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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霄冰 陈科锦]民俗志的历史发展与文体特征
  作者:王霄冰 陈科锦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2-12-28 | 点击数:8870
 

摘   要:“民俗志”就其文本形式、记述内容和功能而言,具有浓郁的中国本土特色。中国古代不仅有“民俗志”的概念,而且有着悠久的民俗书写传统。古代的民俗记录大体上可分为史志类和笔记类两大体例。前者以方志民俗志为代表,其特点是范式化的写作和作者的隐身;后者则以文人笔记为主,其中“我”的在场、深刻的主观感受性和平民视角,都与现代民俗志的理念不谋而合。随着20世纪民俗学学科的发展,又形成了史志民俗志、科学民俗志和传播民俗志三种类型。民俗学界对民俗志书写范式的反思与新型民俗志的写作实践,不仅是对当前民俗学学术理念的回应,还显示出了回归中国本土民俗志诗学传统的迹象。

关键词:民俗志;风俗志;地方志;文人笔记;民俗志诗学


  民俗学、民族学与人类学都是以民众群体及其所创造的生活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经验性科学,并共享同一套田野作业的方法,其成果形式——民族志和民俗志,也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写文化”大讨论围绕民族志作品的生产,揭示了人类学家通过修辞塑造话语的过程。民俗学界有关民俗志书写范式的理论探索也具有“写文化”式的反思性,但总体来讲,从中国本土的民俗书写传统出发,对民俗志作品的形态发展及其内涵、功能与形式的关注和研究还远远不够,这大约是民俗学长期以来在理论上过于依赖人类学、缺乏学科本位意识所致。

  我国古代书写民俗的作品文体形态丰富多元,要想对中国民俗志的历史发展及其风格特征进行宏观考察,就不能不借鉴历史学和文艺学的一些学术概念和理论视角。例如“文体”,就是一个文学研究的概念。它不仅指文章的体裁,还包括文类的章法结构、语言形式、精神气质和风格特征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倾注着书写者思想意识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的话语秩序。文本书写和文体创造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内容决定了形式,形式反过来也影响着内容的表达。借用这样的思路来研究民俗志作品,就需要把民俗资料内容、体裁形式、书写者意图乃至思想史背景等综合起来考量。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讨论的民俗志仅限于以文字为载体的民俗志作品,暂未将图像或影像类的民俗志纳入考察范围之中。

  一、民俗志的概念与理论反思

  学界一般认为“民俗志”是由钟敬文在改革开放后率先提出的。但准确地说,钟敬文并非该词的发明者。通过检索爱如生中国方志库,可查询有7部元明清方志用“民俗志”命名其门类或子目(见表1)。民国时期,有人在《民俗》周刊等刊物上发表过《琼崖岛民俗志》《广州民俗志》等长文。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也出版过一批以“民俗志”冠名的书籍;1939年,日本学界还进行过有关民俗志形态问题的讨论。20世纪70年代后,民俗志再次引起日本同仁的关注,日本民俗学会会刊在1977年曾发表过一期专门讨论“民俗志”的特辑。因此,钟敬文对“民俗志”的学术界定很可能是受到日本民俗学的影响,他本人的贡献则是将“民俗志”作为中国民俗学学科的术语进行定义和阐述,确定了它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

  在钟敬文构拟的民俗学的学科体系中,民俗志与民俗学原理、民俗史、民俗学史、民俗学方法论、民俗资料学并列为民俗学的六个方面。他把民俗志定义为“对全国、全民族、或某一地区的民俗事象进行科学记述的作品”,其“主要特点是记叙的,或者说是描述的”,作用是为民俗学研究提供资料。在1999年出版的《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中,钟敬文把民俗志看成是“记录民俗学”,学者通过田野作业、民俗史料甄别的方式来搜集民俗事象资料,再用理论的思维对资料进行安排、叙述,撰写成再现民众文化的民俗志。正如王杰文所言,“钟先生对于‘民俗志’概念的论述得到民俗学界内外同仁的普遍认可。从此,‘民俗志’这一术语,不仅仅被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广泛使用,而且,作为民俗文化学的基础及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民俗学派的一个基本特征”。

  钟敬文之后,刘铁梁、董晓萍等学者把人类学的民族志理论和社区研究范式应用于民俗学,开始琢磨如何把民俗志当成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来使用。刘铁梁在1998年发表的《民俗志研究方式与问题意识》一文中,把民俗志定义为“记录、描述、说明和解释民俗现象的一类研究成果形式,而撰写民俗志可以说是民俗学家比较独特的研究方式”。他指出,撰写民俗志,一般都需要进行民俗学田野作业来搜集资料,而且这些资料已经通过多种手段被调查者在实地理解过、研究过,调查者在田野作业中还会产生个人主观方面的疑问、感想、体验,因此:“所谓民俗志不单是为别人的研究提供资料,它自身还是一种复杂研究过程和认识表达方式。由于它是直接面对自己的研究对象——现实中的民俗——进行实地研究的结果,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正是民俗志的研究和撰写首先代表了民俗学学科的根本特征,甚至是关系着学理能否向前发展的基本的研究方式。”董晓萍同样强调了科学、系统的田野调查对于民俗志写作的意义。她在2003年出版的专著《田野民俗志》中对“文献民俗志”与“田野民俗志”进行了区分,指出“田野民俗志的工作过程是民俗学田野作业,撰写成品是民俗志,成果形态是学术资料系统和理论阐释的双重产品”。

  进入21世纪,从民俗学学科立场出发,对民俗志书写范式的讨论形成一股热潮。学者们的观点大致可以归纳为:

  (一)强调“语境”和对生活文化的整体性书写

  在民俗文化的呈现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应以整体的生活文化与生活世界代替分门别类的和条目化、碎片化的民俗事象,提倡书写“语境中的民俗”、从叙述民俗事象与事件到揭示内在的、深层次的民俗关系。刘铁梁结合其主编的《中国民俗文化志》的编纂实践,最早提出了“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概念,即通过着重调查和书写那些具有代表性且能反映文化中诸多关系的文化事象,建立起“民俗现象之间的关联性和互释性”,以体现地方民俗的整体特征。王杰文也建议书写者要对各个条目下民俗事象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相互印证、勾连记录,书写过程化的民俗活动。黄涛则从马林诺夫斯基的语境理论中归纳出时间、空间、事件、心理、功能、背景六要素,系统论述了对地方志民俗专卷书写范式进行适度革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二)提倡话语权力的让渡和地方性的塑造

  如何从地方环境和生态出发把握当地人对地方空间、边界、时间、情境的感受、理解与认同,写出隶属于特定区域及其民众群体的民俗,是学者们关注较多的一个问题。民俗学调查和民俗志写作被视为支持广大民众实现文化话语权的一种实践方式。万建中的“让当地人说话”、刘铁梁的“交流式民俗志”、张士闪的“学者与民众的视域融合”等理念都特别强调了学者所应秉持的民间立场,倡导民俗学者与地方民众的交流、对话与协商。万建中更是建议破除“学者—当地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避免用学术标准去衡量一切民俗书写,呼吁学界正视民俗书写主体的多元性,尊重和学习出自地方人士之手的草根民俗志的独特范式和地域风格。董秀团则以云南大学“村民日志”项目中的李绚金日志为个案,具体分析了地方精英民俗志书写的特点、优势与局限,肯定了这一书写模式的学术与社会价值。

  (三)注重对书写主体与民俗主体的呈现

  传统民俗志的叙述模式常被民俗学者们批评为是“无主体的叙述”,它一方面是指民俗志中缺乏民众个体的叙述,另一方面是指民俗志作者为了标榜客观和科学而将自己隐身。对此,万建中主张,民俗志书写应当关注人的行动过程即生活体验和情感,尤其关注个体的民俗生活经验,撰写出个人的生活传记。刘铁梁也提倡书写集体叙事与个人叙事相交织的民俗志,认为被研究对象的个人叙事阐释了人们对自身生活与文化的理解。黄龙光则提议民俗学者在书写民俗志时应让自己进入文本,将书写者本人在具体语境下与民俗主体沟通和协调的过程写入民俗志,以此表明学者的“田野在场”,同时也让民俗主体“浮出水面”。

  (四)探讨民俗志的文学性与诗性特征

  施爱东指出,民俗学不仅是社会学,更应是文学和历史学。不少学者认为民俗志应提升其文学性与诗性气质。如万建中建议关注民俗中的故事与偶然事件,使用情节化的叙事方式。程安霞认为应探索融严谨性和生动性、学术性和可读性于一体的书写路子。黄龙光进一步提出了“民俗志诗学”的理念,建议民俗学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文体修辞和叙事风格进行个性化的处理。他写道,“民俗是民族文化中最外显、最具表征力,最能打动人心,最富含浓情厚意的人文符号体系”,因此“相比民族志,民俗志书写更应有明显的诗学(poetics)特征”;民俗志的诗学是“民众表述风格的再现,民间话语方式的呈现”,“是一种人性化的,平实无华的文化叙述,它娓娓道来,富含人情味,而又透露出朴实的美学和诗学特质。在娓娓道来叙述民俗的同时,我们不为获得形式上的美学和诗学修辞效果,而丧失对民俗志研究之真而追问和探索,民俗志诗学应包裹和围绕着内在的理论主线展开”。

  综合来看,这些先行成果从现代的学术理念出发,常常将民俗志视为一种均质的文体加以批判和反思,从而忽略了民俗志文体类型的多样性和书写主体的多元性。学者们大多从人类学的民族志书写理论推演到民俗志,较少结合民俗书写的本土传统来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既然“民俗志”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本土概念,或者说民俗书写是孕育于东亚文明的一种古老传统,我们就有必要回到从古至今的各种民俗书写作品中去认识民俗志。学界此前也有一些针对历史民俗文献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来说还缺乏系统的研究,未能就民俗志的形式、功能、体例和文体特征及其发展变化展开全面的考察和理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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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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