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综述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文化的侵入，中国知识精英希冀社会变革，强兵卫国、改进文化都成为当务之急，从洋务派到改良派都积极为此努力，他们的努力目标就是西方所建构的“文明”秩序与文化标准。“文明的话语与实践生成了人种志或民族学的知识形式，而人种学或民族学反过来承担起了所谓‘西方的文明使命’。”[1]关注民众，眼光向下成为焦点，民俗学亦应运而生。1918年北大掀起了歌谣征集运动，周作人、刘半农、顾颉刚、胡适等加入，这也是现代意义上民俗学诞生的标志性事件。民俗学以民众历代传承的生活文化为研究对象，关注当下，必然与社会发展思潮紧密相连，同时也积极参与社会的文化建设。2018年民俗学在新时代社会思想影响下进一步指向日常生活实践，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农村文化振兴的现实参与，同时反思百年学术历程，译介西方理论，从学科角度观照多民族、各地域的个案实践。在纷繁复杂的研究与实践活动中，本文结合民俗学领域主要学术会议与重要学术著作，对2018年度民俗学研究做一鸟瞰式论述。

　　从民俗学出现以来，就一直关注民众文化，从20世纪前十年到民间去运动，知识分子到农村进行文化调查，发起新生活运动，启蒙民众，希望民众参与新的民族国家建设。2018年民俗学领域继续关注日常生活，中山大学“《民俗》周刊九十周年纪念会”就以“民俗学的实践性”为主要议题，延续2016年他们对于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探索。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等主办的“节庆传统与社区生活·田野工作坊”从生活实践等视域对民俗节日的建构进行探讨。周星、王霄冰主编的《现代民俗学视野与方向》（商务印书馆，2018年4月）专辟“追问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单元，集中了日本学者岩本通弥，中国学者周星、高丙中、户晓辉、王杰文等从乡愁情绪与东北亚民俗学者日常生活研究实践综述、反思，日常生活研究对于民俗学的意义，民俗学理论转向，生活世界，乡愁情绪，日常生活的研究路径阐述民俗学对生活者主体的日常生活实践研究。萧放、朱霞主编《民俗学前沿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3月）收纳了“实践民俗学”，核心围绕“实践民俗学”是反思的民俗学、批判的民俗学、未来民俗学展开论述；另章则是“中国的生活革命与民俗学的乡愁”，强调现代民俗学需要超克“乡愁”。岳永逸《举头三尺有神明——漫步乡野庙会》（山东文艺出版社，2018年7月）则从民众信仰实践调查阐述了民众日常的信仰生活。

　　“非物质文化遗产”，短短十年时间，从一个外来词变成大众传媒、政府学界以及普通民众熟知词。在学术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相对于“民间文化”而言，是知识体系上的更新。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涵盖文学、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甚至哲学与科技领域，它构建了一个新的学术平台。民俗学积极参与非遗的保护与实践，2018年民俗学领域对于非遗保护从学术层面进一步反思并予以推动。首先，从非遗所包含的内容，可以看到其主体内容以口头文学为主，而口头文学传承与传播恰在非遗保护中较为薄弱，也是传承保护中最被忽视之域。上海大学中文系举办的“中国创世神话产业开发学术研讨会”在讨论创世神话的基础上，探索创世神话产业化的可能性和未来走向，并指出中国创世神话内涵丰富，包含了珍贵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记忆，深入研究创世神话对于加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创世神话的产业化能够助推经济发展，也能够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其次就是从国际视野整体观照非遗保护及其经验，以及它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所举办的“一带一路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振兴”通过“一带一路”国家的非遗学者分析保护经验，探讨运用非遗实现乡村振兴的故事、经验、策略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向。著作方面则有彭兆荣的《生生遗续代代相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提出了“生生遗续”为中国文化遗产体系的代表性概念，并用“崇高性”概念彰显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宇宙观，亦将其与西方文化遗产的“纪念碑性”进行对话。（第2—3页）曹德明编纂的《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与启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5月）四卷丛书则以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38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与方法为研究对象，阐述这些国家的非遗保护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总体战略、法律沿革、机构组织、资金来源与运作模式，通过多视角、多方位的分析研究，总结其成功经验、失败教训，（“前言”第1页）目的在于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借鉴。再次就是非遗与文化创意、文化产品的研发，此话题对文化产业、艺术学等都较为关注，民俗学领域主要集中于经济民俗的研究。四川文化艺术学院承办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意产业高峰论坛暨第四届城市社会与文化建设”博士、博士后论坛，就“多民族非遗与文创研究”“都市非遗与文创研究”“非遗与品牌合作案例研究”等话题展开，拓展了民俗学研究的领域。吴玉萍《企业节日研究：基于经济民俗学新视角》（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11月）以阿里巴巴的“双十一”（11月11日）、小米科技的“米粉”节等为个案，从面相心理、参与精神、信仰习俗等予以分析，探索这些企业节日构成的认同性基础。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业为主，但士农工商共同构成了民的共同体，所以商业民俗并非今天才兴起。卫才华《北京隆福寺商业民俗志》（商务印书馆，2018年6月）以清代和民国时期北京明清皇家寺庙隆福寺为个案，以城市民俗所传承的僧、商、市民关系为切入点，用民俗志的方法描述了皇家寺庙隆福寺的商业民俗，及其在北京城市历史文化和商业史的位置，进一步研究了北京寺庙商业活动和市民消费生活民俗。这对当今经济民俗或商业民俗研究都具有借鉴意义。这一话题的研究在民俗学领域一直较为薄弱，今后有待加强。最后则是对于非遗传承人的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最大属性是，它是与人及人的活动相联系和共生的。”[2]传承人对于非遗而言意义重大，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发起了“‘传承人’释义”研讨会，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在当下面临的问题进行反思，探讨在消费社会中，传承人及其文化传承的多样性与困境。此外在学术著作中较关注作为非遗项目后，民俗事象的传承与发展。陈恩维《地方社会、城市记忆与非遗传承：佛山“行通济”民俗及其变迁》（人民出版社，2018年2月）围绕地方社会、文化记忆及民俗变迁，探寻“通济桥”作为文化空间与佛山的城市、社会、文化变迁的内在联系，阐释其保护现状与传承对策。

　　村落一直就是民俗学调查的重要场域，也是其研究的关键词。2018年2月4日国务院发布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对于文件中所提到的“提升农业发展质量”“推进乡村绿色发展”“繁荣兴盛农村文化”“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等，民俗学都可与其对接。北京师范大学社会管理学院/社会学院从2016年启动“百村社会治理”重大项目，2018年3月召开成果汇报会，指出该项目着眼于服务党政决策、推进乡村振兴和创新社会治理，民俗学调研组围绕加强和创新城乡社会治理，从多层次、多角度、多方面深入调查，涉及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利用、优秀民俗传统与乡风文明建设、灾后文化重建、红色文化建设、生态环境治理等多个领域。他们召开了“村落传统与乡村社会治理”会议，进一步探讨优秀民俗文化在当代乡村社会治理中的价值，充分挖掘村落民俗在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意义。

　　民俗学从兴起之时就关注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2018年是北大歌谣运动历经百年之时，北京大学“从启蒙民众到对话民众——纪念中国民间文学学科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虽然重在从中国民间文学学科角度进行反思[3]，但对于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启蒙”与“对话”的转换必然涉及民俗学的内容，其“民俗学与新文化建设的关系”“民俗学的学科属性及其伦理原则”“民间文学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与前述民俗学与非遗、乡村振兴都息息相关，学者围绕论题进行了对话与反思。对于“民俗学与民间文学关系”的探讨，尽管算老生常谈，但在讨论中，进一步清晰了百年民间文学学科发展史。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举办了“民俗学的本土话语与学科建设”，在梳理民俗学研究西方话语的基础上，阐述民俗学回归中国语境，构拟本土学术话语的重要意义。学术史反思著作亦有一些，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民俗学会秘书处组织编写，施爱东执笔的《中国民俗学会大事记（1983—2018）》（学苑出版社，2018年10月）一书。该著“以事件为中心，以时间先后为序，基本保持一事一记”（“编者按”），图文并茂地记录了中国民俗学会学术活动与发展的历程。学术机构与学术刊物对于学术的引领与规范意义，后者研究者众多，但对于前者则关注较少，此书则关注中国民俗学会对于民俗学学科发展的推动与引领，为今后学术史积累了丰富资料。陈泳超《声教所及——对纪晓岚新疆行脚的民俗回访》（中西书局，2018年6月）通过“重走纪晓岚之路”，对纪晓岚笔下新疆的地域风情与今日新疆比对，并对纪晓岚所提的“一些民俗物事多有实地考证”；而对怪物、狐精、鬼灵、盗匪传说等构成的民俗类征，将纪晓岚记述与民众口述比较，延续他一直关注的民间叙事文本的形成之话题，且进一步思考“正统与道统对民间的影响”。祝鹏程《文体的社会建构：以“十七年”（1949—1966）的相声为考察对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4月）以1949—1966年的“相声为考察对象，综合考察相声这种文体如何在社会意识形态、表演空间、传播媒介、关注、表演、研究者等多种因素的互动下被建构出来，探讨体制化改造、创作、改编、表演、传播等微观权力对文体的铭刻”。（第4页）该著探索文体（或称“体裁”“文类”）形成与国家话语、传播媒介以及研究者的关系，凸显了民俗文艺文类与传统作家文学文类界定的显著差异，为文学文类的界定提供了新经验。民俗学学术史回顾亦包括民俗学者个体研究的反思。刘祯、刘云水《继承与发展：庆祝车锡伦先生欣开九秩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对车锡伦的学术研究进行了梳理，重点围绕他对民间文艺，特别是宝卷的研究以及他对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体系建构的推动，阐述了他的治学理念和实践，即一是注重戏曲、说唱等演唱艺术形式、演唱形态的研究，同时注重相关文献的发掘、整理；二是跨学科、多角度的综合研究；三是历史文献、文本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郑土有、尹笑非《“陈”门立雪：文艺民俗学研习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对陈勤建文艺民俗学思想进行呈现与反思。文艺民俗学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边缘交叉学科，其缘起于西学输入的浪潮及文化与传统问题之讨论；它是“在民俗和文艺学的结合点上，共同建构的新视角、新方法和新理论”。[4]陈勤建文艺民俗学思想主要基于“文艺人学观”，探索文艺与民俗的内在建构，其研究内容主要涵括文艺民俗学视野下的文学研究和作为批评方法的文艺民俗学。他这一思想，主要呈现于他的学术论著及其学生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此著既是这一学术思想与学术脉络的全面呈现，也有对其学术研究的反思。

　　由于民俗事象的地域和民族差异，以及民俗学注重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一直以来不同地域或民族的民俗事象研究就是民俗学的重头戏。2018年此类会议与著作亦比比皆是，会议主要围绕各地非遗项目展开，如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春节、元宵节以及二十四节气在各地围绕民俗节庆举办学术会议，并将某些少数民族节日，如雪顿节、盘王节等纳入其中，在此不一一枚举。相关著作在年度出版中亦占较大比重。就笔者所见，有吴新锋的《多元文化交流视野下的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以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为研究对象，通过多元文化交流视域呈现其丰富性和独特性；从性别视野对民俗文艺分析的白晓霞的《土族民间传说与女性文化研究》（敦煌文艺出版社，2018年6月）；对佤族祭师“巴猜”口传祭祀文本的民俗、语言等多元视角阐述的叶黑龙所著的《佤族祭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2月），等等。此类选题就是容易见木不见林，观照个案，深度挖掘，却忽略了个案所折射的文化普遍性。如何突破民俗学的地域研究窠臼，是今后民俗学个案研究努力的方向。

　　此外对于西方民俗学理论翻译一直为民俗学领域所关注，从民俗学兴起之时，它就是一项重要内容。2018年度西方著作翻译主要有[美]李·哈林《民俗学的宏大理论》（程鹏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7月），此论文集针对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所提出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进行讨论，研究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美国民俗学长期聚焦于日常和本土的事实”。

　　总之，2018年民俗学在多元视野与新的文化实践中砥砺前行，学者积极参与公共话语讨论，既有对文化建设、乡村振兴等社会现实的关注，也有学术史反思与回顾，同时亦关注“他山之石”的借鉴意义，学术活跃、成果丰硕，在综述中只能是挂一漏万，希冀能以此“冰山一角”呈现2018年度的学术景象。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