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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75—1912)的伟大之处在于他首先揭露了近代历史语言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在索绪尔看来，历史语言学是一种外在的语言学，而真正的语言学应当是纯粹的内在语言学，即排除了任何外在影响(包括政治影响)的语言学。当然，这种纯粹的内在语言学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而在语言的各种外在历史形态——言语和文字中，文化、政治的影响总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每当我们说到具体的、历史的语言，我们所看到的(如炳谷行人所说)总是反映一定文化和政治关系的语言，也就是说，外在的语言总是反映着某一民族在某一历史时刻所创造的某种文化以及该文化所达到的水平。索绪尔特别强调了书面语言和文学语言的意识形态性质，他举例说，并非任何方言都能转化为书面语言，能够转化为书面语言的只是诸多方言中的一种，但丁、路德都只是选择了意大利和德意志方言中的一种，使之上升为规范的民族语言。现代、当代中国官方钦定的标准语言如普通话也只是以北方话和北京音为基础，使之成为语言规范。而使一种方言或口语具有规范力量的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政治权力。索绪尔由此揭示了近代语音革命的真正意义。在索绪尔看来，原本是反抗古代文字(拉丁文、古汉文)强制规范的近代语音革命，最终也要走向新的语言规范的意识形态。从白话、官话、国语到普通话，从歌谣运动到民间文艺学，中国现代语音中心主义始于意识形态的反抗，终于新的意识形态的建构，其历史进程与索绪尔所揭示近代欧洲语音革命如出一辙。因此，炳谷行人才说：“语音中心主义巧妙地内化书写语言以及民族国家”，“有哪一种口语不以书写语言和民族国家为中介呢?”
因此，我们应当有所领悟了，近代语音革命不是简单地把一种口语或方言直接转化为民族国家和全民社会统一、标准的书面语言——文字，正如现代汉语决不像胡适当年所预期的那样是由宋元市民口语直接转化而来的，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和全民社会的统一语言——现代汉语是一个创造和规范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文学家对口头语言的汲取，翻译家对西方经典的移译，政府对国语、普通话的强制推广，都对现代汉语的形成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同样，“五四”以来我们对于民间文学的采录本身也是一个规范的过程，正如“记录一种方言就使得这种方言界限分明了，甚至可以说使它规范化了”，在国家学术的政治背景下，民间文学的忠实采录和思想抽象也就可以从意识形态建构的角度予以理解了。这也就是笔者在本文开始所言“语音与文字并置”或“语音对文字的颠覆” 这一文学史写作之现代理念的问题性所在。
七
索绪尔的语言学批判实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他试图建设一种不受意识形态制约的纯粹的现代语言学科——内在语言学，从内在语言学的立场看，“语言不是书写语言，但也不是口头语言(口头语言最终也要走向规范化)，更不是民族国家语言”。但是索绪尔的努力不被自己的后来人理解，今天的学者仍然汲汲于用自己的学问做意识形态论证而不自知，以至炳谷行人说：“在索绪尔之后存在的只有外在语言学。”由于索绪尔关注的主要是语言的意识形态问题，所以他对思想、言语和文字之间的关系没有什么新鲜的见解，索绪尔沿用了前苏格拉底的语言哲学观点，即口头语言是思想的工具，而书写语言——文字又是口头语言的工具的命题。但索绪尔索要建立一种超越“思想——口语——文字”恶性循环的语言学，也就是做纯粹形式分析的语言学。索绪尔将文字分为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两大系统，又以汉字为表意文字的典型代表，这一思路启发了德里达。
在德里达看来，语音中心主义当然是一个西方的长期传统，语音中心主义换句话说也就是理性——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看来，在同一性的思想、言语和文字等级系列中，人的思想无疑处于最接近“上帝之思”的真理起源和中心的位置;而人的口头语言和文字更是思想表达的工具，或者工具(口语)的工具(文字)。但是，尽管苏格拉底“不立文字”以来的西方传统总是鄙夷书面语言——文字，认为最好的工具也辞不达意，然而二千多年来文字始终不断地僭越言语的地位并最终取得成功，[11]这是因为思想、言语和文字本身的同一性质早已为这种僭越提供了可能。但是，正如以上所指出的，只要语音中心主义并不把语音提出到语言等级制之外，那么任何在思想、言语和文字同一性等级关系之内的运动，即使是语音对于文字的造反、颠覆，或将语音置于文字之上的权力位置，也仍然无法破除语音中心主义(反过来就是文字至上主义)的自我桎梏。索绪尔认为，即使语音革命也无法避免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的污染，原因即在于此，因为，语音——文字的权力循环是被限定在特定文化——政治传统之内的。
为了打破西方精神在思想、语音和文字之间的反复循环，德里达将目光转向了东方的汉字。在德里达看来，表意汉字根本就与西方的拼音文字不同，汉字完全可以不依赖语音而存在(这绝对是误解)，创造汉字所根据的是直观(而非理性逻各斯)原则。于是，德里达看到了最终破解西方语音(理性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希望。无论德里达对汉字的阐释是否正确，他企图在西方传统之外寻找超越西方理性传统的参照坐标，以使语音和文字不再处于一种等级关系之中的努力总是值得肯定的。至少在德里达那里，文字已经和语音成为平起平坐的类型关系。
这也是索绪尔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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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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