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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个人日记作为一种民俗资料，内容上具有鲜明的主观倾向，形式上沿时间维度展开，在节日研究中有着独特价值。本文以近代乡绅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为例，探讨节日的生活属性和时间特性。从个人实践的角度理解节日，节日本身嵌于日常生活之中，在欢乐、宣泄、狂欢等模式化叙述之外，不同个体的节日感受丰富多样，循环的节日中包含着不断更新的精神体验，这构成节日之于实践者的真实意义；从社会时间的角度理解节日，许多用而不觉的时间制度与时间观念影响着人们对节日的感知，节日的变化或改造又往往是这些制度和观念静水深流的结果。“非常”与日常、节日与平日的依存关系，需要研究者细加留意。
关键词：节日；日记；时间民俗；《退想斋日记》
近年来，不少民俗学者呼吁将学术关注的重点由民众集体转向个人，通过个人叙事、个人生活史等方法来研究个体的民俗实践。在节日研究领域，已有学者进行了相关探索。张勃通过对白居易节日主题诗文的解读，探究了这位唐代诗人如何在民俗惯制、时代风尚、个人经历、社会关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开展自己的节日生活。刘铁梁从身体民俗学的视角，将节日看作“在每一个人身上实际发生的一种有声有色、有形有味因而令人心动的感性文化传统”，提醒我们注意当代节日中的个人叙事。这些成果超越了传统节日研究中的平面化、模式化倾向，对俗民个体丰富多彩的节日生活及其生动表达予以充分关注，最终指向民俗学的基本问题：传统如何经由个人的实践得以不断传承与丰富？
受上述研究启发，笔者选择刘大鹏——一位近代华北乡居者为对象，对他的民俗生活展开探究。个人日记构成本文的基本研究资料。刘大鹏是山西太原县（今太原市晋源区）赤桥村人，生于清咸丰七年（1857）。他从1890年开始写日记，直到1942年逝世，连续记录51年未曾中断。因内容丰富、记述详尽，他的《退想斋日记》甫经整理出版便成为社会史研究的热点，不少学者通过它来透视近代革命、经济、战争、教育、风俗等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刘大鹏及他所代表的乡村士绅的生命史与心态史，也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当代人眼前。
就本文关注的话题来说，《退想斋日记》中有不少关于节日、赛会等的民俗记录，前人研究时有涉及，多用以说明当时的地方节俗特色、乡村演剧情况、宗教信仰图景等。日记，确实为我们提供了置身历史现场、触摸历史现实的难得机会。发掘和解读个人日记中的史料价值，也是目前日记研究领域最常见的范式。但正如周作人在一篇散文中指出，日记既是一种“考证的资料”，首先更是“作者的个性”“主人的性格”之体现。也有学者反思道，既有研究中“‘日记’还是被当作社会历史文献的补充，就其本身的文体特点、存在形态还缺乏足够的分析和研究”。这些都提醒我们注意日记文体的特殊性以及日记作为史料的可靠性。呼应前引刘铁梁、王加华等学者的倡导，本文从个人叙事角度来理解《退想斋日记》中的节日记录，希望在事象化的罗列和描述之外，发掘节日实践更为丰富的一面，这是日记作为民俗资料的优势所在。
首先，日记书写作为一种个人叙事，本身倾注着强烈的个人情感和主观表达，刘大鹏又身处在一个剧烈动荡的特殊时代，他的日记能为我们呈现乱世飘摇中普通人的节日体验和时间认知，让我们明白“由现实的春节感受所构成的春节意义，怎样不同于书本上的说教”，这正可以展现节日民俗的生活属性。
其次，日记与节日的契合之处还在于二者共有的时间维度。当充分注意到岁时节日的时间特性并将其放回实践者的生活之流，像《退想斋日记》这样天天记、年年记的日记文本，正是研究个人时间生活的绝佳材料：以年为单位作考察，日记不仅呈现了每个年度的岁时节律特征，还透露出日记主人年节活动、忙闲状态、生活节奏等的周期性规律；当把刘大鹏50余年的日记作为一个整体时间进行观察时，读者会看到随着时光流逝和年龄增长，一个人生命意识与时间感受的变化以及他所体验到的习俗风尚的变迁。本文意图将节日放在日常生活的整体时间中进行探讨，充分关注节日的生活属性和时间特性。正因如此，除了岁时节日，日常生活中的时间感受和时间体验也将纳入本文的视野，这些共同构成刘大鹏的时间生活，也是个体所实践的“时间的民俗”。本文希望通过刘大鹏这一具体个案的呈现，丰富对节日研究、日记研究等相关话题的讨论。
一、知礼守常：刘大鹏的节庆记录与节俗实践
（一）公共节庆记录
根据已出版的《退想斋日记》，笔者统计出刘大鹏在四十一年间记录过的传统节日及每个节日出现的次数，列表如下：
（图表略）
尽管日记不能与生活实践完全等同，但表1仍可以大致反映刘大鹏节日生活的整体面貌。从记录次数看，出现次数最多的分别是元旦（26次）、元宵（25次）、端午（17次）、寒食（15次）和中元（13次），这几个节日的重要性与我们今天的感受也很相近；从节日内容看，刘大鹏所在的太原县年节礼俗本无格外特别之处，一份1925年的社会调查就提到，当地“年节仍依旧习惯……中秋月饼，亲戚互相赠送；端阳凉糕，重阳枣糕，率与四方略同”。刘大鹏在每个节日都恭谨地依俗行事。他曾在太谷县做了近20年塾师，遇上重要节日无法归家，常在日记里表达未能过节的遗憾。如1896年的中秋，他记道：“今日为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率皆陈肴设酒，为之庆贺，而余乃在外教书，远离二亲膝下，不能以菽水[称]承欢，此心所大抱歉者也。”在母亲去世后的第一个寒衣节，他未能回乡扫墓，也满心自责：“今日人皆上坟祭烧，俗谓为先人送寒衣，余在馆中，不克诣先墓为我母送冥衣，则哀痛之情，何其有极。”而当他在家的时候，每逢寒食、清明、中元这些日子，他都会率儿孙在“家中敬备祭品，恭诣先茔遵礼祭烧以为追源报本之情”。
（二）家庭生活和人生理想
在公共时间体系之外，刘大鹏日记中还有一类周期性时间点，就是个人和家庭的纪念日，包括父母的生日和忌日、自己的生日等。他曾多次记述给父母庆寿的过程，流露出浓厚的个人情感。父母亡故后，刘大鹏“每逢二亲忌辰，一日不饮酒食肉……以赎前日不孝之罪”。将这些言行与前引他在异乡过中秋、寒衣节时的愧疚心情放在一起看，我们很容易感受到这位儒家知识分子对孝道的践行。有学者从刘大鹏的日记中总结出晋中地区“岁时节日风俗中渗透与弥漫着浓重的孝道文化色彩”，恐怕仍不够准确，从本文的角度来说，应该是刘大鹏个人的节日实践和日记书写中注重对孝道的强调。沈艾娣将“孝子”归为刘大鹏五种身份之一，如她所论，“当刘大鹏约束自己践行所学之价值，他首先约束自己奉行孝道。他的孝道不仅建构在所学的经典之上，也建构在强调父母子女间强烈的感情投入这一种对经典的阐释之上。”他在节日和家庭纪念日中的所行所思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固然，日记作为个人叙事有自我美化的可能，但对习惯于每日反躬自省的刘大鹏来说，“日记是他实现自我期许的一种方式”。“孝子”即便不是他的真实形象，至少也是他的理想追求。对节俗实践的记叙也是如此，《退想斋日记》中不少记录展现了他理想中的节日场景。如回忆幼时的元宵，“回忆余十余龄时，吾乡到处，每当此日，甚觉热闹”；再如在他乡看到的中秋，“父兄子弟率皆称觞玩月，所食者皆佳肴，所饮者皆旨酒，真是升平景象矣，吾乡不及矣”；还有在新年时忍不住想起已逝的父母，“灯光火光互相掩映，不啻白昼，家庭气象肃肃雍雍，尚符先父先母在堂之日也”。像所有读书人一样，少年时代的刘大鹏心怀壮志，一心求取功名。但时局的变化让他措手不及，科举的废除更彻底断绝了他的进取之途。随着时间推移，他越来越少在日记中直接表达自己节日生活的欢乐或满足，他理想的节日场景常在对往昔的追忆或与他乡的对比中得到呈现。
从时间现象学的角度理解，节日作为时间的本性是回忆、当前化和期待的统一。时间的中心不是当下而是未来，中国的节日时间也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知来藏往地着眼于将来，在人们的主观时间视域中充满了不断循环与更新的滞留与期待。节日时间的特殊意义恰恰就在于浓缩和凸显了当下就有的滞留与期待。”刘大鹏的节日回忆事实上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期待，不仅是在期待理想的节日生活，更是在节日这一天重新确认和想象自己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世道的太平、生活的富足、个人的功成名就、家庭的挚爱天伦等等，而这样的回忆与期待，恰恰是在与现实的无奈对比中凸显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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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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