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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1928年3月21日，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正式刊行的《民俗》周刊意义非凡。《民俗》周刊继承北京大学《歌谣》周刊传统，在其前身《民间文艺》的基础上，扩大资料的搜集和研究范围。《民俗》周刊的刊行“标志着中国现代民俗学科逐渐成熟，开始具有自觉的学科意识。”(1)顾颉刚、容肇祖、钟敬文等人均承担过《民俗》周刊的编辑工作。直到今天，《民俗》周刊创刊号《发刊词》所号召的———“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我们要探检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求，来认识整个的社会”、“我们自己就是民众，应该各各体验自己的生活”，仍是当今中国民俗学者所珍视并遵从的学术理念。当“民俗”不再仅仅是约定俗成的习惯，而是作为“传统”被广泛而深刻地嵌入到高度流动异质的现代社会，传统民俗学单向地以民众、民俗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与方法日益陷入学术困境。从前辈先贤的学术理念出发，探讨当下中国民俗学的发展路径，是本次学术会议的目的。
2018年11月25-27日，由中山大学中文系和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办的“‘《民俗》周刊创刊9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召开。本次会议围绕“民俗学的‘实践性’”这一主题，进一步推动“实践民俗学”理念的理论深化和具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吕微、户晓辉、安德明，北京师范大学萧放、鞠熙、程浩芯，中国传媒大学王杰文，辽宁大学周福岩，南方科技大学王晓葵，上海大学黄景春，华东师范大学徐赣丽、王立阳，武汉大学李向振，浙江师范大学宣炳善，华中师范大学胥志强、梅莉，广西师范大学龙晓添，广西科技大学金乾伟，青岛大学董德英，天津社会科学院桂慕梅，香港岭南大学温翠艳，中山大学刘志伟、夏循祥、刘晓春、王霄冰、蒋明智、张超等30多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与会学者有民俗学者、历史学者、社会学者、人类学者等，多学科的切磋交流，有助于问题的深入探讨。
26日上午，会议召集人刘晓春教授主持开幕式，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彭玉平教授致辞。彭玉平教授表示，这是一次回顾历史的纪念活动，更是一次展望未来的学术畅想。回顾历史，他高度肯定了《民俗》周刊的历史价值和意义。站在民众立场上的民俗研究，不仅是以民间为视角来连接历史与现实的重要桥梁，而且也是在民间立场来审视社会的重要维度。展望未来，他希冀在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和中山大学民间文学与民俗学教研室基础上，中山大学的民俗研究能坚持传统、重振传统。
会议讨论共分为五场。第一场回顾《民俗》周刊的历史意义，余下四场均围绕实践民俗学的理论和实践展开讨论。其中，第四场“民俗学的日常生活转向”，延续了2016年11月在中山大学举办的、“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可能性”学术论坛未尽的讨论。五场讨论的主持人分别是王晓葵、周福岩、王霄冰、户晓辉和蒋明智。
一、《民俗》周刊的意义
《民俗》周刊的刊行与顾颉刚的积极推动密不可分，民俗学与历史学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会议讨论首先由历史学者开启，有特殊的寓意。刘志伟教授深情回忆，上世纪80年代，当他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他在历史系资料室阅读了《民俗》周刊。周刊的《发刊词》对他影响很大。他认为《民俗》周刊《发刊词》是中国新史学的宣言，对中国新史学研究有着深刻影响。具体来说，由梁启超基于进化论的历史观提出的新史学理念，如“为国民而作”，群体“休养生息、同体进化”，将“陈迹”和“今务”联系起来，《民俗》周刊的《发刊词》均有所体现。与只关注“圣贤”“士大夫”的旧史学传统不同，新史学是通过认识民众生活和民众的欲求来认识整个社会，也就是《发刊词》所说的“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本场主持人王晓葵回应道，相较于日本，中国民俗学的成果还没有被纳入历史学的书写中。民俗学家应和历史学家加强合作，扩大民俗学的学科解释力和影响力。
《民俗》周刊的价值在其编辑思想中体现得最为集中，也在同时期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出版物中有所体现。萧放从顾颉刚对民间谜语的重视出发，回顾了《民俗》周刊期间的谜语研究，重新解读了“民俗学会丛书”之白启明《河南谜语》一书，高度肯定该书的研究价值。《河南谜语》在谜语田野采录与谜语文献著录方式上有特别贡献，最突出的价值在于谜语的分类。该书首次对谜语进行了学术分类，并对谜语采集地、流传范围、谜语的异文进行标注，还对一些谜语进行注释，体现了白启明把民间谜语当作学术知识研究材料的思想。该书为后来的谜语文献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范例，也为今天《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谜语卷》的编辑体例提供了借鉴。
董德英从编辑学的视角回顾了钟敬文等人围绕《民俗》周刊所做的编辑工作，她认为钟敬文先生是“学者型编辑”，《民俗》周刊的编辑出版体现了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钟敬文等中国现代民俗学早期建设者的学科探索与实践。金乾伟对《民俗》周刊复刊前后登载的文章进行了分类、统计、分析，指出《民俗》周刊的编辑思想以民俗学意识为导向，主要表现为注重田野调查、忠于底层文化；以科研论文作为学科理论的建构；凸显地方特色民俗文化等方面，这些民俗学学科理念的实践，为创立我国民俗学学科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实践民俗学的反思性
反思，是对我们习以为常的概念、事件、理论、方法提出怀疑和质疑，进行逆向思考。实践民俗学的反思，是重新看待“俗”中之“民”和“民”中之“俗”的问题，以及实践中的实践主体等问题。
王晓葵探讨了民俗学对“非日常事件”的研究路径。他认为长期关注传承的民俗学，排除了对战争、灾害、革命、重大社会变动等一次性的、非重复“事件”的讨论。通过引入岩本通弥对“事件”背后“日常性”的研究，王晓葵指出了“事件”与传承性行为之间的联系。当战争、灾害等“事件”通过记忆转换为口头传统、仪式、空间表象等，被嵌入日常生活而成为传承时，“事件”能够成为民俗学研究的对象。这样的研究，使日常生活获得反思和自觉的可能。
黄景春的报告讨论国家和地方对黄道婆传说的建构，指出二者之间的博弈。1950年代，由国家主导的黄道婆新传说编创，使黄道婆成为文化符号和文化资源。80年代后，海南文人试图把黄道婆塑造成“黎族纺织女”，进行文化资源生产和旅游项目开发。从社会记忆理论角度看，50年代的故事重构，由于顺应了新中国意识形态重建和政治话语需要而成为普遍的社会记忆。80年代的故事重构由于未能形成统一的范式，且作为地方性的记忆场与国家层面的记忆场相出入，因此未能撼动原有记忆模式。
徐赣丽以上海田子坊为例，描述了现代都市旅游消费空间内的民俗主义表现，包括凸显地方性、移植异质性、兜售传统、制造流行和时尚等。田子坊民俗文化现象呈现的怀旧、时尚，具有消费性和混杂性特征。徐赣丽认为，面对民俗主义的普遍存在和当代都市消费语境，以及民俗生产的主体、功能和生产模式的变化，我们需要重新调整眼光去审视民俗的基本定义以及研究旨趣，这也是面向现代性的都市民俗学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王立阳的报告指出，当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从“俗”转向“民”的主体性时，理应重视民之所存的“地方”。愈加重视民的主体实践的民俗学应该重新回到“地方”、重新审视“地方”的概念，明晰“地方”、民和俗之间的相互建构过程。他借用现象学和人文地理学对“地方”的界定，始终把“民”置于“地方”中来考量。通过梳理妙峰山香会历史沿革和北京城形象变迁之间的关联，勾勒出由妙峰山香会构建的北京城的地方想象，呈现了在官方之外，民之栖居的北京城被不断创造、建构和定义的过程。
夏循祥的报告希望将国家带回实践，看到“民”背后的国家。他探讨了作为文化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人狗冲突”现象，在吃狗肉、随意处置狗的“旧俗”与将狗视为宠物和人生伴侣的“新俗”的冲突中，国家面临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社会不信任、执法不到位等问题。在文明的进程中，“俗”总在变化，他认为应该由国家和法律来约定“俗”，将国家带回实践民俗(学)的中心，从法制、管理制度、赋能与社会化等方面化解俗之冲突。
龙晓添结合古籍史料和田野调查资料，借用空间研究理论，阐释了丧礼仪式的生死空间建构及其行动表述问题，具体讨论了丧仪中的沟通媒介、动作和仪式表演如何建构空间的问题。仪式的“生死”既是物理意义上的，也有观念意义上的。“此”与“彼”的生死空间划分是丧礼空间建构的基本起点，儒释道以及各种民间知识体系都参与了空间建构和行动表述的过程。丧礼不仅仅要“告别”，也要“送往”。在移风易俗、殡葬改革、人生礼仪传统的重建问题上，应妥善处理仪式内核中的情感、情绪、社会关系。
李向振认为，实践民俗学研究应回归叙事取向，从而拓展民俗学现有的表征和解释空间。“朝向当下”和迈向日常生活的民俗学，需要从过去的强调民俗事象研究还原到民俗事件研究，再由民俗事件研究还原到生活实践研究。借助叙事学理论和视角，有助于研究者在田野作业中反思叙述的社会情境、讲述方式及叙述者话语背后的意图；研究者要克服从田野到田野、“泛语境主义”的倾向和过度强调文本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分析倾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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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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