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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民俗学的发展，已经逐渐从关注“普遍的民众”“地方社会的民众”转向关注“社区的民众”“弱势群体”，并且越来越关注“民众中的个体”。民俗学试图通过普通工匠、艺人的生活史、成长史及其社会关系史来进入人类历史的细胞组织。我们民间文学工作者常常深入田野，挖掘和书写那些普通民间故事家、史诗艺人、民间歌手的学艺成长史。
可是，当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要求各研究室整理书写本室“改革开放40年发展史”的时候，我们才发现，长期以来我们的民间文学工作者都在瞪大眼睛紧盯着外部世界，却忽视了作为民间文化普通工作者的一员，我们自身也是人类历史细胞中的一分子。
历史才过了40年，除了少数做出优秀成绩的老一辈民间文艺学家，多数研究人员的历史都已经模糊不清了，有些甚至已经近乎湮灭。即便是我自己所在的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研究室），有些退休研究人员的名字我都从来没听说过，更不用说他们的工作史和学术史。当我们试图联络这些退休人员的时候，发现许多已经去世，即使是那些健在的，也有部分老人不愿意接受访谈，甚至连个人学术信息都不愿提供。
学术史如果只是学术名家和代表作“点”的学术史，缺少对于普通学者和一般作品“面”的理解，就好像只有鲜花没有绿叶的古怪植物。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我和安德明商量请本研究室的所有退休及在职研究人员，都写一份学术自述，以便为后人留下一份普通学术工作者的自画群像，作为学术行业的个体民俗资料。
就我本人来说，我打算从“考研”开始说起，平铺直叙，说说我在民俗学、民间文学行业的从业历程与心态。
一、偶然选择了民间文学专业
我本科读的是中山大学大气科学系，天气动力学专业，毕业于1989年。那一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去向，正处在“工作分配”和“自主择业”的时代转换点上。我们的毕业论文没有举行答辩仪式，学校提前一个月就将我们这届学生派遣回各自生源地，我印象中连毕业酒都没喝，全班照了个毕业合影就离校了。
回到老家赣州地区，原定的用人单位说是今年不进人了，地区教育局直接把我的档案转回到我的生源地信丰县。县教育局从来没接受过我这种无对口专业的“名牌大学生”，压着不敢分配，说要听县里安排。等到9月份，其他毕业生都先后分配工作了，只有我还悬着。我那时候年轻气盛，直接去找县长黄际泉说理，县政府办公室一位刘姓副主任拦住我不让见县长，我拍着桌子跟他吵了一架，差点打起来，最终还是没能见到县长，但这事很快轰动了小县城的朋友圈。据说县长知道这事后，指示教育局让我自己联系一个对口单位。我打听到县水利电力局还有编制，就申请去这个单位，县教育局在我的“派遣证”备注栏特别加了一行字：“分配水电局下属单位。”
信丰县水电局有8个下属单位，其中6个中型水库，我被分配到安西镇的上迳水库管委会。水库一般都在山沟沟里，管委会大多是安西镇人，每到周末就各回各家，只剩我一个人守着诺大一个水库。冬天枯水季节，水库发不了电，四野漆黑，时不时传出些野鸡和野兽的叫声，显得特别空寂，苍穹之下就只有我的房间亮着一盏煤油灯。孤独到绝望的恐惧感，时时逼着我坐到煤油灯前，捧起一本英语单词本，我也没有别的方法，只是死记硬背。
我在水库呆了不到半年，水电局人事秘书去世，局里想把我调到人秘股补缺，但是信不过我的文字水平，局长曾凤礼出题让我写了篇《假如我改行当秘书》，看完作文又不相信是我写的，副局长罗立章专门到我的母校信丰中学，找到高中部语文教研室主任陈明淦咨询。陈老师虽然没教过我，但他非常肯定地对罗立章说：“这当然是施爱东自己写的。”
就这样，我在信丰县水电局人秘股做了三年秘书工作。那是我“混社会”的三年，我记得每到冬天，一下班，水电局的一班年轻人就会结伴到人秘股办公室生火盆、打扑克、喝水酒，有时喝多了，我就住在局里招待所，那种天地间只操心手里一把牌的感觉，还是很单纯很快乐的。当然，更多的业余时间是浪费在跟同学闲聊、闲吃、闲逛。县城的同学不分一中、二中，初中、高中，反正都是一个年龄段，大家组了一个“光棍协会”，我被推举为会长，有时还得负责组局找乐子。每天下班后，我和几个无聊透顶的同学就在县城各个街道浪荡二、三个小时，找娱乐项目，多数时候是找不到的，但也得浪到彻底绝望才回家。每天回到家我就后悔，天天骂自己，然后拿出单词本，背英语单词。
理科生做文秘工作，终究是不受信任的，1991年，江西省水利厅要在江西大学（现南昌大学）办一个文秘专科班，局里决定派我去。让一个本科毕业生去进修专科班，我感到很屈辱，拒绝了这个机会。为了争口气，我决定考回中山大学读中文系“写作学”研究生，以证明自己能“写作”。可惜的是，我落榜了。
铩羽而归的我自尊心受到重挫，自觉没脸继续呆在家乡，1992年我办了停薪留职，揣着积攒了三年的400多块钱，只身去了广东打工。经同学朱建军指点加介绍，我用虚构工作经历的手法，好不容易在番禺“隆辉工业村”找到工作，担任“生产部副主任”，月薪1200元，而我在江西的月薪是160元。我努力工作，虽然很快升职、加薪，但是累得骨瘦如柴。
经同学武少新劝说，我决定再次报考研究生。为了加大成功概率，这次我不敢赌气报考“写作学”，在招生目录中选了一个我在本科阶段就选修过的民间文学。
二、用“民间的方法”从事民间文学研究
1993年是我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我考上了民间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此后几年，我跟着导师叶春生几乎走遍了广东全省，跟他学会了跑田野、看风水，结交各种民间异人，还代他外出授课。我经常一个人背着书包在广东全省各地跑，每到一处就匆匆忙忙找图书馆，根据图书资料找点、找庙，东鳞西爪地问点风俗事象，拍些照片。其实对于如何使用和处理这些资料，心里并没有谱。
叶春生老师不主张用学院派的方法做民间文学研究，他的著述大多是民间知识的采录与整理，他早期的论文甚至很少注引文出处。我本来就是个理科生，没有写作规范的意识，受到这种风格的影响，我比老师走得更远，硕士时期的文章就像天马行空，在处理不同民间文学异文的时候，往往凭自己的主观判断，综合整理出一个自认为比较全面、合理的新文本。叶老师很宽厚，也很少批评我，甚至动用他的个人关系，帮我把其中一些文章发表了。
硕士期间我还受到广东文坛领袖黄树森老师的深刻影响。我入学的时候，贾平凹《废都》正在大卖，黄老师来中山大学中文系做讲座，希望年轻人对此展开评论。我那时候根本没入行，还不会写论文，完全是凭个人理解和感想写了一篇《想做贾宝玉的男人们》，投给黄老师主持的《当代文坛报》，没想到黄老师很喜欢，特地把我和同学于爱成约到一家叫小观园的酒店喝早茶，从早上一直喝到下午，反复鼓励。此后两三年间，我在黄老师的指导下，非常勤奋地发表了一大批当代文学评论，包括后来成为畅销书的《点评金庸》。凭借黄老师的大力栽培和举荐，我和于爱成迅速成为黄老师所说的广东文坛第四代青年代表。
受到鼓励的我虽然隐约意识到自己这种率性的论文笔法似乎有些“不科学”，但我天真地以为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人，就该用民间文学的率性表达，“说出我们老百姓的真情实感”，甚至觉得用这种方法介入当代文学评论，还有点别开生面的新意思。
硕士期间，我不仅没有很好地掌握规范的写作技能，甚至刻意地让自己的文章与学院派规范写作保持一定距离。无论是从事当代文学批评还是民间文学调查，我都不拘一格，尽情挥洒我的学术想象，张扬自己的写作风格。这种学术进路直到我硕士毕业论文答辩时，才第一次受到答辩老师的批评。
我的硕士论文搜集整理了一大批非广东籍的外地人在广东如何化身为地方神灵的传说，论文标题原拟《外省人如何成为广东地方神灵》，叶老师觉得“民间”味不足，给我改成了《“外江佬”如何成为广东神》，答辩的时候，这个标题受到陈摩人老师的批评，他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民间文学研究不是用民间方法做的文学研究。”
我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叶春生老师的学术助手。我们师徒俩情同父子，他对我的厚爱和信任常常令我觉得“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我们合作主编了一部《广东民俗大典》，堪称广东民俗事项大全。叶老师有祖传堪舆绝学，社会交游极广，我自然也会跟着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学习堪舆技能，结识了一大堆三教九流。在我离开中山大学之前，叶老师门下的弟子基本都交给我管理，因此我也被同门师弟师妹们戏称为“令狐师兄”。他们大凡有什么不敢向叶老师提及的要求，无论合理不合理，只要我答应了，叶老师就没有不答应的。
事务性的工作多了，学术钻研就少了。忘了在一个什么场合，吴承学老师委婉地提醒我，大意是说，学术论文有论文的写作格式和学术语言，让我留意一下写作规范。其实吴老师的提醒与陈摩人老师的批评异曲同工，但我当时并没有把陈摩人老师的话当回事，吴老师一说，我就很当回事，这大概就是偶像和权威的力量吧。
1997年，黄天骥老师给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开了一个《易经》读书班，我一场不落听了一学年，黄老师的发散性思维还是给了我一些启发。接着，吴承学老师又开了一个《论语》读书班，读书风格完全不一样。吴老师素以严谨、缜密著称，他的读书方法让我终身受益，我在吴老师这里真正感受到了学术的严肃和神圣。
大概是受到吴老师严谨学风的震慑，我那两年几乎写不出一篇论文。1998年我被广东省委组织部委派到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太保中学挂职副校长，期间对连山“瑶胞”做了一些田野调查。为了跟当地朋友搞好关系，我在连山喝醉好几次，也得到不少有意思的故事，可是，没有理论的指导，田野调查就只是为了调查而调查，调查完了也就完了，我不知道如何将这些零散的调查材料化做有效的学术成果。
我一直坚持着下午跑步的习惯，住到中山大学园西区之后，发现吴承学老师也爱跑步，于是约跑。后来加入我们队伍的还有王坤和彭玉平。但是，四个人一起跑，水平参差不齐，大家都累，后来改成打羽毛球，再后来又改为快走，这样队员水平就比较平均了。我们从园西区出发，进中区，出北门，临近广州大桥再往回走。走一个小时，聊两项内容，学术和八卦。
我一度决心报考吴承学的博士，准备了一段时间，刚好黄修已、叶春生领衔的现代文学博士点批下来了，叶老师要求我继续攻读民间文学博士，中文系任命我做写作教研室主任，我只好打消了在古代文学领域继续深入的念头。
叶老师有个宏大愿景：续写中山大学民俗学的光荣历史，再造辉煌。可当时中山大学民俗学就只有我们师徒俩，于是大部分学术振兴的事务性工作都着落在我头上，好在那时我也年轻，有干劲。我们申请成立了一个“中山大学民俗学研究中心”，先是编写内部使用的《民俗》小册子，后来创办了一本以书代刊的杂志《民俗学刊》（半年刊，共出八期）。再后来是联合历史系的王承文、人类学系的周大鸣、刘昭瑞等人，向教育部申报民俗学博士点，我负责资料搜集、申报书填写之类的基础性工作，最后由周大鸣老师润色上交。经过周老师的一番提升，我们的申报材料被列为全国第一，2003年与中央民族大学一起，成为继北京师范大学之后的第二批民俗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三、学术人生的三级台阶
我的博士论文原计划在华南民间信仰的话题上进一步深化，但是叶春生老师没同意，最终把“中山大学民俗学史”的课题交给了我。后续的学术经历证明，叶老师这个决策改变了我的学术命运。首先是因为学术史让我对整个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展历程有了全面的了解，有利于学者个体在历史的、通盘的学术大格局中去寻找自己的学术定位；其次是让我有机会走近钟敬文先生，并且成为他招收的最后一个博士后，并且为我走进北京学术圈、走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研究室的大门提供了便利条件。
我的博士论文最后一个阶段，是在钟敬文先生的具体指导下完成的，钟先生片言只语的教诲，令我受益终身，我很快就将其中一部分整理成《汝奚不曰其为人也——钟敬文先生病中论学》发表在《民俗学刊》。比如钟先生认为，文章就是写给别人看的，不仅要可信，还要好读；文章不必多写，一篇就可以看出水平。他甚至以容观琼为例，说容观琼评教授的时候，“他只给我一篇论文，我说一篇就行，可以做教授，文章一篇就可以看出水平，何必要十篇八篇”。
我还来不及博士后进站，钟敬文先生就仙逝了，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博士后工作是以钟敬文的名义进站，在刘魁立的具体指导下完成的。刘魁立先生在许多领域都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尤以故事学为著，他曾经得到结构主义鼻祖普罗普的亲炙，在当今故事形态学领域可谓独步天下。拜师学艺当然是学老师的最强项，我决定把未来学术生命投向故事学领域。我相信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前走，比自己趴在地上摸索，不仅起点高得多，视野也会开阔得多。这就是跟随名师治学的最大便利。
我的博士后工作是在学术史和故事学两个领域同时展开的，从事学术史研究是为了完成钟敬文先生交给我的任务，从事故事研究是为了习得刘魁立先生的学术菁华。前者的成果主要是博士后出站报告，也即2010年列入文学所学术文库出版的《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后者的主要成果是我在故事学领域的系列论文，后来我又按不同的研究进路将之整合成系列故事学论著出版。
博士后的三年，是我学术生命中最弥足珍贵的三年。那时候正当盛年，思维非常活跃，一经刘魁立先生的点拨，许多奔涌的感悟和构想，突然变得清晰起来，就像散漫的水气逐渐凝结成水珠，滴落在笔端。一个学者只要写出了一篇好论文，他从此就跟过去不一样了，正应了钟敬文先生的那句名言：“文章一篇就可以看出水平。”自从写出了《史诗叠加单元的结构及其功能——以<罗摩衍那·战斗篇>（季羡林译本）为中心的虚拟模型》，我就再也不是过去那个靠理解和感悟写文章的施爱东了。
如果说考上叶春生老师的研究生是我学术人生的第一级台阶、旁听吴承学老师的《论语》讲习是第二级台阶，那么，成为刘魁立先生的博士后是我的第三级台阶。叶春生老师把我领进了民间文学的大门，吴承学老师激发了我规范写作的学术自觉，刘魁立先生点燃了我理论思考的激情，唤起我理科出身的逻辑思维优势，让我获得了真切的学术自信。
四、参与创办“民间文化青年论坛”
2001年12月，叶春生老师在中山大学组织召开了一次“钟敬文先生百岁寿庆暨‘现代化与民俗文化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是会务负责人，向叶老师申请到一点经费，晚上约了几位青年学者到广州“粥城”吃夜宵、喝啤酒。回到宾馆，大家意犹未尽，坐在会务组朱钢的房间继续聊。一天会议下来，我们都特别厌倦老一辈民俗学者关起门来“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的做派，多次学术会议上积聚的“旧恨新仇”一起涌上心头，加上适度的酒精作用，我和陈泳超不约而同地提议“造反吧，别陪老人家玩了”，来自台湾的钟宗宪和一向温和的萧放也表示了赞同。当时我们手上都没有经费，约定分头发动青年学者，组一个旨在提倡正常学术批评的学术沙龙，每年至少碰一次头，大家各自掏钱与会，AA制，不给主办者造成任何经费压力。
陈泳超回到北京之后，首先联络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研究室主任吕微，得到吕微热烈响应。2002年7月，“中国民俗学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在首都师范大学举行，大会的多数时间都在讨论学会班子的改选问题，仅有的一点学术讨论时间，也被一些老同志的长篇大论给占去了，我们这些青年学者数千里迢迢赶到京城，只给两三分钟的发言时间，这种风气进一步加剧了我们的失望和不满，揭竿的机会来了。当晚由山东大学叶涛做东，吕微、陈建宪、萧放、叶涛、陈泳超、刘晓春、施爱东七位青年学者（加上缺席会议的台湾学者钟宗宪，一共八位发起人）在首都师范大学附近找个了茶馆，召开了一次梁山会议，议定组建一个以学术批评为宗旨的青年学术团体。
我们原本打算建一个公共邮箱，方便大家通过网络进行远程交流。后来陈泳超找到精通IT的硕士生陈永钊，在北京大学中文系BBS下面建了一个分论坛，起名“民间文化青年论坛”。有了根据地之后，大家分头联络民间文化界的青年朋友，邀请加盟“论坛”，刘宗迪就是被我们拉进“论坛”的最活跃的积极分子之一。一大批早就憋着一股不平之气的青年民俗学者，聚集在“论坛”，挥斥方遒，激扬文字，尽情地批判不良学风，恣意嘲讽前辈高论，拒绝自吹，也尽量不捧闲场。
“论坛”网页是2002年9月22日开始投入运行的，其时正值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入站，脱离了家室之累，一人闲在北京，时间非常富裕。白天到刘魁立先生的办公室喝茶聊天，有时帮着刘老师打打字，晚上回到宿舍，就泡在“论坛”中与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民俗学者笔墨往来，讨论各种关于民间文化的奇奇怪怪的问题，我在《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中的很多想法，都是在这些往复问答和论辩中逐渐形成的。
很快我和陈泳超就发现“论坛”中有一些奇怪的马甲，他们的用词习惯、言语方式跟我们有着明显的差别，比如言词客气、落笔稳重、标点符号一丝不苟，等等，经过一番比较分析，我们判断他们分别是刘魁立、刘锡诚、陶立璠等前辈民俗学者，但是我们并不戳穿，假装不知道他们的身份，有时还跟他们开一些善意的玩笑。后来的结果正如陈泳超说的：“慢慢的，我们发现那些老先生也逐渐放下以前的架子，变得越来越和蔼，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反而越来越和谐，大家真的形成了一个比较平等交流的学术共同体。”
为了吸引人气，烧旺“论坛”，我和陈泳超、刘宗迪、钟宗宪还注册了多个马甲，不断挑起话题，相互插科打诨、斗嘴打趣，到处煽风点火，把“论坛”烧得热火朝天，很快就将之办成了“青年中国民俗学会”，从此开启了中国民俗学的“黄金时代”（吕微语）。那时候，中国的青年民俗学者要是没在“论坛”上有个马甲，甚至都不大好意思说自己是民俗学或民间文学的从业者。我们举办的年度“沙龙”很快就发展壮大成为中国民俗学最大型的“学术年会”，报名参会的人数甚至超过同一年度由中国民俗学会官方举办的学术会议。
中国民俗学会是民间文化青年论坛的“革命”对象，而当时的学会理事长正是刘魁立先生。在现实世界中我是他谦恭的学生，但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我却是与之辩难的难缠对手。白天，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左右，我和林继富几乎每天都呆在刘先生的办公室，面对面地探讨各种学术问题。刘先生从不午睡，我们中午在白兰餐厅喝两瓶啤酒，没老没少地胡吹猛侃，下午回到办公室继续干活，我们很少谈及“论坛”，我也装着不知道他有一件唤做“聪明的糊涂虫”的隐身衣。到了晚上，我就装疯卖傻地绕着圈子跟“聪明的糊涂虫”捉迷藏，可惜的是刘先生打字太慢，网上等他回一段话得等上好几分钟，后来我们就不爱跟他玩了。
五、栖身文学研究所
我对于自己能够留在中山大学任教非常满意，从未想过离开，直到我来了北京。我申请到北京师范大学做博士后的时候，我的师母张玉娥老师对叶春生老师说：“不能让施爱东去北京，他去了就不会回来了。”我说：“我不会离开中山大学。”我说这话的时候是认真的，就像所有恋人在热恋时说的话一样。
进京之后，我深深地爱上了北京的学术氛围。别说隔三岔五的学术会议，五花八门的学术沙龙，即便是三五同业好友，在“小辣椒”这样的路边小店一碟花生二瓶啤酒几样小菜，聊聊学术八卦，说说新近想法，亦能引发思绪纷飞，碰撞出令人惊奇的思想火花，其中乐趣，是我在广州很难体会得到的。
我已经想不起到底是在哪次聚会上，时任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研究室主任，满脸大胡子，被我们戏称为“经略府提辖鲁智深”的吕微，向我提出了欢迎加盟民间文学研究室的邀请，但我当时虽然深爱北京，向往文学研究所，无奈曾经答应过叶春生老师不会离开中山大学，只好委婉地拒绝了。不过吕微撂下一句话，给我留了条后路：“什么时候想通了，随时给我电话。”类似的话他说过两次，我很心动，但始终不敢答应。
印象中是2004年5月的某一天，我在中山大学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突然觉得大为释怀，我再也不用背负“不会离开中山大学”的心理包袱了，我满心欢喜地给吕微打了个长途电话，问他：“民间室还有我的位置吗？”吕微那头显得也有些兴奋，他说刚好过两天所里要讨论人事问题，叫我赶紧给一份简历，他会事先跟杨义和老包说说，到时再交到会上讨论。大约才过了两三天，吕微电话告诉我非常顺利，文学所已经同意接受我的调动申请。
我压抑着内心的激动和兴奋，为了防止被中山大学挽留和劝阻，我没把消息告诉任何人，悄悄北上，以躲避是非。2004年9月本该是我博士后出站的时间，我正在焦虑如何向中山大学提出调动申请，那天清晨7点左右，我还没起床，突然接到叶春生老师电话，他兴奋地告诉我：“今天早上遇到黄天骥老师，他主动说前段时间让你受委屈了，赶紧回来吧，最近还有很多事等着你回来一起做。”那一刻，我突然百感交集泪如雨下，我忘了自己是怎么跟叶老师说的，总之是语辞委婉而态度坚决地表达了想留在北京的意思。叶老师不知道有没有听出我的哽咽，他没有多劝，只是让我从家庭和收入等角度再考虑考虑，别急着做决定。大概他早已预感到我会留在北京了。
既然已经说开了，我就索性回到广州，正式向中文系主任欧阳光提出调动申请。欧阳老师非常惊讶，他说：“系里培养你这么多年，你舍得吗？能不能给我个面子，缓一缓再说？”我说好的。但我内心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离开广州，既然有了借口，是他们先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我就把借口用足，决不松口。
为了能留在北京，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一直拖着不肯办理出站。我在家乡做过人事秘书，知道一旦出站回到广州，再想进京，那就千难万难了。2005年春节，欧阳老师特地到家里来拜年，告诉我中文系准备派我去韩国任教一年，可以增收20万元。我当时说了一句让他有点难堪的话：“我一定要去北京，我缺的不是钱，是学问。”我对自己的这句对答很满意，在不同场合说过好几次。在春节的师门晚宴上，从事房地产的师弟朱培坤搂着我的肩膀吐着一嘴酒气说：“师兄，你别走，我资助你一千万，你给我把中山大学民俗学事业振兴起来。”我笑着回答说：“我缺的不是钱，是学问！”
欧阳老师始终没答应放我走，北京师范大学这边又总催着我出站。2005年初，我到博士后管理办公室打听政策，得知如果中山大学人事处同意我出站不回去，他们就可以将我直接派遣到文学研究所。我回到中山大学一打听，学校的人事政策非常开明，入职要求虽高，离职却很容易，只要本人提出申请，人事处就可以放行。于是我自己写了一份证明，直接绕过中文系，在人事处盖了个章，马上飞到北京，立即办理出站手续，直接以出站博士后的名义在文学研究所报到了，当时接待我的两位人事处干部是郭一涛、夏晶晶，她们的热情和笑容让我如沐春风，一下就打消了我入职前的各种不安和顾虑。
我2005年5月入职文学所，但是档案和工资关系都还在中山大学，每次节庆发工会福利的时候，全所就我一人没有。安德明很为我抱不平，找到工会副主席郭林，得知是因为我的工资关系还没转过来，没法扣交工会会费，不能享受工会福利。回到室里，安德明就像自己做错什么似的，执意想要把他的工会福利转送给我。类似的这种温暖故事还有很多。我在民间文学研究室的前后两任室主任吕微、安德明，都很温柔敦厚，从不强人所难，我在文学所这些年，自由自在，如鱼得水。
我出站的时候就办好了户口迁移，夏晶晶给我办了工作证，郭一涛为我争取了临时住房，我基本上没什么后顾之忧，每周来文学所上班，用文学所的名义参加学术会议、发表论文，同时，我还领着中山大学的高工资（当时我在中山大学的月工资扣除奖金是3800元，后来在社科院的月工资是1700元）。中山大学这边，据说是学校对中文系进行年度财务审核时发现问题，要求中文系尽快处理好我的人事归属问题，于是系党总支书记丘国新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在北京这边安顿好没有，然后说：“要是安顿好了，就把工资关系也转过去吧。”我这才恋恋不舍地把工资关系转出了中山大学。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进入创新工程之前，每周返所日并没有实行严格的签到制，时间比较自由，有件小事给我印象很深。大约在我入职文学所三个月后的某个返所日，由于我一般到得比较早，那段时间基本都是我开门、打开水，这天一拧钥匙发现锁已经开了，我心里一惊，开门就看到会议桌前坐着一位陌生女同志，正在写什么东西。她吃惊地看着我，我也吃惊地看着她，我们在会议桌前默默地相对坐了好一会，她试探着问：“请问你是新来的吗？”我说是，她说：“我叫张田英，我也是民间室的。不过，我很快就退休了。”我马上表示了不相信，我觉得她应该跟我差不多年龄，怎么就快退休了？出于对陌生人的不信任，我一直坐在室里不敢离开，直到户晓辉进来。
六、吕微为首的民间室读书班
吕微是民间文化青年论坛八位发起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位，我们都序齿尊称其为“老大”。他那满脸大胡子加上不修边幅的着装，很容易让人误以为他是个粗枝大叶的率性汉子，其实不是，他是个心思非常细腻，既有大智慧也有小聪明，勤于阅读精于思考的纯粹读书人。
吕微做研究室主任最大的特点是无为而治，不争荣誉，不报课题，善良随和。他曾建议我好好看看文学所资料室何其芳购入的一批宝卷，看是否能整理一下，做出点东西来。我在征求朋友意见的时候，尹虎彬说：“千万别沾宝卷，水太深，出不了成果。”我听从了虎彬的建议。吕微见我没兴趣，后来再没提过这事。
吕微为人特别和善，研究室同事有什么家庭问题或生活上的苦恼也会跟他说，他是掌握全室秘密最多的一个人，但他从不对一个人说另一个人的秘密。当然，有时候也有违反学术原则，做滥好人的嫌疑，比如为了帮助朋友发文章，他简直帮到了替人重写的地步。他特别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遮掩别人的缺点，尤其是在学术评议的时候，他能够依据文本分析出许多我们都看不出来，作者本人也没有意识到的微言大义，但是经他那么一解说，大家都觉得有道理。随着学术地位的提升，他的这项本领也越来越强大，逐渐成为民俗学界最具思辨性的著名演说家，每次学术讨论会都是由他做会议总结，他一总结，这会议就圆满了，与会者皆大欢喜。
由于我的基础训练是理工科的，所以，学术基调是偏于科学主义、实证研究的，这跟吕微形而上学的哲学研究基本是背道而驰的，但我们互相都很尊重对方的学术思想。我几乎是逐字逐句、回环往复地读过吕微的《现代性论争中的民间文学》《“内在的”和“外在的”民间文学》等论文，他的许多观点是我过去没有想过的。为此，我和户晓辉一直鼓动他给博士生开一个读书班，我们顺便也旁听学习。吕微答应了。
读书班到底是从哪一年开始的，坚持了两年还是三年，我已经记不大清了。我只记得最早读的是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然后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为了避开返所日人多事杂，我们专门选在周四读书，比较固定的读书人是吕微、户晓辉、我、李川、刘文江、惠嘉，好像还有过胥志强等几位不固定成员。吕微让我们每人先读一段，然后一句一句的解，我们用的是汉译本，只有户晓辉用的是德文原著，每当我们的理解发生差异时，就问户晓辉“原著是怎么说的”。
读书班对我影响很大，改变了我一些固执的成见。我原来的科学主义头脑中只有“求真”的意识，吕微和康德教会了我“求善”，这种“真”“善”相融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吕微《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中的“性质世界”“意义世界”与“生活世界”》一文当中。
我在读书班之前并没有明晰的“求善”意识，为了“求真”，我一向主张将“田野”当成“实验场”，我曾经在中山大学中文系2001级本科生的民间文学课堂上做过多次故事实验，分别写成了《故事传播的实验报告及实验分析》《民间故事的记忆与重构》，还将论文发给学生提意见，当成课堂作业。刘宗迪认为这是“对田野的强暴”，并且表示了“严重反对”，由此在2005年11月到2006年6月间，爆发了一场点击率数以万计的“科玄论战”。我和刘宗迪、吕微唇枪舌剑地打了半年的架，在民俗学界引起强烈震动，2016年我将这场论辩整理成《作为实验的田野研究——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科玄论战”》交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参加过吕微的读书班之后，虽然我依旧坚持田野研究的实验主张，但是，我会更多地考虑到被试的个人意愿，以及实验是否对其现实生活产生影响，我会更多地关注主体感受，而不是只关心客观真实。辩论未必有输赢，相互学习未必全盘吸收，但无疑可以加强彼此之间的相互理解，也有利于后续的学术沟通。
吕微退休之后，一直笔耕不辍，他对康德思想的钻研也越来越深，凭我读书班上学的那点皮毛已经明显跟不上他的思想进程。我读他的论文越来越吃力，他发给我的上一篇论文我还没看完，他把下一篇又发过来了，把我的思想累得疲惫不堪。有时点开他的论文得首先看看字数，一看又是近十万字的鸿篇巨制，我就干脆放弃了，只能等待某次学术研讨会上，听听他言简意赅的大意演说。
七、杨早为首的年度话题小组
我和杨早认识始于1993年，那时候我在中山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他读大四，在一次可能是校团委组织的活动上，有人介绍他就是中山大学著名的“四大才子”之首杨早，我久仰大名，主动上前自我介绍，遂成好友。他后来在《羊城晚报》做记者，再后来，为了报考研究生辞去工作，没有固定收入，那时候每次朋友聚餐都是我买单。当然，2005年我们一起进了文学所之后，聚餐一般都是他买单，因为他的稿费收入比我高多了。
杨早考上北京大学研究生之后，我们联系不多，直到我也来到北京，这才续上前缘。2004年我已确定调到文学所，刚好杨早也在毕业找工作，据说父母曾反对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嫌这个单位收入太低，杨早坚持的理由是“连施爱东都要调到文学所”，于是父母没再反对。杨早口才好，很会演讲，适合作为偶像型导师，的确应该去高校，能更充分地施展他多方面才华。
杨早博闻强识，交游广阔，很快就把自己的一堆好朋友介绍给我了。2005年12月17日，文学所通州片的青年学者在萨支山家里聚会，半夜散场之后，杨早又把我和萨支山拉到一家咖啡馆，聊聊我们能一起做点什么事，他提议做一套民国书系，以年度为界，一年一本，做成现代文化编年史。我不同意，我认为与其隔靴搔痒地做民国文化史，不如每年做一本当代文化史，面对当下问题进行当下观察、当下思考，也许对于后人来说会更有参考价值。当晚大家都很兴奋，散场时杨早说“今天是我生日”，他故意把生日说早两天，主要是为了夺取买单权。
杨早是个行动力很强、效率很高的人，很快就联系上他的师兄，时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部主任的郑勇。郑勇非常支持，希望2006年就能推出第一本《话题2005》。接下来，杨早、萨支山开始拉人入伙，最早被拉进“话题小组”的，几乎全是他们的北京大学师兄弟。《话题2005》上市，一下就卖了6000册，这在文化评论类书籍中算是不错的，大家受到鼓舞，这一干就是十年。
本来是说好杨早、萨支山和我共同主编，由于杨早出力最大、学术资源最多，萨支山性格温和、人缘最好，我认为由他们俩担任主编就好，一本书同时写三个主编看起来会很怪异。杨早为《话题》书系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的想法特别多，而且几乎每年都有新主意，这一点跟我的做法不大一样，我喜欢循例、稳定，他喜欢求新、求变、随时关注读书市场的变化。他是个想到就做，而且力图做好的人，这种做派把大家都弄得很辛苦，比如他要每年在《话题》封面上推出一个能代表该年度特征的字，为了这一个字，大家常常开一天会，我觉得实在没什么必要，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很少人关注到这个字，但他和萨支山都对这种文字游戏有一种执着的偏爱，且乐在其中。
“话题小组”队伍越来越大，杨早又特别喜欢聚会，动不动就跟大家约时间聚餐、开会，而且几乎每次都是将就我的时间安排，弄得我一推再推，最后总是推无可推。在北京这鬼地方，只要答应出来吃餐饭，一整天就没有了。我很不喜欢聚餐，怕浪费时间，但他很喜欢，而且每次还要更换聚餐场所，不知道是不是想以此吃遍京城，反正他比我胖多了。
《话题》系列影响越来越大，我们也越来越累，杨早尤其累，他除了写稿、统稿、编选大事记等，还要写年度综述。他太在意读者反馈，每年都想写出点“新意思”，这就难免江郎才尽，越到后面越呕心沥血。相比之下我就轻松取巧多了，首先我只写与民间文化相关的文化事项，所以文字上驾轻就熟；其次我不负责饭局，不约人、不订餐、不买单，吃完聊完就走人；再次，对于改稿工作，一般都是由我先选，最难改的稿子总是留给杨早。
到了《话题》的后期，杨早和萨支山都觉得疲惫不堪难以为继了，这时候反倒是我一再给大家鼓劲，我觉得好不容易走到今天，《话题》在文化界的影响力也日益见长，突然放弃有点太可惜了，有些事坚持坚持，一旦找到了好的接班人，就算完成一项事业。但是，我们终于没能完成这项事业，《话题》系列只出到第十辑就停刊了。
八、以微博为主的网络谣言研究
我从2002年开始就将主要精力转向故事学领域，做故事学难免会遇到故事发生、传播与变异的问题，但是，现实中的故事发生是悄无声息的，大量异文也只是故事变异环节中被偶然记录的碎片，就算是最著名的故事异文，其记录都不可能是连贯的，根本不足以支撑这一方面的研究。
受菅丰教授邀请，我2010年申请到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访问，根据当地学术条件，我选择以“龙政治”作为合作课题。这一时期，也正是中文互联网上微博开始流行的时候，杨早总是紧贴着时代的信息命脉，一再鼓动我注册一个微博账号，他说：“你做民俗学的，不能脱离时代。”我于2010年10月23日注册并发布第一条微博：“听杨早说微博是一次网络革命，我想看看，到底是怎样一场革命。做民俗学的，讲究亲身体验。”通过一段时间的体验，我突然意识到，微博谣言的发布、转发和评论，其实就是故事的发生、传播和变异，这是故事研究的天赐良机！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放下手中的“龙政治”课题，马上投入到微博谣言研究当中，但当时我已经开始在《民族艺术》连载“龙政治”的系列论文，突然放弃连载会很对不起廖明君主编。于是我一边继续“龙政治”的研究，一边跟踪和积累网络谣言资料，我做了好几个文件夹，分门别类地搜罗了很多谣言信息（数量过于庞大，事实上大部分后来都没用上）。
“龙政治”课题基本完成之后，我几乎是无缝链接地马上投入到了微博谣言研究当中。这不光是为了将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相结合，而是我认为民间故事、都市传说与谣言是相通的，谣言历史化之后就变成了故事，而故事一旦现实化就变成了谣言，它们在结构上有非常一致的地方。我的主要研究目的，是想通过谣言传播来研究故事的结构和发生，当然也可以倒过来说，我想借助故事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做谣言研究。
承蒙廖明君主编的垂青，他在得知我研究计划的时候，就邀请我继续在《民族艺术》连载谣言研究论文。其实早在2010年底，钱云会车祸案刚刚发酵的时候，我就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起罕见的谣言博弈事件，那段时间我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会刷一次屏，不断积累各方说法，如此全程跟踪了一个多月，事件才逐渐冷却下来。当时我觉得应该立即着手写一本谣言学专著《钱云会之死》，可惜时间分配不过来。“龙政治”课题完成后，我只用了一个星期，就马不停蹄完成了《谣言的鸡蛋情绪——钱云会案的造谣、传谣与辟谣》，从此开启了“谣言研究”的新连载系列。
为了做好谣言研究，我在全世界30多家社交网站和报刊网站进行了注册，因为有许多网站不注册就没有检索权限，有些内部网站和同人网站甚至没有一定级别也不能检索。为了在短时期内取得检索权限，潜伏到谣言团队的内部组织，我发挥了民俗学者田野调查的特长，通过各种套近乎的，甚至诚恳地向管理员公开自己真实身份的方式，在一些盛行谣言的同人网站注册后，分别得以破格提拔为连长、排长、少尉，或者副科长等职务，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游走在形形色色的网络论坛，有时候无意闯入一些黄色网站，观察“淫民”的话语风格，真有格列佛误入小人国的感觉。
当时微博上右倾的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和左倾的“辟谣党”分成了两大阵营，互相攻讦，我因为从事谣言研究，在转存谣言的时候，偶尔插句嘴，就被有些人归入到左倾阵营。其实我在政治上真没有左右倾向，我只是求个“真相”而已，以我掌握的数据和研究判断，忍不住表个态，辟辟谣。于是，右倾分子骂我“五毛”，左倾分子向微博管理员举报我“传播谣言”，好在微博不是现实世界，我也不在乎。虽然我不专职辟谣，但谣言研究的名声还是会一点点传开的，很多朋友只要在微博上发现新的谣言，就会“@”提醒我一下，这样，我就有了许多耳目，能够在谣言刚刚发生时，快速地做出反应。在那些谣言家刚刚把谣言放出来，尚处于发酵阶段，还没来得及删除、隐蔽、撤退的时候，我就截图捕捉到他们的造谣新动向。许多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微博好友，都曾是我从事谣言研究的得力帮手。
谣言专题是老一辈民俗学者从未涉足过的全新领域，无章可循，如履薄冰。网络谣言的数据采集和保存非常困难，越是谣言，越是敏感，因此也越容易被删除和屏蔽。当代谣言研究直接面对的是所谓的“网络大V”，他们拥有强大的话语权力，追踪和研究他们的造谣传谣行为，若非证据确凿，论证严密，很容易就会遭致猛烈的反击，所以说，这项工作的心理压力和工作压力还是很大的。为了加强研究工作的可靠性，我在论文中对造谣传谣者都是直接点名、直陈其事，这些大V包括李承鹏、韩寒、五岳散人、左小诅咒、赵丽华、薛蛮子等等。当然，我的研究只是从民俗学的角度探讨谣言的原型、生产、传播、结构、类型，以及变异规律，还有传谣心态等，以实证研究为主，不做道德批判。
九、坚持“减法原则”，服务中国民俗学会
我自认为是个有公心的人，也很愿意不计得失地为民俗学科，为民俗学会贡献绵薄之力，尤其是2006年以来，协助朝戈金和叶涛做了许多琐碎的具体工作，这一点，是很得同行认可的，没功劳也有苦劳吧。我虽然脾气不好，喜欢怼人，但大家都知道我不是出于个人利益，也就不跟我计较。我自认为耿直敢言，经常在大会上公开对不良学风和会风提出批评意见，该反对时张得开口，该拍桌子时伸得出手，这种作风虽然很得罪人，但是时间长了，反而为大家所认可，觉得在一个群体中应该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
有时候，因为得罪少数人，很可能反而赢得了多数人。事实上，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出于公心还是私心，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时间长了，大家也就接受了。
2018年中国民俗学会第九届常务理事会副会长改选时，我居然得了全票40票，不仅我自己，几乎所有人都大感意外，那些曾经被我批评过，甚至讽刺过的同行，全都不计前嫌，投了我的赞成票，这是我绝对想不到的。偶尔得个全票，这种事本不值得说，但对于我来说，太感意外，对我的人生观造成的震撼太大了，这是我一生中最高的荣耀。
我的30多年学术生涯中，既没中过什么课题，也没中过什么项目。不过，在我刚刚完成本书初稿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中了2023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重点项目《民间故事创编机制研究》，这也是我几乎不抱希望的第一次尝试。朋友向我“祝贺”时，我也只能以“老来得子”或“范进中举”苦笑作答。过去我曾申报过三次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第二、三次均以失败告终，后来也就不再自讨没趣了。林林总总的奖项中，我自己只申报过“文学所优秀科研成果奖”；十几年前在严平老师的鼓励下，报过一次青年学术奖项“勤英文学研究奖”，中途还羞涩地撤回了；十几年来我多次担任“民间文艺山花奖”评委，自己却一次也没申报过。
有些大学院系领导，比如彭玉平老师就曾多次动员我从他们所在高校申报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但我知道自己什么“硬指标”都没有，要帽子没帽子，要课题没课题，报也是徒劳，不报或许还能省点心。人一有欲望就得操心，抑制自己的欲望是为了让自己少操心、不揪心。扒拉扒拉自己的平凡人生，我这一辈子除了社科院的几次“优秀科研成果奖”，其他任何拿得上台面的光鲜业迹都没有。拿不出百元大钞，好歹有两张一元小钞，晃一晃以示囊中并非空空如也。
中国民俗学会第九次代表大会结束之后，新任会长叶涛多次劝说我出任学会秘书长，我非常坚决地拒绝了，原因是身体太差。2014年我父亲摔断盆骨之后，一直卧病在床，我反复在北京和江西之间来回奔走，体质迅速下降，2015年父亲去世之后，我很快就在体检时查出慢性肾炎。当我得知这是一种不可逆的致命内科疾病之后，常有一种万念俱灰的感觉，如果说过去还曾有过什么学术雄心，想做出点什么成绩的话，2015年之后我几乎彻底打消了这一方面的想法。我拿出所有的积蓄，借钱加贷款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边上买了一套小房子，把家里的大量藏书都一箱箱寄捐给了家乡石城县图书馆。只要有时间，我每天都去奥森慢跑一小时，为的就是恢复身体，保住小命。
我从2002年开始服务于中国民俗学会秘书处，已经为中国民俗学会的集体事务投入了大量时间，如今身体要紧，我不能投入太多了。我不是铁人王进喜，也没有焦裕䘵的精神。可是叶涛始终没有放弃，他先后四次来到家里，还动员了包括刘魁立先生在内的许多朋友前来劝说，拉锯了近四个月之后，我不小心松了松口，他很快就对外宣布了聘任我为秘书长的决定。但是，我知道以我的身体状况，无法很好地履行秘书长的职责，只能把自己当成龟兔赛跑中的那只老乌龟，能爬多远算多远。
上任秘书长之后的第一件麻烦事，就是学会年检。目前中国民俗学会挂靠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这就意味着学会有四个婆婆，从下往上依次是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部—民政部，每一个婆婆都要行使权力，审核、盖章。复杂的年检表格，一级一级地向上提交，一有不合规范处就得从头再来，真不知道叶涛这十几年秘书长是怎么熬过来的。中国民俗学会是个3300多人的学会，下属20多个分支机构，加上民政部对于社会组织的管理日益规范化、常态化，琐碎事务极其繁杂，好在会长叶涛是秘书长出身，初期的许多工作都是他领着旧秘书处的同人在顶着。
但是，秘书长毕竟只是秘书长，不可能指派会长干活，时间一长，这些繁琐的事务最终还得落在我的头上。我也只能想尽办法把这些事务切碎了，一一分摊到秘书处一干同人身上。有一天，北京师范大学的康丽教授取笑我说：“爱东兄一向是个直来直去的人，最近连打电话的语气都比以前温柔多了，你是怎么变得这么客气的？”我苦笑着说：“无欲无求才能说话硬气，现在没办法了，我得求着你们和我一起干活呀。”有欲则不刚，一旦有求于人，可不就得客气吗？
第九届理事会秘书处，许多是叶涛时期的旧人，个别副秘书长的资历比我还深，我很难指派他们做事。有时我把活派到秘书处工作群，小一半人不认领，我也只能自己哼哧哼哧折腾完成。长时间的憋气和杂活，导致我情绪焦灼、暴躁，经常在常务理事群发脾气骂娘。不过，骂归骂，发泄完了，事情还得做，经过两三年的摸索，终于还是把管理框架和工作区块都切分好了，工作流程也大致稳定下来，秘书处同人各司其职，学会逐渐进入了一个安全平稳的无为阶段。再后来，第十届理事会，叶涛再次当选会长，我也熟悉了秘书处的工作，因此没有再推辞。我对秘书处进行了全盘更新的大换血，尽量吸收年轻力量，将工作热情、工作能力、工作时间作为副秘书长人选的三项考量要素。这样组建起来的秘书处，充满活力，能征善战，我的工作就变得轻松起来，情绪也开始由阴转晴。
叶涛对中国民俗学会的热爱是无以复加的，他将学会当成自己的家、自己的毕生事业来经营，事必躬亲，不分巨细，不仅规章制度完备严整，执行也很有章法。但是对于我这个一向散漫的人来说，多少觉得事务过于繁琐了些，我不断在秘书处灌输一个“减法原则”：凡是可开可不开的会，不开；可要可不要的利益，不要；可报可不报的头衔，不报；可赚可不赚的钱，不赚；可花可不花的钱，不花；可交可不交的朋友，不交。有时候，即便是上级要求做的事，只要能顶着不做，就尽量顶着；实在顶不住，可以使用套路敷衍的，尽量使用套路，以便省时省力。比如，2020年教育部曾经开出一个候选优秀学会名单，其中就有中国民俗学会，要求我们按程序申报，一旦入选，不仅头顶光环，还能得到30万元的经费资助。但是，我坚信世上没有好吃的嗟来之食，拖着迟迟不报，这让康丽教授非常为难，一方面是挂靠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不断督促申报，一方面是我这里顶着坚决不报，最后在僵持中熬过了有效申报期。又比如，2021年年底，文学研究所突然通知要评选优秀研究室，虽然民间文学研究室的科研成绩居于全所前列，人际关系和谐，在全所享有较好的声誉，但当所领导征求我意见的时候，我的态度非常坚决，不折腾，不申报！
在学会秘书处诸事务中，大凡“检讨”“说明”“报告”“总结”之类的过关性文件，我都秉烛操刀、深刻剖析，以示遵纪守法；但是对于课题、项目、荣誉之类，我一概坚持以“减法原则”来处理，尽量不招风惹事，只求中国民俗学会平平安安，能好好地延续先贤创下的这份家业。
孔子说“三十而立”，但我30岁才刚刚评上讲师，得到一个可以立在讲台上说话的资格。那时虽然对学术人生充满憧憬，其实内心一团混沌，很多事想做好，但是什么都没做成，更谈不上好。摸爬滚打了又十年，直到我快40岁的时候，才明确了自己的一些基本人生理念：尽量做好份内的本职工作，认真做好自己喜欢的工作，坚持“减法原则”，把有限的精力集中在有限的事业上，决不给自己加戏，不折腾自己。
2023年是中国民俗学会成立40周年，叶涛和我都主张把纪念大会和学术年会合并在一起召开，由南京农业大学胡燕教授领衔承办大会。原本我预估将有350人参会，没想到参会征文多达近600篇。为了缩小会议规模，秘书处在论文筛选之后，又对会员收取200元注册费，非会员收取500元注册费，但还是拦不住广大青年民俗学者的参会热情。最终缴费注册多达406人，加上未注册的嘉宾、常务理事、志愿者等，实际参会人数接近500人，其中约三分之一是各大高校的博士生和硕士生。相比创会时期的90名参会者，人数扩张了5倍，平均年龄至少减轻了20岁。
我是主张把大会开得宏大而简单，尽量减少庆贺节目和仪式环节，但是承办方胡燕教授太热情，太想把会办得热闹，让大家都喜欢，因此请了许多有头有脸的嘉宾。我一想到开个会还要侍候这么多大人物，头皮就发麻，让她只请几个相关部门领导，其他都谢绝了。会议间隙的参观和观演活动，花费巨大，我劝阻无效，但既然她已经安排好了，我也乐得不插手，趁着大家活动去了，我还能多休息一会。我把主要精力花在安排秘书处和志愿者的工作上，其中又有一半时间花在各种报告和宣传工作上。开幕式之后，大会分出9个分会场，共计54个场次，我们给每个分会场配了4名志愿者，既做好会议服务和报道，也参与发表和学习，这样不仅锻炼了志愿者，也使每一场次的每一位发表人都能得到报道，大大提升了所有与会者的参与感。
无论做什么事，但凡想让人满意或喜欢，都得付出代价。大会秘书处的工作千头万绪，除了会场、食宿、议程、报告、合影、礼品、茶歇、宣传单这些看得见的工作，还有许多隐性的服务工作，参会者甚至完全感受不到，比如，购买保险、联系医疗保障、财务预算及分配、志愿者培训等。此外，照顾和平衡各种人际关系，也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每次大会，总是有些人要么错过征文时间，要么错过注册时间，要么改变既定行程，甚至反复再三。参会人数越多，意外事件的发生概率自然也就越大。尤其是接近会期，各种安排妥当之后，突然的一个小变动，都会牵扯到方方面面，令人头痛不已。秘书处成立了十几个不同会务的微信群，每一位副秘书长都可能在其中的一个群、三个群或五个群，只有我必须在所有的群。我的心理素质差，睡眠浅，有时半夜醒来突然想起个什么事忘了交代，就会翻来覆去睡不着，非得起床把它写在纸上才能入睡。
不过，努力总算还有回报，大会热烈而有序，与会者皆大欢喜，而且得到了人民网、光明网、新华社、学习强国、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新闻网、澎湃新闻、中国艺术报、中国网、每日新报、山西日报、中国侨网等几乎所有主流媒体的图文报道，学会官网、公众号等网络平台更是全面开动，大力宣传。用参会者的话说，这是中国民俗学会自成立以来最集中的一次“宣传大爆发”。山西日报编辑张隽波用了“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都是添柴人”来形容这种兴旺局面。
十、把故事研究当主业
2013年开始，先是开展了一次全国公安系统集中打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紧接着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加上微博兴起“举报即受理”的谣言处置方法，持续了三年的微博谣言热潮迅速降温。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随着微信朋友圈及微信公众号的兴起，那些在微博上被反复辟谣，已经强弩之末的老谣言，换了一个信息平台，添了一批新用户，居然能够死灰复燃，有些甚至一字不改地重新传播一轮。
微博是公共空间，每一次传播的页面都可以被所有人搜索和打开，谣言传播路径非常清晰，便于追溯和跟踪。微信却不一样，这是一个半公共空间，只有传播者的私人好友才能看到传播者的朋友圈，所以，研究者只能从自己有限的朋友圈获取谣言信息，这样的信息当然是很不完整的。不过，微信谣言也有值得讨论的亮点，那就是谣言文本，虽然无法据以追踪传播路径，但是可以进行形态分析。所以，我在2014年之后，就从传播研究转向了形态分析，主要讨论谣言文本及其语法。
谣言研究的黄金时代，就是2010-2014年，这个时间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转眼即逝。2010-2011年我主要在做“中国龙”的研究，错过了两年，但我还是很庆幸自己及时地抓住了2012-2014这三年的时间，深入细致地追踪了数十则不同类型的著名谣言。这个机会过去从未有过，将来可能也很难再有。历史机遇有时就是这样，抓住了就是你的，没抓住就不是你的。
无论从定义、特征，还是谣言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等角度来看，谣言都应该视为民间文学的一个分支。网络谣言的时间线索非常清晰，从文本比对中也很容易发现前后文本的亲缘关系，因此，一则网络谣言从萌生到爆发，光是从文本的变异路径就可以看出一则谣言是如何通过不断修订、改进，最后形成一个模式化的“最优文本”。借助对系列最优文本的结构分析和要素分析，我们就可以总结出一系列的“谣言语法”。
有了谣言研究的基础，重新回到故事研究，就有了不一样的思路。我一直认为，简单的、重复的、套路化的文本，反而更有利于发现规律、构建模型，所以说，民间文学的简单文本相比作家文学的复杂文本，更容易产生结构理论。至于这些理论是不是能够运用于作家作品的分析，那得看运用于哪一类型的作家作品。比如，故事学理论运用于金庸作品，就能很好地解释金庸作品的人物设置和情节设置，但如果将之运用于精英作家如王蒙、残雪等人的作品，那就几乎完全无效。正如李梦在听过我关于“理想故事”的讲座之后，就提出了“反故事”的概念，认为有些故事，尤其是笑话，往往是故意打破传统的故事模式，有意让故事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得出意想之外的结局。对于精英作家来说，“创新”和“不落俗套”才是他们追求的方向，而民间文学的故事模式，自然就是他们眼中的“俗套”，也是他们努力要挣脱的魔咒。不过，既然是魔咒，一般是挣不脱的，多数作家努力的结果，往往也只是传统故事模式基础上的“有限变异”。
2020年，我将此前的故事学论文结集为《故事法则》和《故事机变》两本小册子，前者是共时研究，后者是历时研究。共时研究枯燥繁复，《故事法则》虽然只有十几万字，但是就连细心的责编卫纯都读得头疼，预估很难卖出一千册。我一再央求，表示我自己就可以买三百册，最后出版社冒险印了三千册。没想到，书一上市就受到许多青年学者的欢迎，豆瓣评分一度高达9.8分，还被多家媒体高调报道。此书受到著名作家马伯庸推荐之后，很快就在“当当”和“京东”脱销，我和卫纯都大感意外，三联书店紧急加印，此后不到半年内，连印三次。当然，有些文学爱好者慕名购买，翻阅之后发现书中观点与他们的既有认知图式差距太大，大失所望之余，怒奔豆瓣给低分，这种情况，也是我意料之外的。
《故事法则》热卖的后果就是，多家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我的其他故事学论著。于是，我把过去十几年间的故事学存货全部清理出来，分门别类加以修订，分别结集为《故事的无稽法则》《故事背后的故事》，虽然市场还有需求，但我早已囊中空空，再无长物。其实，与“讲故事”相比，我更想向读者传达的是“研究方法”，每一则故事个案，我都尝试找出一种最适合于“这一则故事”的研究方法。
我始终认为，方法比理论更重要。我们都知道一句俗语“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我想，就学术研究来说，鱼就是理论，渔就是方法，这句话大致可以翻译为：“教学生理论，不如教学生方法。”
我给学生讲“故事学”课程，当然首先是推荐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帕里-洛德的“口头诗学”，讲述两者共同的方法论基础，以及初始条件和理论目标的差别，但我一定还会要求学生再去买一本《普通逻辑》。文科学生多数没有受过普通逻辑的训练，过于依赖语言技巧，相信语言魔力，以写一手漂亮文章为能事。有些文章表面上看起来激情四射，动人心弦，其实只是披着华美语言外衣的逻辑空壳，往往经不起逻辑推演。我中学时期也曾爱看杨朔散文之类的抒情美文，如今越趋老年，越不喜欢这种完全不讲逻辑的美文。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说，一个学者对于过去事件的陈述与解析是否成功，首先取决于他占有的信息、材料，这是一切工作展开的基础；其次取决于他使用的工具、方法，这是正确运用材料的步骤；再就是他评判人事的眼光、叙述事件的技巧，这是做好学术传播的手段。一个好的学者，不仅要有警察洞悉世务的机敏，还要有法官明察秋毫的判断能力，以及律师口若悬河的叙事才华。一个学者具备的能力越齐全，他的著作也就越有说服力、越好看。学术研究的任务，就在于为各自领域的“问题”找到一个“最合理的解释”。通过寻找线索和材料，借助逻辑推论，充分运用我们的智慧，生产出新的有意义的知识，充实到人类文化的“传统池”中。
十一、转向自我的田野访谈
大凡从事文字工作的，谁都希望能够借助文章传诸后世。可是，有时候想想也可笑，一篇文章的作者，署名施爱东还是爱东施或东施爱，又有什么区别呢？不就是三个汉字的组合吗？那个曾经来过这个世界的叫做施爱东的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如何走上民间文学这条道路的？他的真实人生并没有反映在这三个汉字当中。
我们经常武断地给个体贴上群体标签，或者用所谓的群体特征对个体行为做出印象式评判，比如，我们常常听人说到西方人如何如何，河南人如何如何，60后如何如何，傻博士如何如何，这种笼统的标签往往成为群体与群体之间互掷的投枪和匕首。浸淫在不同的田野中，咂摸着田野对象的生活逻辑，反思那些所谓的民族性及其族群特征，我开始怀疑这些群体“特性”都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给提炼、宣教、塑造出来的。过去一百年来，民俗学在归纳社群习俗、勾勒社群面貌等方面贡献卓著，但我始终怀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我觉得对于族群特性的过分强调、过度解读，以及个别民俗学者的民族本位立场是有悖于民族团结大方向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
在2019年国际泳联世界游泳锦标赛上，来自澳大利亚的霍顿（Mackenzie Horton）等多国游泳选手拒绝与中国选手孙杨合影或握手。针对这种无礼行为，孙杨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说：“你可以不尊重我，但你必须尊重中国！”此言博得中国网民一片喝彩，各大媒体纷纷点赞，可我却想起了姚明在同类事件上的一次答问。2011年“明谢”新闻发布会上，记者问姚明：“你认可别人说你是中国的代表吗？”姚明回答说：“中国这两个字不是任何一个个体可以代表的，每一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点。我们应该发掘更多的闪光点去完成中国这个词，而不仅靠某一个或者是某几人个去说这就是中国，这太苍白了。”
姚明不仅是个篮球运动员，也是个哲学家。作为公众人物的姚明只提到每个人身上的“闪光点”，作为学者的我们当然知道，每个人身上都还有许多不闪光的点。我们总是出于立场、观点和场合的需要，有时专门拿闪光点来说事（比如姚明），有时专门拿污点来说事（比如霍顿），如果进一步将这些个人的闪光点或者污点上升为一个族群甚至民族国家的闪光点或者污点，我们就在一条错误的思想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
群体是通过个体得以呈现的，但我们不能以个体行为来代表群体特征，也不能以群体标签来描述个体面貌。只有当个体的思想得到表达，个体的经验得以呈现，个体的诉求和特征被完整勾勒之后，个体的面貌才会逐渐清晰。至于群体面貌，只能是基于大数据的概率描述，但是，概率描述也并不意味着可以用概率判断来对个体进行定性认识。
许多民俗学者习惯于将田野调查的重点聚焦在群众性节庆形式、程式性仪式表达等外在的、表面的民俗事项，忽视了不同家庭、个体之间习惯性思维的质的差异。当年顾颉刚在檄文式的《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演说词中呼吁“打破以贵族为中心的历史，打破以圣贤文化为固定的生活方式的历史，而要揭示全民众的历史”，重点在于“全民众”，因为“民众的数目比圣贤多出了多少”。后来钟敬文又将民间文学限定为“劳动人民的创作”，用“劳动人民”概念替换了“全民众”概念。再后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兴起，我们的学术焦点又转向了“社区”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虽然研究对象的范畴不断具体化、微观化，但始终是奔着“群体”而去的，并没有真正进入到个体的人（而不是“人类”）的生活世界。民俗学若要避开民族主义和地域本位的雷区，那么，逐渐走向更加微观的家庭调研、走向个体世界的探究，用个体的“人”的丰富性认识，冲淡“族群”“社区”的独特性、差异性认识，或许对于增进族群之间的相互理解、缓解族群隔阂与矛盾，将是一个有意义的学术选项。
我在与杨早等人合作编写《话题》系列的最后两年，把关注的焦点逐渐转向自己家乡。按照我和杨早议定“从大到小”的三部曲写作计划，我的系列写作路线图是“家乡民俗志—家族民俗志—家庭民俗志”。2013年的“家乡民俗志”我写了《一个小县城的春节故事》，2014年12月，这篇文章被微信公众号“单读”盗刊，改了个古怪标题《信丰县城年见》，在我的家乡信丰县城疯狂转发，因为文章中提到我妈放高利贷，很多熟人专门跑到我家，就为跟我妈聊这事。2014年的“家族民俗志”我写了《一个赣南客家村落的“关系网”和“信息圈”》，写的是施姓宗族村落沛东村，惹了一些同乡宗亲的不快。2015年的“家庭民俗志”应该写《一个普通家庭的“礼上往来”》，本打算以我妈为主角，着重记录我们家春节红包、礼品的往来收支情况，以及我和我妈对于送礼和收礼的各种权衡、顾虑，借以讨论红包的数额、流向与家族话语权、社交话语权，以及亲疏远近的微妙关系。可惜由于《话题》系列中断，文章没能完成。
这篇“代后记”，大概可以算做我将“三部曲”向“四部曲”的延伸：家乡民俗志—家族民俗志—家庭民俗志—个体民俗志。
我曾经把学术研究看得非常神圣，可是，现在越来越觉得这就是一份普通职业。2010年我写了一篇《学术行业生态志：以中国现代民俗学为例》，认为学术界的行业民俗是学者们在特定学术体制下必然选择的生存方式，是受到传统生活伦理深刻影响的典型世俗生活，现行学术体制使大多数普通学者成了学术行业的弱势群体。这篇论文引起了许多受压迫的高校青年教师（“青椒”），尤其是历史学界青年同人的热情关注，被一些学术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反复转载，甚至有人喻之为学术圈“葵花宝典”加以传播。这大概算是我的学术写作中影响最大的一篇文章了，后来我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入新内容、新思考，将之扩充成现在读者看到的这本青年（普通）学者学术生存手册。
书末的这篇“代后记”，可以视作我对自己的一次田野访谈，也是个体民俗志的书写尝试。写完这本书的时候，再有四年我就退休了，作为学术社会的一员工匠，我在努力为自己的平凡人生描一幅自画像。自画像怎么描？素描还是彩绘？我个人选择素描，哪怕描出学术道袍下自私、自负、自恋的丑陋，也要留下一个自我镜识中的真实形象——用个体民俗志的方式，写出一个民俗学者眼中的“自我民俗志”。既然有机会向后人递交一幅自画像，那就应该是一幅尽可能面目真实的施爱东，一个半头白发、身型偏瘦、脸色蜡黄、肝肾功能俱不健全的施爱东，而不是美颜处理之后貌似老年靳东的假施爱东。
有时候，标签化、模式化的自我认知会有意无意地引导一个人形塑他自己。借用时下网络流行语，这叫“人设”，也就是自我设定的一种形象标识。当一个人把自己定位为“吃货”的时候，他就会无所顾忌地胡吃海喝。当我给自己贴上“耿直”标签的时候，我就有意放纵了自己的率性和口无遮拦，有时还会亮出这张标签为自己的鲁莽言行开脱责任。这大概也是许多“八十年代的年轻人”的一个突出特征：解放思想、张扬个性。
但是有一次，同事邹明华对我的“耿直性格”进行了一番批判性解读，大意是说：你说你敢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事实上你是有选择地说部分真话、得罪部分人，你得罪的都是无法伤害到你核心利益的人；你批评了很多人，但我从没见你批评过自己的导师；你要是真敢说话，真豁得出去，你就应该敢于为真理献身，去对抗那些能真正置你于死地的力量，但是你没有，说明你不是真勇敢。
这话让我无言以对。我认真想了想，邹明华说的有道理，我的确做不到像达斯科利（Cecco d'Ascoli）、布鲁诺（Giordano Bruno）那样，为了捍卫真理，敢于义无反顾地“以卵击石”。事实上，我也并没有掌握什么只有我领悟到了，别人都还没领悟到的“真理”。读者在阅读本书的时候一定已经意识到了，一些我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在别人看来可能恰恰是“谬误”，就像“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我既没有天才的真理领悟力，也没有捍卫真理的宗教情怀，我在把自己砸向城墙和石头之前，我会想到家庭，想到自己好不容易从一个小县城男孩，日夜兼程奋斗到今天，混迹京城，挤进翰林院，评上研究员，成为知名民俗学者，可以背着挎包穿梭于山野古村与庙堂会议之间，我不想失去这一切，偶尔甚至还想得到更多。人总是这样，年纪越大、得到越多、拥有越多，就越害怕失去自己的所有。无欲则刚，多欲多畏，顾虑多了自然就会谨言慎行。有时候我甚至还设想，如果我倒下了，那些讨厌我以及本不讨厌我的人将如何在酒桌上戏谑我的往事，我今天的慷慨激昂都将成为他们明天的谈资笑料。每次一想到这些，我就会捂上自己的臭嘴，叹一口气。
的确，我不是敢于砸向城墙、砸向石头的卵，我只是乡下顽童“斗蛋”游戏中外壳相对厚实一些的蛋，我的耿直也罢、无畏也罢，仅限于跟其他和我一样的蛋们较个真、顶个牛。所以说，我只是芸芸众蛋中普普通通的一位蛋先生，算不上勇敢的击石卵。
（本文为施爱东教授《蛋先生的学术生存》（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代后记，由施爱东教授授权发布。）
文章来源：《蛋先生的学术生存》
【本文责编：李中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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