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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浩芯]乱世佳节:《退想斋日记》中的节日生活与时间体验
  作者:程浩芯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1-08-06 | 点击数:7072
 

  二、年关难过:乱世中的年节感受

  新年是中国人时间生活中最重要的节点,对大多数人来说,进入腊月,就进入过年的心理体验和活动状态了:“岁暮之时,千村万井,皆忙迫归结一年之事。”刘大鹏开始记日记时,他生活的乡村已经是“世势日觉贫穷,人情愈觉浇漓”的凄苦景象,鸦片种植和自然灾害对传统经济造成极大破坏。他感受到的新年“一年不如一年”:往来拜年的人逐渐减少,人人脸上皆多愁少喜;元宵节“左右邻村并无一家社伙畅快人心”。耳闻目睹民生的穷苦、年节的冷清,像“宽绰过年之人不过十之一二”“去岁不如前岁,犹不至如今岁”这样的感慨在刘大鹏的年节记录中反复出现。1902年元旦,来拜年的好友告诉刘大鹏,上海、北京等地“凡所经之处,悉系洋夷侵占,国家亦无可如何”,也引起他的愤怒和嗟叹,以至于直呼“我生不辰”,“中国渐成洋世界,能无触目致伤怀。”时局变化之速,远远超出了这位乡间读书人的认知。

  民国以后,随着家庭人口增多、婚丧支出频繁,再加上物价飞涨、祸乱频仍,刘家的财务状况急转直下。刘大鹏许多岁末年关的日记,都记录的是一年收支的盘点和催债与被催债的感受,他的新年常充满了愁困,他又习惯于在日记中将现实的愁困转化为对自己的道德谴责:“新年已过,家极贫穷,将有冻馁之虞,此予不德所致,何敢怨天尤人。”另一方面,他仍自认为是“清代遗民”,对时局的忧虑、对新政权的不满更让他对一个个新年丧失了期待。在晚年记下的日记里,他悲观的生命意识流露得格外浓烈。1932年,家中直到腊月二十九仍有人上门催债,无计可施的刘大鹏“惟是仰首呼天,嗟我困苦而已”,忍不住生出“只知万事成空,万物成幻”的绝望,他甚至把民穷财尽视作“民国大不祥之兆”,在新春佳节发出“国未亡而已亡”这样的慨叹

  更艰难的岁月还在后面。1938年是太原沦陷后的第一个新年,一切年俗活动都只能静悄悄地进行。据刘大鹏的记录,元旦这天“因世大乱,莫敢早起,天既送晓,方才陈设祭品于家庭”;正月初七“人皆畏惧,闭门不出”,停止了相互拜年;正月十五“民皆惶恐,均忘庆贺元宵节矣,亦不闻卖元宵之人。”年节活动虽然受到影响,但人们“过年”的心理感受反而得到强化。动乱年代,有机会活下来都成为一种侥幸,过年则让紧张恐惧的心情得到暂时释放。正如在相互拜年时,“一见面辄欣欣然有喜色曰:大乱以来又度一新年矣。”其中蕴含着的是自身存活的尊严感、对传统年俗的认同感和对太平生活深切的渴盼。

  1942年,刘大鹏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新年。在正月初一的日记里,他像往常一样首先记述了近来时局的变化和自己的看法。他感受到的依然是“家家受困,人人受穷,年关已到,更为紧迫,人民之生活程度危险已到极点,有汲汲乎不可终日之势。”元旦这日的天象不佳,也让他过年的心情大打折扣:“登高瞻望,昏渺惨雾,迷茫宇宙,望不能远。……今为元旦佳节,天象仍昧,安望天下太平哉!?”他的新年愿望也十分简单,即希望神灵保佑,“不至于饥寒而死亡,则为亡国奴之庆幸事也。”六个月后,他逝世了。

  透过刘大鹏的记录,我们能感受到“年”在一个人生命长河中的丰富意义。提到节日,我们总是首先想到它狂欢、热闹、振奋的一面,强调它不同于平时生活的断裂感和特殊性。但节日本身嵌于日常生活之流,具体到每个家庭、每个人身上,除了暂时的欢乐,日常的矛盾、困窘甚或愁苦情绪也会在这段时间被放大、被凸显。过了腊八就是年,新年首先意味着辞旧,但像“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这样的歌谣实际却大大简化了过年的活动和体验。所谓年关难过,讨账与还账构成刘大鹏每个岁末年关的固定活动。从古至今许多普通家庭也是如此。新年更意味着迎新,是社会历史和个人生命的更新。乱世中的刘大鹏却感慨“一年不如一年”,对世道人心和国家前途充满怀疑,连新年的天象都成为亡国的预兆。个人在不同年龄段对“年”的理解也不同,壮年时春风得意,踌躇满志,新年是难得之快事;中年时壮志难酬,谋生艰难,不由地在岁暮年关之时产生人生如梦的幻灭感;人到暮年竟沦为亡国奴,苟且存活便是新年最大的愿望。“过年”的感受随年龄增长和阅历积累而愈渐丰富,反映的是生命意识的变化和对社会人生不断更新的理解。

  三、劫到临头不知觉:刘大鹏眼中的乡村节庆

  在体味刘大鹏的年节感受时,不能忽视他的身份:一个传统读书人,毕生以儒家思想作为修身规范和处事准则。他在日记中非常注重对自我的道德约束,努力将自己与身边无知识无文化的一般乡民区别开来。每逢岁时年节,当他正为国事家事忧心不已的时候,许多民众仍沉浸在酬神演剧的热闹氛围中。刘大鹏在日记里经常表达对乡土节俗的批评,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点:

  一是世风日下,人情风俗日益颓坏。清朝末年,刘大鹏就感受到了“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而随着科举废除,清朝灭亡,刘大鹏信仰的孔孟之道不再流行,新学的推行让他格外不安。“人情之坏,风俗之靡,日甚一日,卒难挽回。”有一年中秋,刘大鹏坐馆弟子在家中请客贺节,却没有邀请他,他在日记里颇为介意地记下这件事。吕祖诞时,他去晋祠观剧,看到有“女优演唱”,也感慨“俗之大敝,至斯极矣”。这些行为在他看来都是传统伦理纲常破坏的表现。另外,每逢年节赛会,抬阁演戏的巨大花费也让刘大鹏心痛不已。尤其是物价腾涨、薪桂米珠的年代,乡民仍不以为忧,反而更加铺张。“俭朴之风已渺,奢侈之习益广”,刘大鹏将此视作“世道之大忧”。

  二是只求行乐,对时事茫然无知。在刘大鹏眼里,“乡村之人,本无其他知识,亦于时事纷乱茫茫然莫知其所以”,即使“中国大局危险以极”,他们该过的节日仍旧照过,既不防备兵匪之劫掠,也不关心国家的存亡,“惟乐其所乐而已。”即使到了1942年,太原仍被日寇占据,赤桥村人的新年活动却又热闹起来,“本村好唱秧歌之人不知世局之危险,一味行其所快乐”,“未知己为亡国奴,国为无君之国”,乡民的无知和“昏聩”让刘大鹏痛心疾首。

  细究刘大鹏对乡民年节活动的看法,首先源自他所奉行的传统风俗观。在儒家观念里,“风俗是世俗人情的反映,它既是社会文化的表征,也是政治教化的重要体现。”怀着这样的认识,刘大鹏以匡风正俗为己任。在《退想斋日记》的第一页,“求风俗之敦”就是他自记的人生“十求”之一。政治动荡和经济衰败导致风俗人心的颓坏,对乡间生活的刘大鹏来说,这在婚丧仪礼和年节活动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再者,在他的认知里,乡土之“俗”的运行基础根本在“礼”,风俗的实践不能离开“礼”的引导和规范——而像自己这样的乡绅,本该是“礼”在乡间的代言人。当传统儒家伦理被逐渐淡忘,自己在乡村社会的地位和权威大大衰减,刘大鹏对年节风俗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日记里的批评他人,一定程度上是在塑造自我。

  另外,对节日的不同感受还来自对时事关心和了解程度的不同。刘大鹏的年节感受一部分来自他的直接见闻,如“财尽民贫”是他晚年日记里反复出现的关键词。像物价腾贵、民生凋敝,或日军入侵等在当地发生的真实事件,会直接影响到刘大鹏及当地人的节日活动;另一部分则是乡村之外的跨地方事件。除了亲友从外地带回最新消息,报纸是刘大鹏获取时事信息的关键渠道。已有学者注意到,“新式报刊的发行,促进了信息从城市向乡村的传递,便利了国家的全景式呈现,使刘大鹏对民族危机的感受愈来愈及时和真切,进一步激发了他的忧国之心。”传统节日本就具有时间上的同步性和情感体验上的相似性,“国家的全景式呈现”让刘大鹏对异乡同胞的节日生活产生共情。中秋节到处皆行庆贺,他却能想到“但未知雁门以北遭兵蹂躏,各州县人民何以度此中秋耶?”这便是跨地方事件带来的节日心理体验。

  以1933年正月十八这天为例,刘大鹏在日记里记载了三件事:一是他从报纸获知,日寇已逼近热河,国民党内部却内讧不已,他痛叹“此亦中国大可耻者”;二是来拜年的好友告诉他,世困民穷,“所有商号莫不亏累”,“榆次未开市者至七、八十号之多”,他也感到“洵可畏惧”;还有一事是他自己所见:临村的新年秧歌已经连演三天,“往观者络绎不绝”。前两件事分别是上文所说的跨地方事件和地方事件,分别影响着刘大鹏的节日感受。有了前二事的对比,在见到第三件事时,刘大鹏怎会有心情参与这样的娱乐。他遗憾地写道:“乡村之民不知时局之危险,不知官吏之贪残,不知日寇之猖獗,亦可悯也。”

  按时间社会学观点,社会时间指的是“以其他社会现象为参照点来表达社会现象的变化或运动”。节日的时间虽然固定,但不同个体会将它置于不同事件的参照中来感受和实践。举例来说,“1932年正月初一”,对乡间百姓而言可能只是平淡无奇的又一个新年,或与个人事件对比,将之记为类似于“儿子结婚后的第二个新年”,但要放在更大事件的参照系里,它也可能是“日寇侵华的第一个新年”。不同事件参照交织在一起,每个人在每个年度的节日感受才独特而丰富。刘大鹏所接受的信息之新、之多为普通乡民所不及,再加上他的忧国济世情怀,在他眼里,乡村年节的到来是在日军入侵的时候,是在中国人民极危险的时刻,节日娱乐的同时不能忘记现实的险境;而普通乡民对跨地方事件知之甚少,只是将节日放在乡土社会本身的节律中感受:过节,只是因为到了该过节的时候。年节活动也仍遵循旧俗,丰俭可以变通,但本身不能不过,除非日寇攻陷本村这样切身的地方性事件发生。节日的社会时间属性让节日体验因人而异,刘大鹏才会在日记里对乡民节俗有如此评价。

  当然,刘大鹏质疑的并不是节日娱乐本身的存在价值和合理性。所谓“乐而忘忧”,节日的调节、宣泄、娱乐、祈福功能,也是生长在传统乡村的刘大鹏能真切感受到的。他有时也会在热闹的节日里感慨:“时在纷乱,而能若斯,亦人民之大幸福。”这正是他与同时代新式知识分子的根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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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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