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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丽]公共危机时刻的学科实践与学者自觉
——疫情中的民俗学思考
  作者:康丽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1-07-10 | 点击数:8153
 

   [摘要]从20世纪中期开始,民俗学一直在谋求由材料之学向经世致用的转型。无论是以民众为主体的知识生产,还是体现学科关怀的公共实践,都在表达学术共同体对这一学科责任的自觉认知。2020年新冠肺炎流行引发的危机,再次推动了民俗学对履行学科相应公共职能的思考。在这种思考中,现有实践表明,将学科对象主体的“群体性”并置到“公共性”议题的关注中,以思维的空间模式替代时间模式,可以增加作为范式的“当代性”在民俗学学科体系中的权重,进而通过当代性的学科生产,让经验研究成为影响社会结构或国家决策的知识基础,为解决公共事务提供民俗学的考量。

  [关键词]民俗学  社会学的想象力  公共性  当代性  学者自觉


  2020年伊始,一场因新冠肺炎流行而引发的危机影响了整个世界社会的运行。在这场被称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机中,个体的价值观念、群体的行为模式、甚至是国家的邦交方式,都在危机烙印的挑战下发生了不少的变化。在这些变化中,“源于周遭情境的个人困扰”与“关乎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之间的密切关联,深刻地展现在个体文化选择与民族国家关怀的异质性磨合中。每个人的遭遇,都因这种关联,成为其人生与人类历史在当下社会中相互交织的细小节点。从这个角度看,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个体生活世界的改变,不仅反映着社会现实对个人的建构,也呈现了个人调动“传统”应对危机、与人类整体对话的博弈。对所有科学研究来说,认知这种改变及其所涵括的复杂意义,都是必须直面的重大时代问题。如何参与这些问题的讨论与解决,也是包括民俗学在内的多个学科都应履行的公共职能。

  一直以来,民俗学都将经验研究并置在学科的实践研究里。从学科发展史看,民俗学的学科建设从来都有经世致用的努力。尤其在中国社会,因为“观风知政”的传统长期存在,使得这门以民众风俗为研究对象的传承之学,一直积极地参与到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建设与学术革命之中:要么通过“眼光向下”的转向,实现以民众为主体的学术实践和知识生产;要么直接参与国家文化建设,以体现民俗学及其学术共同体对学科责任的自我辨识。在此次疫情中,亦是如此。

  一、从“冷”知识的重启到“热”现象的解析:民俗学的知识贡献与人文关怀

  2020年1月底、2月初,两位民俗学者在不同的微信公众号,先后发表了与疫情相关的推文,即张多的《中国人的蝙蝠文化观——兼及野味问题》和隋丽的《“福”与“蝠”:中国吉祥图案的文化密码》。作为公众号的推文,两篇文章均在不长的篇幅中简明扼要地追溯了蝙蝠在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体系的象征意义。从发布时间与文章内容看,它们显然是回应疫情初期对武汉野味饮食与病毒宿主推测的应时顺势之作。这是我所见到的,民俗学与当下疫情建立联系的最早实践。分析二者实践的实施路径,很明显是在借用传统文化进行切合当下社会需求的知识生产。与随后出现的相似主题的网络文章比较,两位民俗学者的实践都未止步于展示学科传统知识优势的层面,而是以“蝙蝠”传统文化释义为基础,进一步呈现了民俗学的学理思考和人文关怀:在张多的文章中,近年来民俗学对动物伦理的思考成为被强调的重点。而在隋丽的文章中,归结的是生态学意义上对人类与自然关联的反思。

  知识生产向来是各学科参与重大公共事务的基本方式。此次疫情中,民俗学的知识生产侧重在勾连传统与现代的过程中,构建了民众主体认知与感受的重要位置。上述以“蝙蝠”文化释义的实践,在重启文化传续过程中的“冷”知识,为当下为人瞩目的“热”现象提供分析视角的同时,也以展现日常生活世界民众文化实践合理性的方式,缓解了疫情期间的主体焦虑。这种目的的达成,有赖于民俗学对民俗功能的深刻认识。其中,美国学者巴斯科姆的看法是颇受学界认同的。在对话马林诺夫斯基关于神话宪章的讨论时,他提出:

  “民俗可以精确地反映文化上的相似细节,并结合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情景。……它表现文化的合理性,验证履行和遵守它们的人们的礼仪和制度。……民俗作用于社会以保证人们已接受的文化标准的一致性。并通过民俗在教育以及反映文化方面的作用,使这种标准一代代地延续下去。在这个意义上,民俗与人们已接受的规范形成对照,并提供一种社会可接受的通过娱乐或幽默、产生想象或幻想的方式以保护制度免遭直接的攻击。民俗是保持文化稳定性的一部重要机器,它对青年人反复灌输风俗和伦理标准,对遵循杜会习俗的成年人进行赞扬以示奖赏,反之,则批评以示惩罚。当这种习俗受到挑战或质疑时,它使之合理化。它建议人们应满足现状,给他们提供一种逃避日常生活中的“困苦、不平等、不公正”的补偿。的确,这是民俗的最基本的奇论,它为传播和保持一个文化的习俗,促进人们去遵循它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它又提供了一条发泄因赞成这些习俗而产生的欺骗和压抑情绪的出路。”

  从巴斯科姆的表述中,能够看出,他所讨论的民俗是人们从现代社会和此前漫长年代中习得的认识与经验。但在当代社会,互联网的发展,以技术的机械特征引发了文化的“不确定性”(underdetermination),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交流与信息流通的方式。但这种改变是否挣脱了传统与现代框架内部张力的约束?在中国众多的田野民族志实践成果中,这一问题并未得到确定的回答。但日益增多的网络民族志成果,如天涯论坛、豆瓣小组、百度贴吧、微博话题、虎扑论坛等网络社区内群体文化实践的研究,展示给我们这样一个社会现实是,即便在后现代的处境中,伴随资本运作而流动的个体,仍然在文化认知、规范习得等方面与其地方传统中的文化群体保持着关联。这种关联令民俗作为同质的内省规范,依然保有对群体行为模式一致性及其背后心灵秩序稳定性的维系功能。

  在疫情蔓延初期,曾有一则流布很广的网络笑话令我印象深刻:

  在板蓝根、醋、鞭炮、烧香、吸烟、喝茅台和跳大神念咒的轮番轰炸下,病毒终于死去!记者找到死鬼病毒访问:“那么多法宝在对付你,你到底是被哪个杀死的?”病毒嫣然一笑说:“不,我是自己笑死的。”

  这则笑话令我印象深刻的原因,不是对各种网络谣言的轻蔑与嘲弄,而是文本中关于清除病毒的谣言叙事,既带有明显的民俗印记,比如鞭炮、烧香、跳大神念咒等话语的出现,又具有自非典时期延续至今的历史跨度,如自2003年开始流传的板蓝根、醋、茅台可清除病毒的谣言。这种谣言的复现,在民俗学的研究中,被看作是口头传承周期性的重复实践。施爱东将这种复现称为谣言的生命周期,即同一则或同类谣言从此次发作到下次发作的时间间隔。他认为,谣言的消歇只是暂时失去传播的动力,等到有合适的社会环境,又会卷土重来。而周裕琼的研究表明,从流言到谣言再沉淀为都市传说的转化过程,会使这种复现的意义不断叠加与升华,进而展示出“民众对群体认同、官民互信和回归传统的渴望”。

  可见,尽管社会结构与群体交际都在互联网时代发生了变化,但民俗作为群体同质标志的存在,面对各种异质文化表达时,依然保持着维稳的功能。在重大公共危机时刻,当个体在网络谣言与真相叙事的对峙之中,因频繁且复杂的信息交互陷入群体无措时,民俗学借助“冷”知识重启的传统贡献与面向公众传达的人文关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重新搭建个体与群体的认同链接,进而有效解决公共议题引发的个人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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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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