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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千年之狐，姓赵姓张。五百年狐，姓白姓康。”在中国的狐狸世界，这四句话似乎凭空而来，却颇有影响。它初见于唐人戴孚所著《广异记·唐参军》：
唐洛阳思恭里，有唐参军者，立性修整，简于接对。有赵门福及康三者投刺谒，唐未出见之，问其来意。门福曰：“止求点心饭耳。”唐使门人辞，云不在。二人径入至堂所，门福曰：“唐都官何以云不在，惜一餐耳？”唐辞以门者不报。引出外厅，令家人供食。私诫奴，令置剑盘中，至则刺之。奴至，唐引剑刺门福，不中，次击康三，中之，犹跃入庭前池中。门福骂云：“彼我虽是狐，我已千年，千年之狐，姓赵姓张；五百年狐，姓白姓康。奈何无道，杀我康三。必当修报于汝，终不令康氏子徒死也。”
此后的故事就围绕赵门福如何复仇而展开，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狐精报仇的故事。这段话既交代出为什么赵门福认为杀死康三是错误的，也打下了后来复仇的基调，是把全篇上下逻辑严密结构起来的重要环节。
“千年之狐，姓赵姓张。五百年狐，姓白姓康”这一说法，对后世广有影响。明人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二三“物类多寿”即录之。而《平妖传》第三回也讲到“原来狐精但是五百年的，多是姓白姓康；但是千年的，多是姓赵姓张，这胡字是他的总姓”。清人的《昔柳摭谈》里，有狐女自述：“或五百年而白姓康姓，或一千年而赵氏张氏，虽分四姓，实出一家。”《耳食录·卜疑轩》里有狐女歌曰：“张家阿姊赵家姨，同向春山学画眉。”受这篇文字影响，明清小说中姓赵、张、白、康的狐狸故事很多。但李剑国在《中国狐文化》一书中曾检讨有唐一代的传奇小说，指出狐狸罕有姓赵、张、白、康四姓者。该书第十章《狐妖姓名及习性种种》云：“赵门福系千年天狐故而姓赵，其同伴康三姓康，自然是五百年狐。赵、张、白、康均非唐代显姓，不知何以用为道行极深的千年狐和五百年狐的姓氏。事实上唐小说中的天狐，诸如王八、吴南鹤、刘成、崔参军等无一姓赵姓张，而这几个天狐恰亦出于《广异记》，自相抵牾。这只能算是一种个别说法，并不具备普遍性，终不如胡姓被普遍说成狐的姓氏。”这是对唐人小说中狐姓的真实统计，诚为确论，只是可惜于此处对《唐参军》一条中何以使用了赵、张、白、康四姓，未能做更深展开。
盖赵、张和王、李、刘等很早即为中原大姓，“张王李赵”甚至连用成为民间俚语。赵翼《陔余丛考》卷四三“张王李赵”条云：“（张王李赵）见朱弁《曲洧旧闻》，俚语有‘张王李赵’之语，犹言是何等人也。然梁范镇〔缜〕《神灭论》已有‘张甲王乙李丙赵丁’之语，是张王李赵俗语，其来已久。”而白康二姓在古代中原虽亦有之，但《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即称氐人“称盘瓠之后，或号青氐，或号白氐”，《魏书·太宗纪》载西河饥胡有白亚氏，后改姓白。《梁书·康绚传》载，汉时西域康居国遣王子朝中国，后定居河西，后人以国为氏即甘肃康姓。故《新唐书》载粟特昭武九姓，首举康氏。所以，这里特举赵张白康四姓，应是以赵张指代中国本土之人，白康指代归化并生活于中国的胡人。古代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是开放性。早期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其界限不取决于血缘，而是取决于文化认同。以人论之，孟子说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以国论之，楚自蛮夷而文明日进，中原诸侯与之盟则不复以蛮夷视之，郑虽本诸夏但所行非礼，亦视为夷狄。如果夷夏的边界在文化，那么，其人在中国生活了五百年甚至千年，衣冠礼仪亦同于中国，则自是中国之人。
揆诸《广异记》中狐精赵门福的愤怒，正在于一种来自边界认同上的愤怒：我虽是狐，但已经在中国生活千年，和中国本土姓赵姓张之人没有区别，康三虽是狐，已经在中国生活五百年，和姓白姓康的西域归化者没有区别，我们已经算得上是中国人，按照道理应该得到的是承认，而不应该是这样惨遭毒手。所以，赵门福才一定要为康三报仇，才有了后边的报仇故事。
二
狐狸们很早就走进了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了。在古代中国，人们对狐狸的想象有很大变化。狐狸本非妖怪，而是有情有义之兽，是天下太平的祥瑞。班固《白虎通德论》云：“德至鸟兽，则凤皇翔，鸾鸟舞，麒麟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见，白乌下。”九尾狐是天下太平的祥瑞，其后文具体解释说：“狐九尾何？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必九尾者也？九妃得其所，子孙繁息也。于尾者何？明后当盛也。”古代人认为狐死首丘，有不忘根本之德。《楚辞·哀郢》云：“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又《楚辞·自悲》云：“狐死必首丘兮，夫人孰能不反其真情？”同一说法亦见于《潜夫论》《文子》《风俗通义》《淮南子》等多处古籍。可知在秦汉时代，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认识。古代人又认为狐之九尾是宜室宜家的象征。这种观点与禹见狐而娶涂山之女的传说深有关联。《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载：
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度制，乃辞云：“吾娶也，必有应矣。”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证也。涂山之歌曰：‘绥绥白狐，九尾痝痝。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明矣哉！”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十月，女娇生子启。
在这里，狐是预兆“子孙繁息”的德兽。更重要的是，在汉代人的世界观里，狐狸被看成是和西王母生活于同一世界的与生命蕃息密切相关的神兽，是生活在太阳里的神圣阳兽，这一点在汉代留下的图像资料里也能看到。当然，上古的狐狸也有兽的一面。《山海经》中《南山经》《东山经》《海外东经》《大荒东经》里都有关于九尾狐的记载，其中狐狸生活的世界和人世是分得很清楚的。
但是，这一切到后来就发生了变化。《三遂平妖传》引郭璞《玄中记》称：“狐五十岁能变化为人，百岁能知千里外事，千岁与天相通，人不能制，名曰天狐。性善蛊惑，变幻万端。”而一只狐狸如何修炼成人形呢？古人发挥了丰富的想象来回答这个问题，描摹最生动的是《三遂平妖传》的这一段：
大凡牝狐要哄诱男子，便变做个美貌妇人。牡狐要哄诱妇人，便变做个美貌男子。都是采他的阴精阳血，助成修炼之事。你道什么法儿变化，他天生有这个道数，假如牝狐要变妇人，便用着死妇人的髑髅顶盖；牡狐要变男子，也用着死男子的髑髅顶盖，取来戴在自家头上，对月而拜。若是不该变化的时候，这片顶盖骨碌碌滚下来了，若还牢牢的在头上，拜足了七七四十九拜，立地变作男女之形。扯些树叶花片遮掩身体，便成五色时新衣服。人有见他美貌华装，又自能言美笑，不亲自近，无不颠之倒之，除却义夫烈妇，其他十个人倒有九个半着了他的圈套，所以叫做狐媚。不止如此，他又能逢僧作佛，遇道称仙，哄人礼拜供养，所以唐朝有狐神之说，家家祭祀，不敢怠慢。当时有谚曰：“无狐不成村。”此虽五代时消息，然其种至今未尝绝也。
这段话出现于明代小说，但每句话都有本事来历，篇幅有限，这里不一一引述。其中讲到“唐朝有狐神之说，家家祭祀，不敢怠慢”，讲到唐到五代流行的“无狐不成村”的谚语，都是我们了解唐参军故事的重要背景。当狐狸能够变成人的时候，他就拥有了进入人类生活秩序的可能性，具备了“知千里外事”的能力，进入人世间的狐狸就已经有了特异功能，不再是一个普通的生命存在。唐传奇中就有不少人借狐狸智慧发财的故事。当狐狸已经修成“与天相通”“人不能治”的天狐，它的存在便已经是正常生活世界中一个无法操控的变量，而对于正常的人类社会，这样的变量是非常可怕的。赵门福就是这样一只寿及千年，“性善蛊惑，变幻万端”的天狐。
所以，唐参军故事的根本，牵涉到了两个边界观念之间的矛盾。“立性修整”的唐参军是人类，他杀掉妖狐康三的行为，背后最强大的理由就是妖离开了妖的世界，侵入了人的空间。从文脉上看，唐参军并不愿意动手杀妖。赵门福与康三投刺谒求食时，唐以不在为由让门人辞之，就是知道对方非己同类，但并未动杀心，只是拒见而已。但赵、康二妖不仅强人所难地“径入堂所”，而且言语相责，做出这些违背人生活常识的行为时，二妖已经离开了妖的世界，超越边界强行进入了人的空间，这才是引发唐参军杀意的直接动因。小说一开始就交代唐参军“立性修整，简于接对”，可见他是一个严守是非界线又不擅长变通的人。所以，唐参军杀掉康三，要坚守的是人妖之界。
那么，为什么要坚守人妖之界呢？因为妖怪和人类不同，是充满变量的异类，妖怪超越边界贴近人，对人就是极大的威胁。妖怪和人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却又处在我们的生活秩序之外，既拥有我们日常生活的秩序和环境，同时又是属于非日常生活秩序和环境的超越性存在，并因为具有这样的异质性而很容易让生活于正常空间的人感到无形的危机。所以，唐参军故事的前半段涉及两个边界（两种秩序）：赵门福心中的华夷之界和唐参军心中的人妖之界。矛盾的核心是对我们生活的世间究竟该存在怎样一种秩序的不同认识。不同的边界观念里，存在着不同的社会想象，而对这两个边界的不同认识，形成了内在的矛盾，并逻辑性地引出了康三被杀的悲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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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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