林对笔者说:“我们也很爱过春节的,平时在外打工、上班的人到时候都会回来,比我们过‘如密期’节时的人还多。村里家家户户也会杀年猪,全家在一起吃团圆饭,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还要互相串门拜年。小孩子最高兴了,因为可以得到压岁钱、穿新衣服。村里也会组织一些活动,比如说射弩、打篮球、唱歌,年轻人最喜欢参加了。”包括春节在内,“尽管在日历上被凸显为特殊的日子,节日的文化功能却是指向日常的,它使千篇一律的生活步调获得了某种变奏,它在麻木中提醒你珍重和享受有限的生命,它于狂欢和宣泄中使你得到休整和放松”。在少数民族群众看来,春节的娱乐功能似乎才是最令人难以忘记的,所以产生期盼和认同的心理就自然了。

  春节文化空间的延伸是由“共享”节日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一起完成的,它意味着地理空间由传统的“中原”“内地”“汉族地区”扩大到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覆盖了整个中华大地。在内容上,以汉族为主固定形成的样式拓展为加入了各民族的习俗而呈现多样化,成为展示中华多元文化的平台。而在享受节庆的群体上,由于占全国人口近8%的少数民族(不包括信仰伊斯兰教的10个民族)的参与过节,普天同庆,使全民性的意义更加显著。更重要的是,节日除了最容易唤起对亲人、对家庭、对故乡的情感,唤起对民族文化的记忆、对民族精神的认同,唤起同宗同源的民族情、文化同根性的亲和力外,一句“中国人的节日”使不同民族对祖国的认同感得到提升。春节实际是由一系列仪式构成的,因为共享,节日对参与者的情感凝聚作用、民族认同作用、社会控制作用、精神慰藉/心理归属作用和国家认同作用等功能得到了最大化的发挥。对此,英国学者麦克·阿盖尔的下面这段话会有所启迪:“仪式是团体的活动,这使它们具有社会力量,把人与团体及其价值联系起来,能对团体引发积极的情感。在仪式的阈限阶段,仪式创造出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有爱、有平等、有和谐、没有财产和地位的划分,人们达到了一种‘融合共享’的状态。在仪式中,产生了团结和利他的情感力量。”

  作为共享性的节日,春节对于云南少数民族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一,少数民族春节习俗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春节习俗的内容,使中华文化多样性的深刻内涵在这一文化空间中得到了提升。习俗的发展具有“俗随时变”的特点,春节也不例外。从宏观上看,少数民族传统习俗之介人节日中,并非是对春节精神内核的颠覆,反而是被发明、被持续生产和塑造的结果,具有新建构的特点。而少数民族在春节中的一系列祭祀、聚会或饮食等风俗,既包含了娱乐或休闲的成分,又有特定的人文取向,更是本民族文化的一种表达,增加了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又一平台,于“节日中存在的仪式行为,是他们社会文化潜隐功能的显现”。

  第二,成为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中的新文化符号。各民族在春节文化适应的过程中,既吸纳了“异文化”有益的因子,又未放弃本民族的传统,甚至有所创新。因为,“文化传统、特定文化和特定因素或性质都具有持续性、‘生存力’或‘惯性’,这就是文化的稳定性原则,即当一种文化受到外力作用而不得不有所改变时,这种变化也只会达到不改变其基本结构和特征的程度与效果”。通过春节,少数民族将文化认同的符号从群体内部的固有传统升华至“国家符号”层面,不仅有利于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而且在原有地方性知识中加入了新的文化符号,出现了“新民俗”。

  第三,是增进民族内部凝聚力和加强民族之间亲近感的重要纽带。春节在长期的历史传承中已经内化少数民族的心结,享受春节,就是集中体验、传承历史文化传统。参与春节活动,借助共享的传统,是一次集体认同的过程。少数民族群众散居各地村寨,因生产繁忙和交通不便等原因,平时很少联系,一般只有通过节日才能互相走访团聚,个体成员或群体文化事项也才会得到集中展示。“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民族村寨中许多在外工作、求学、务工的游子也许会放弃参加本民族传统节日的机会,但春节所体现的亲情情结、敬族情结、寻根情结、乡土情结则牵引着他们的心,真正成为民族情感的粘合剂。“热情好客”是云南少数民族的共同特征,由于过节期间也有其他民族的群众前来参加,大家互致祝贺,共同欢庆节日,大大加强了民族间的亲近感,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

  在一个充满差异和多样性的时代,春节作为基本的公共性作保障,在国家的主导(例如放假规定和组织相关活动)和全民的参与下,保证了社会公共性逻辑的有效运行,使民众得以生活在一个有序、欢乐和谐的社会当中。云南少数民族共享春节,是社会整合和社会和谐运转的必然结果,也是文化尊重和互动的结果。“社会发展的推动和民族节日文化主体,亦即各民族群众生活状态的改善以及由这二者产生的合力,形成了民族节日文化变异与优化的巨大动力。”

  总之,春节这一符号和少数民族所处的文化场域共同构成了少数民族节日文化的空间;在少数民族的眼中,春节从“你们/他们的”到“我们的”称谓与实践,反映了春节在时代变迁中发展成为容纳多种主体、多重资源的文化运作空间;通过扩宽春节在社会文化中的“共享性”作用,促进文化多元化发展,同时守护节日文化的此延伸和扩展春节的文化空间,进一步突出文化中国的“表情”,应当是全民对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志。

  (张跃: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书记、云南省民族研究院副院长)

  文章来源:《节日研究》第三辑
【本文责编:于佳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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