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摘要：从组材角度看，《格萨尔》呈内部首尾对接完整的各主要篇(部)的相对并立状态，并且其情节结构模式化、人物塑造模式化倾向鲜明，这些情节和人物的出现，都表现为空间性的并列与重复。而《伊利亚特》从一个时间切入点——最后倒数第50天开始叙事，从一个可以前后紧密链接的事件——阿基琉斯的愤怒开始叙事，围绕并重视时间的单元——日(“天”)，集中情节矛盾的展开与解决。因此，情节结构在形成过程中对材料的选择与组接，分别反映了《格萨尔》的抒情性及其空间性思维，以及《伊利亚特》的叙事性及其时间思维。

　　关键词：组材集中分散《伊利亚特》《格萨尔》情节结构

　　《伊利亚特》与《格萨尔》在叙事中的情节结构方面的差异，首先可以看作“书面性”与“口承性”(“口头性”)的区别。

　　《伊利亚特》的规范诵本已在公元前6世纪雅典执政裴西斯特拉托斯(Peisistratos)指派下由俄诺马克里托斯(Onomacritos)完成，吟诵诗人以此为依据进行吟诵比赛，为该史“最终进入千家万户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很显然，至少《伊利亚特》这一规范诵本的出现，可以看作它书面化初步完成的标志。《伊利亚特》“着意于一个完整划一、有起始、中段和结尾的行动”，以及“没有试图描述战争的全过程”，而是“只取了战争的一部分”，“提供一出、至多两出悲剧的题材”。《伊利亚特》这些被亚里士多德所赞赏的，正是荷马对其情节结构的驾驭。亚里士多德将史诗与历史区别:“历史必须记载的不是一个行动，而是发生在某一时期内的、涉及一个或一些人的所有事件——尽管一件事情和其它事情之间只有偶然的关联。”

　　也即二者区别在于:史诗——一个行动;历史——所有事件。《伊利亚特》集中一个行动——罢战后的阿基琉斯的出战。

　　尽管《文库本》有对《格萨尔》进行“精选、规范”的功劳，但其各篇(部)之间依然是收集、翻译并汇编性质的简单连缀关系，何况《文库本》还远没有收集、汇编完《格萨尔》史诗的全部。不过，《文库本》已然清晰展现了《格萨尔》史诗的最主要内容，完全可作为研究《格萨尔》史诗的参考文本。

　　能够展示西方叙事思维之时间性特征的《伊利亚特》，是荷马在时间整一性原则的统摄下集中化叙事的结果。《格萨尔》展示出的，是中华民族的空间性思维特征:并置而非递进;纵坐标轴上的联想性与可替换性，而非横坐标轴上的句段性与逻辑续接性。

　　组材，是研究者试图站在史诗叙述者的角度，研究史诗叙述者对故事题材的取舍与编排，它涉及对情节内容的分量轻重、进展徐疾等方面的把握。在这个方面，《格萨尔》的史诗组材是分散并列，《伊利亚特》是集中整一。两者表面是“书面性”和“口承性”的区别，其实质是“叙事性”与“抒情性”的区别。

 

　　一、《格萨尔》:多部连缀

　　多部连缀，是说《格萨尔》由多个篇(部)按照格萨尔的成长先后简单连缀而成。其各篇(部)间虽是简单连缀的关系，正由于这种连缀关系并非依赖非常严谨的逻辑续接关系，而各篇(部)自身首尾相接而成完整(首、身、尾齐全的)故事，所以，《格萨尔》各篇(部)间更有群峰(分散)并列的空间并置效果。这一点与《伊利亚特》的整一集中相对。

　　大多数已有观点都认为《格萨尔》的叙事结构特征是分散拼凑的。“史诗世界是由多种多样的对象(事物)形成的，既包括精神的内在力量，动机和希求，又包括外在的情境和环境。”王德和说:“为了把这些丰富多彩的内容组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史诗就必须采用新的独特的结构方式。一般说来它不像近代文人创作的某些长篇小说那样结构紧凑，故事单一，内容连贯情节发展有严格的前后顺序。相反大多数史诗都是由许多各自独立完整的故事连缀而成，彼此在情节上没有内在必然的联系，含有大量的题外的穿插和异文，因此各部分的衔接比较松散。《格萨尔王传》由艺人们自报约有100多部组成，每一部都只集中叙述主要人物格萨尔的一个事迹，首位连贯，自成一体，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只是由一些故事片断拼凑而成。”这是认为《格萨尔》情节由“松散”、“片断拼凑”而成的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不只王德和先生认为《格萨尔》的叙事结构具有“松散”、“拼凑”特征，潜明兹先生也论及《格萨尔》的情节结构:“《格萨尔》以单纯的结构囊括了庞杂的内容，以至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弄清楚了这部史诗的部数以及同一部又有多少异文。一些精彩的篇章一直湮没在庞杂的内容中。有些资料本，不但松散，层次不清，甚至糟粕也比较多。有的公开出版的整理本，由于宗教色彩过于浓厚，缺乏文学水平。所以，在结构上《格萨尔》远不如《罗摩衍那》严整。……在文学艺术领域，《格萨尔》还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关键在于没有一个理想的艺术上比较完整的文学整理本。”在这里，潜明兹先生认为《格萨尔》有两大“不足”:一是“在结构上《格萨尔》远不如《罗摩衍那》严整”;二是“同是世界名著，在艺术上的悬殊却比较大”。潜明兹先生对上述第一点“不足”的具体分析包括:其一，单纯结构囊括庞杂内容，部数与异文难计数;其二，资料本的结构松散、糟粕多;其三，已版整理本的文学水平低。潜明兹先生对上述第二点“不足”的分析包括:其一，《格萨尔》目前(当时1985年)的国际影响主要来自民族学角度的研究，而非后世诗人的精心定型加工;其二，重资料而资料有限，易以偏论全;其三，无经典定本，《格萨尔》无应有地位。潜明兹先生是在将《格萨尔》与《罗摩衍那》进行比较研究时，得出以上观点的。应当说，该论述基本切中了截至当时《格萨尔》研究现状的要害，而且分层清晰、论述到位，强调了《格萨尔》的情节“松散”、“结构不严整”。

　　参照点不同，对史诗结构是否松散的看法也就不同。黑格尔拿戏剧之“紧凑”来对照《荷马史诗》，认为后者的“结构在本质上固然比较松散，不像戏剧体诗那样紧凑，其中各部分不免显得彼此独立，乃至还有一些题外的穿插和异文”。其实这更说明:史诗的结构很难避免给人以“松散”的印象，篇幅超长的《格萨尔》更是如此。

　　只是《格萨尔》的情节结构，不应被看做松散拼凑，它实际上是体现着中华民族叙事思维特征的分散并列，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其内在的抒情性，以及中华民族叙事逻辑起点的空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