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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除了五四、抗战、共和国成立的初期、文革、改革开放初以及新的千禧年之际这些主流意识形态意在重塑风向标的关节点，民间文艺因其工具价值而被关注、借用外，对于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及其知识，智识精英整体上是俯视的，不以为然的。于是，自五四以来，有了尝试从歌谣中发现新诗的企图，有了深受木板年画影响的新版画运动，有了延续至今的乡土文学，有了抗战时期的大众文学，有了陕甘宁边区的新秧歌、新民歌、山药蛋派，有了50年代被发现的大量以太平天国、义和团、地主与长工、老一辈革命家在内的红色的人民大众的口头文学，有了“要使九百一十三个山头，一个个地向人民低头”“不怕冷，不怕饿，罗锅山向我认错”之类的豪迈的“大跃进体”式的民歌，有了“窗外一个太阳，窗内一个太阳”的太阳体诗歌，等等。当然，也有了改革开放后，有纠错性质的将民间文艺视为文化从而全面系统地收集、整理、保存传统社会民间文艺的世纪伟业，有了在文化古国、文化大国、文化强国观念支配下的带有保守主义色彩且强调文化边界、文化安全的正在进行以民俗文化为主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评审运动。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同时代的智识精英把他们眼中的值得利用与“有意义”的民俗推上了时代的风口浪尖。
遗憾的是，这些“有意义的民俗”仅仅是拥有话语权的强势群体的工作对象，而非情感对象。换言之，不同时期、不同观念的中国智识精英很少有人真正地将民众视为是有知识、有思想、能思考的一群。他们将自己园丁化，将民众瓜果蔬菜化。 这样，在拥有话语霸权的智识精英那里，人民群众创造、传承、享用的生活知识——民俗是没有用途的，以民俗为自己研究对象的民俗学同样是没有用途的。这种精英的潜意识显然影响到整个社会对民俗和民俗学的认知，工具性明显时，传媒会顺势聒噪起哄一阵，反之，起哄后也就自己一边自慰去了。
事实上，在中国仍在兴致勃勃进行的规划现代化的历程中，在高校教育体系中偏处一隅的民俗与民俗学仅仅是装饰规划现代化景观的一道色素。它是长于表达、精于算计、拥有权力的居上位的各色智识精英的，而非完全拥有其知识“产权”并相依为命的民众的。这自然导致了当下民俗学生存的社会性窘境或制度性困境，自然也就有了因乏味无聊而不得不聊天，也是出于好奇与善意的火车乘友的“民俗学，那是干啥的”这样的世纪之问与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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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产经》 2012年第5期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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