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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界上的民俗学不止一种。在众多民俗学中，“日本民俗学”是怎样形成又是怎样发展至今，今后的“日本民俗学”，或者用更普遍的说法——“民俗学”究竟应当以怎样一种方式存在，是本论所关心的内容。在全球化语境下，民俗学的作用越来越大。在不可抗拒的全球化浪潮汹涌来袭的今天，居住在世界各地各种肤色的人们应当如何面对和接受，并在这股浪潮中生存下去。这种生存的智慧在民俗中又是怎样体现的。是民俗学需要解决的一大课题。
关键词：民俗研究；全球化；后殖民主义；叙述的权利；方言
作者简介：岛村恭则（1967－），男，日本人，民俗学者，关西学院大学社会学部社会学研究科教授。梁青（1983－），男，湖北武汉人，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湖北武汉，430062）
一、前言
本文旨在论述在世界众多民俗学中，“日本民俗学”是如何形成并发展至今，并探讨今后的“日本民俗学”或者说更普遍意义上的“民俗学”应当以怎样一种方式存在。
二、民俗学以前
民俗学作为近代人文学科在日本确立以前，在近世时期（17－19世纪），国学者（古典文献学者）、儒学者、医生、文人等知识分子留下了记录当时地方习惯的游记和地方志。此外，幕府（中央政府）的官员向国内各藩（地方政府）进行问卷调查，以搜集各地的风俗习惯。不过，这些都尚未形成学术上的体系。
三、“人类学Anthropology”的输入
—柳田以前的民俗学—
1868年的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社会步入近代，官学（东京帝国大学）中引入了大量西方世界的学术，“人类学Anthropology”也是其中之一。坪井正五郎（1863－1913）在东京大学（其后改称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大学）读书时，就同友人共同建立了“人类学会”（1884年）。其后他留学英国，回母校任教后与该校教授一起开设了人类学课程。当时的人类学学者以坪井为中心，组织起与“人类学会”一脉相承的“东京人类学会”，并刊行学术杂志。后来杂志中加入了考古学的内容，“民俗学”也因为“民俗”事项属于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而刊载了相关报告。
1912年，以坪井正五郎为首的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国文学等领域的学者成立“日本民俗学会”，次年开始发行会刊《民俗》（1915年第5号后停刊）。会刊在每期的卷首都会登载主旨说明，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这里所说的民俗学，是取的Volkskunde之义，是对国民中现存的古代文化的遗留，即传说、童话、俚谚、俗谣、迷信以及风俗习惯进行研究的学问。Folklore这一名称是英国的William John Thoms在1846年开始使用的。欧美的这类研究已经在各方面搜集了大量材料，现在正在试图弄清它们之间的联系、异同、由来、变迁等。”从这里我们可以确认，日语中的“民俗学”是作为Volkskunde和Folklore的译文来使用的。
四、柳田国男的民俗学
1.初期的柳田民俗学：1910－1920年代
1910年前后，后来被称为“日本民俗学之父”的柳田国男（1875－1962）开始变得活跃起来。时任明治政府高官的柳田，出版了关于他视察过的日本西南山村中狩猎习俗的《后狩词记》（1909）、讲述日本东北小盆地城市的民间传承的《远野物语》（1910）、他与研究者们关于石头的民间信仰进行探讨的书信集《石神问答》（1910）等著作，并在1913年创办《乡土研究》杂志。以该杂志为舞台，柳田陆续发表了大量民俗学史上举足轻重的研究成果，同时，该刊物也成为与柳田国男齐名的日本民俗学研究者折口信夫早期著作的阵地。此外，通过《乡土研究》杂志，很多地方上的研究者对“乡土研究”产生兴趣，其中也出现了在野的民俗研究家。
《乡土研究》在1917年第4卷12号之后休刊，其后又相继有《土俗与传说》（1918－1919）、《民族》（1925－1929）、《民俗学》（1929－1933）等民俗学相关杂志发行。通过这些杂志，日本民俗学积累了大量资料和基于这些资料的研究成果，逐渐成长起来。这些杂志也在地方读者层中培养了一批在野的民俗学者，在形成以柳田国男为中心的研究者群体方面也起了巨大作用。
2.民俗学的体系化：1930年代
进入1930年代，柳田将民俗学的学说结构和方法论进行了体系化的论述。此外，他还以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地方民俗学爱好者和在野研究者为对象，举办日本民俗学讲习会（1935年）。以此为契机，成立了民俗学研究的全国性组织“民间传承会”（同年），发行杂志《民间传承》。这一时期，柳田的民俗学方法论呈现出以下特征：
（1）将民俗学定位为与文献史学相对的，以民间传承为资料的“另一种史学”。
（2）通过“重出立证法”和“周圏论”，可以重构以一国为单位的民俗变迁史。前者指将碎片化存在的同系统的民间传承资料用“叠照片”的方式组合，重新构建历史;后者指从地理中心向周边方向，文化要素呈同心圆状传播，周边地区分布（残留）更多古态。
（3）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被广泛设定为口头传承、宗教、仪礼、艺能、物质文化、社会组织、经济事象等。
（4）民俗学研究中，由于外来人员的观察无法全盘了解当地情状，当地居民更适合进行相关研究。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国内的各个地区，同样也适用于国家层面，一国的民俗学是指不应被外国的人类学者进行单方面的调查，而应当由该国的民俗学者来承担。终有一日，各国民俗学同仁可以通过相互对照，成立世界民俗学。
被柳田体系化了的民俗学，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了“民俗学研究所”（1947年）和“日本民俗学会”（1949年），展开了新的篇章。
3.与人类学的关系
如前所述，日本的民俗学研究滥觞于20世纪初的人类学之中。即便在柳田国男民俗学登场之后，也有不少人类学学者一方面对海外对象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与民俗学学者同样，把日本纳入研究对象范围，甚至连发表研究成果的阵地也与民俗学学者共享。这在《民族》与《民俗学》这两本杂志的内容中体现得尤其明显。但在1930年代之后，两者之间产生了距离。之前在《民族》和《民俗学》发表成果的人类学者，在1935年成立了“日本民族学会”，并发行会刊《民族学研究》，虽然仍有发表关于日本民俗的研究，但以海外为研究对象的成果比重变得更高了。另一方面，柳田民俗学在同年成立“民间传承会”，明确了其推进日本一国为单位的“一国民俗学”研究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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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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