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10月29-31日，由法国远东学院（EFEO）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明清至民国时期中国城市的寺庙与市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本书是此次会议论文的精选结集。与会的中外专家畅谈中国城市中的宗教活动：活动的主体包括皇帝、贵族精英、士人官员、不同宗教的信徒，也包括普通市民；活动的形式既有群体性、组织性，也有出于虔敬而聚集的自发性。

　　我们谨以此论文集纪念优秀且热忱的学者——李世瑜（1922-2010），本书首篇即他留给我们的妙峰山朝圣见闻，这是令北京人以及像他一样的天津居民都倍加珍视的活动。李世瑜先生第一次去妙峰山是在1942年。1963年，他拜访了顾颉刚，后者是最早研究碧霞元君祭典盛会的学者。接着，从美国访问回国以后，李世瑜再次于1988年来到妙峰山，搜集此地的主要保护神，也是天津信徒的保护神王三奶奶的传说，并将其付梓出版。从他的文章中，读者可以看到半个多世纪以来，每年阴历四月在妙峰山举行的隆重盛典的历史。接下来是他的老朋友——韩书瑞教授（Susan Naquin）对他的致敬，当韩书瑞研究妙峰山的圣地历史时，他曾欣然陪同其前往并提供帮助。李世瑜先生留下的见闻如此珍贵，他对宗教传统的研究不知疲倦，我们向这位开拓者的工作致以衷心的赞美与感谢。

　　本书中的大部分论文聚焦于中国北方的城市，尤其是北京。这也许源于北京的宗教实践特色最为突出，记载也最为丰富。对读者而言，这些研究的首要价值与原创性在于它们所利用的数据。绝大部分数据是首次被使用的一手数据，新发现的大内档案与民国政府档案不仅涉及皇家专属寺庙，也涉及城内其他寺庙，有些规模简陋，有些则拥有众多僧道，或者在信徒中拥有崇高声望。同时，利用这些档案也有利于明确寺庙产权的概念，或判断寺庙僧道的活动范围。通常，与档案一起使用的还有金石碑铭，这类数据非常丰富：仅在内城的宗教场所范围内，我们就搜集到长达八个世纪的将近六百通碑刻。如果算上外城与郊区，还得再加上几百通，碑刻的时间也还要再推前。通常这些碑刻只能阅读拓片，且大多漫涣不清，即使如此，研究者对它们的开掘仍远远不够。事实上，碑刻蕴含丰富的数据宝藏，能提供很多历史信息，包括祭祀地点、僧道、皇室贵族或太监的捐赠、祭祀组织、教义传承，以及知名或不知名的僧道传记等。除了档案与碑铭之外，作者们所利用的其他文献（尤其是藏文文献）也很少被注意到，这些文献使我们能够重新思考宗教领袖在振兴皇家藏传佛教中所扮演的角色。除了上述不同性质的大量书写材料之外，当然还必须提及田野调查。「北京内城寺庙碑刻与社会史」项目组所撰写的大部分论文都建立在调查的基础之上，该项目以中国首都为研究对象，由法国远东学院首先发起，其调查至今尚未完成。这批调查资料不仅有助于清点古老庙宇可能尚存的遗迹，也涉及年老居民对过去宗教活动的回忆。北京人常常能回想起20世纪60年代尚居此地的僧尼，即使这些关于「场所的记忆」（mémoire des lieux）至今已有歪曲、修改或文饰，但对于调查者而言，它们是了解以往北京居民的城市身份认同的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寺庙在这种身份认同中占据重要位置——自永乐帝初建北京以来，浩瀚的文献中关于寺庙的大量描写就证明了这一点。

　　本集精选的文章首先关注政府与城市精英在宗教生活与寺庙管理中的角色：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研究了寺庙碑刻资料中的清代士人官员，而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则探讨了作为典型城市神灵的城隍，尤其是组织城隍祭典时，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变化。接下来的两篇文章则在一个长时间段内，从更理论化的视角探讨特定的宗教现象：邱仲麟着眼于疾病治疗，巩涛（Jérôme Bourgon）则关注神判的观念。前者分析了北方民众以控制疫病为目的的痘神崇拜，而后者则分析了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况：一方面，处决场景或刽子手在中国文献或图像中几乎完全没有立足之地；另一方面，恐怖的地狱景象却被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尤其是在东岳庙和城隍庙中。这是一种「受压抑情绪的回归」吗？我们能在人判与神判之间建立何种连续的统一性呢？刘小萌的研究建立在一批新发现的档案的基础上，利用这些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房契文本，他研究了某座观音寺在僧道内部的转让过程。他的研究表明，以「教权内部」为名义的转让与房产在俗人社会中的流通之间存在差别。陆康（Luca Gabbiani）也同样关注寺庙的产权问题，他的研究着力于了解民国初年北京寺庙产权的性质。当时中国正在尝试构建真正的地产权法，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物质所有权的法律真空，促成了各种公私机构对祭祀场所的占用或充公。

　　本论文集用了很大篇幅讨论皇帝、皇家以及太监对寺庙的修建与维持，这些寺庙散布在京城内或禁城之中，可能是汉传或藏传佛教寺庙，也可能是道教的道观。罗文华利用最新（2005年）披露的一批档案，研究了乾隆帝在中正殿建筑群（禁城西北）内的日常祭拜活动。这里的各类寺庙与藏传佛教拜堂构成了一种万神殿，乾隆帝每天早上都会来此参拜。可惜的是，这些建筑在1923年毁于一场大火，部分建筑最近才得以重建。赖惠敏曾经研究过内府档案中清皇室支持寺庙的大量记录，其中对藏传佛教与喇嘛的支持尤为突出。在本书收录的文章中，她特别注意到乾隆帝为其母亲孝圣贤皇太后（1692-1777）举行的生日庆典，她发现这一庆典事实上帮助了此后汉传佛教寺庙的发展。至于王微（Françoise Wang-Toutain），则意在澄清数字藏地高僧在北京藏传佛教发展中的作用。他们不像乾隆皇帝的导师——三世章嘉呼图克图若必多吉（1717-1786）那样举世闻名，但他们的自传及其他一些汉、藏语文献也有助于研究上述问题。在明代，太监极为活跃，碑刻学专家赵超详细核查了明代太监在北京创建或重修寺庙时所立碑刻，以重新评估他们的宗教性捐赠行为。张莉关注的对象是北京最重要的道教寺庙——东岳庙。作为京城首重的宗教机构，东岳庙曾吸引众多香会与行会在此祭祀，但熟悉大内档案的张莉从海量未经整理的资料中发现，皇家对东岳庙的捐赠也同样丰厚。

　　本次会议有一上午时间，专门用于发表「北京内城寺庙碑刻与社会史」项目组的初期个案研究成果。项目组成员展示了他们五年来的研究成果，也呈现了他们通过具体事例所搜集到的数据，并邀请与会专家评点指正。吕敏（Marianne Bujard）选择了景山背后一处名不见经传的小寺庙：庆云寺——始建于17世纪初，20世纪30年代前一直归太监所有。此后，一位佛教信徒买下了该寺，将其用于供奉广济寺住持高僧之母的牌位。鞠熙研究的双关帝庙位于北京西城区，也是一处历史非常悠久的民间小庙。小庙始建于元泰定年间（1324-1327），由当时的皇帝、皇后共同捐资创建，在明代也曾得到太监的捐助，但后来逐渐成为丧葬组织的活动中心，住在庙里的僧侣以专营丧葬仪式为生。张恒艳的博士论文研究了北京最著名的一处佛教寺庙——后海岸边的广化寺，该寺于1998年重新对信徒开放。在文中，张恒艳探讨了僧侣、居士与普通信众之间的关系。广化寺的居士主要是妇女，她们简单誓愿皈依，在寺中举行仪式时协助后勤工作，但并未正式受戒成为僧侣。张恒艳在文中展示出居士群体如何在宗教知识复兴的当代扮演了中介者与引导者的角色。

　　考虑到碑铭是研究寺庙与祭祀的首要资料，在本论文集的附录中，吴梦麟和王安安力图简要介绍北京及其周边地区搜集整理拓片的历史与现状，以及拓片出版及其研究工作的情况。

　　由于某些非我们所愿的原因，本次会议论文的结集出版长期停滞，如今终于面世，需要感谢法国远东学院和法国东亚文明研究中心（CRCAO）的支持。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秘书杜蕊女士、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张旭源细心整理了全部稿件。由王文婷女士发起，中信出版社将出版此书，这令我们感到非常荣幸。我们谨向以上所有人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吕敏陆康 2016年8月15日，于巴黎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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