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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然环境恶劣、疾疫多发以及信鬼尚巫的文化氛围，构成黔中汉族民间信仰的生态空间。祭祀朝拜中的功利性诉求，反映了高原山地农耕社会的心理，亦折射出汉族移民的历史记忆。黔中地处荆楚、湖湘、滇、巴蜀及百越诸文化交汇融通之枢纽，民间信仰文化形态深受其影响；加之长期吸纳周边少数民族传统宗教因子，呈现出多元宗教碰撞的特征，亦展示出彼此融通的趋势。有关黔中民间信仰的研究，为我们了解该地汉族社会的历史、弘扬传统文化以及推进乡村建设工作，均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民间信仰；黔中；汉族社会；生态空间；信仰内涵；文化交融
有关“民间信仰”概念内涵的界定，一些学者认为民间信仰不是宗教，而是一种信仰形态。一些学者认为，民间信仰本质上是宗教。此说以台湾学者李亦园为代表，称民间信仰为“普化宗教”。叶涛则认为，对民间信仰的界定不必太精确，模糊一点更有利于研究的进行。也即正统宗教以外的都可以拿进来，包括民间宗教、老百姓的习俗等。还有学者认为，民间信仰介于一般宗教和一般信仰形态之间，称之为“准宗教”更为妥帖。本文在研究中使用的“民间信仰”表述，大体近似于叶涛先生的观点，趋向于将此概念模糊化、泛化。但凡在黔省境内汉族社区被民众广泛信仰与奉祀，且已约定俗成的对象，均纳入研究的视野。本文研究中所使用之“黔中”概念，既非历史地理概念，更不牵涉其确切地域处所之论争；而仅仅是指称今贵州全省之地域范围，以便研究中族群之界定与资料取舍范围而已。也即，文中之“黔中”，即今贵州省行政区域的通俗化、口语化表述而已，“黔中”即等同于“贵州”。
一、黔中汉族民间信仰的生态空间
（一）自然环境恶劣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岩石破碎、峡谷深切的喀斯特地貌，加之变幻诡谲的高原气候，大自然带给当地居民是较为恶劣的自然环境。黄绍先《创修雹神祠记》：
贵州山水环抱，地气主阴，故雹之为物，乃纯阴之气凝结而成，积深岩邃硐中。每当春夏之交，阳气上腾，若有物掀擢而出，其状大则如牛、如砖，小则如弹、如豆。黔省多见之，平远则年年有之。尝见小民胼手砥足作苦田间，春季专种荞麦、油菜、蚕豆、大小麦等物，曰“小春”，而阿芙蓉尤居其大半。一家翘盻，冀获收于青黄不接之时，粮赋赖焉，仰事俯畜亦赖焉。一遭冰雹，民不聊生。近年以来，屡受其害。
上述文献明确地记述了雹灾给黔中地区带来的严重社会危害，威胁着农耕时代黔中百姓的基本生活保障。湄潭县常见灾害性天气包括春季低温和倒春寒，夏旱、暴雨和冰雹，秋季绵雨和大风，严冬凝冻。据湄潭县近47年的气象资料统计，出现夏旱的年份有33年。据该县近37年的气象资料统计，出现春季低温28次，倒春寒39次；夏季出现雹灾24次；出现暴雨83次，平均每年2.2次；出现秋风的年份有18年；出现秋季绵雨的年份35年，其中10天以上严重绵雨占11年；出现凝冻101次，平均每年２.７次。
清代遵义贡生喻克溥所著《苦旱篇》，细致刻画了水旱灾害交乘下，民众的艰苦生活与无助状态：
去岁苦秋雨，今秋苦久晴。哀哉我遵邑，民何以聊生。树皮既已尽，菜根无几茎。平粜经半载，米价本难平。斗米一两余，专望秋收成。忽焉遭此厄，为灾良非轻。柳龙四野出（城中编柳为龙，祈雨常验），童吁沿街行（又以童子沿街一行一拜以祈雨），呼天天浩浩，祈祷岂非诚。下田犹可说，高田已难撑。并非耕不力，亦非苗不荣。日出弥杲杲，高天如水清。俯仰长叹息，天心胡不情。五载两饥馑（乙未及今年），瓶罄罍如倾。几人无菜色，到处有叹声。转机惟在雨，不雨即无氓。安得震霹雳，沧海睡龙惊。一雨连三日，沟浍即皆盈。以介我黍稷，或者犹丰亨。
恶劣的自然环境、脆弱的生态以及水旱雹霜交乘，在科技不昌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黔中汉族民众不得不祈求上天与神灵护佑，出现多样化的民间信仰形态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疾疫流行
康熙年间，阎兴邦《重建药王庙碑记》载有关于黔中地区多疾疫的情形：“黔古鬼方之国，苗多氓少。其地则山高风劲，一日之间，朝寒暮暑。百里之内，此燠彼凉。人质柔脆，易生疹疾。”咸丰《兴义府志》亦载：
南笼南近粤，西近滇，气候热多而寒少。每春夏之交，阴雨初霁，岚气薰蒸，中人如疟，有头疼、胸懑、脾泻诸症……全境气候，雨即寒，晴即热，滨红水江捧鲊、册亨，罗凹，徽老等处，地气热而多瘴……谚云：“滇多风，黔多雨，粤多瘴。”兴义地界滇、粤，故多雨而又多风多瘴。
黔中一些地方多烟瘴，而另一些地方又山高水寒。在缺医少药且卫生状况较差的时代，疾疫时有发生。在求助无门的社会环境中，自然会触发民众斋醮于鬼神以求化解困厄的信仰行为。
（同治）三年，甲子春初，仁怀县鼠相率出城，络绎于途。有虫类青蛙，身翼较大，人被咬，肉辄烂，俗呼为“天虫”。谣传至遵义，街市相率张画虫以冀免灾……秋，遵义疫大作，有全家病卧者，有相继抱病者，有一家全行病故者，有一家存二三人者，四乡尤甚。县西乐闽寨以亦疫作，贼乘势陷入，斗米值二千四五百钱。四乡贼扰，耕农失时，田园多荒芜。至秋，疫瘴又作，凡下田获榖者，染瘴扑地，十死五六。咸有畏心，榖熟田中，无人收获，次年正月尚有在田生芽者。
虫害、旱灾交乘，物价腾贵，野有饿殍；接踵而至的是疾疫流行，匪患迫蹙。黔中民众可谓是上天无路，下地无门了。在如此的社会环境中，黔中汉族民众求助于神灵鬼怪，在民间信仰构想的升平与超然中寻求心理慰藉，似乎是逻辑的必然了。
（三）信鬼崇巫的社会氛围
遵义地区信鬼尚巫的习俗早在南北朝时期即有记载：“唯执盾持戈，不识弓矢。用竹为簧，群聚鼓之，以为音节……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杀之人，美鬓髯者必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
清代嘉庆、道光年间，仁怀地区，“凡人有疾病，多不信医药，属巫诅焉，谓之‘跳端公’”。“牂牁，俗好鬼巫，多禁忌……信巫鬼，好诅盟。”福泉地区，“俗好巫信鬼，土苗尤甚，每疾病，不知服药，第罄产事巫禳，至死不悔”。余庆县，“俗不好医，人多信鬼……俗好巫，用端公，曰‘冲傩’”。松桃一带，“地居辰、常上游，人多好巫而信鬼，贤豪亦所不免，颇有楚风……自城市迄乡村皆有庙宇，士民祈禳，各因其事，以时致祭。有叩许戏文，届时搬演者。中元前，各庙立坛设醮，祈丰稔，禳灾役，谓之‘平安清醮’，乡村皆然”。
民国年间，今安龙县一带，“惟信巫鬼，尚祈祷之风，相沿至今，不知后改”。都匀一带，“人有疾病，多不信医药，属巫诅焉”。桥头岩壁、街头巷尾、山垭水畔、道旁岩穴，多见泥塑、石刻、木雕的观音、土地、山神、泰山石敢当，甚至古树、怪石、岩缝都是烧香作祭的对象。也有随祖籍的不同祭祀神主，如江西人祀许真君，四川人祀二郎神，贵州老汉族祀黑神。如此的巫傩文化盛行的社会氛围，自然就为黔中民间信仰的流布与壮大提供了文化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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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何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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