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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边界”近年来成为社会科学关注的热点,人类学也在边境地区开展广泛研究。“边界人类学”虽然在国内尚未形成,但是在海外已成气候,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范式。本文通过对海外边界人类学政治路径研究成果的分析,呈现其研究的社会和学术背景,梳理其研究取向和脉络,并以欧洲和北美为例探讨边界人类学如何通过将政治边界从一个消极的地理标志物转向积极的过程和制度,强调其具有的弥散性和生产性,从而对全球化流动冲击下的民族国家转型这一议题做出回答,最终回到中国人类学研究的语境,讨论政治路径下的边界人类学对于更为广泛的学科概念的反思以及研究意义上的整合。
关键词：边界人类学；全球化；民族国家；主权
作者简介：赵萱(1985-),广东广州人,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讲师,博士,研究方向:社会人类学。
全球化是理解现有世界体系的发展与转型的重要概念。围绕这一概念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通常存在两种认识:其一是将全球化理解为一种解放力量,冲破民族国家的领土边界,使得资本、文化和人口得以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从“居住空间”(spaces ofplace)转向“流动空间”(spaces offlows);[1](P.530-548)其二则强调全球化建基于民族国家之上,所以全球化本身应该被视为民族国家所组成的世界体系的延续,国家领土依旧划定了权力与认同的边界。[2](P.13-29)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后,全球化背景下流动与安全之间的两难状况更加凸显,民族国家正在两者之间维持着艰难的平衡。由于存在对全球化截然相反的态度,民族国家边界也往往被放置到一种二元化的论断中,要么认为由于“后威斯特伐利亚”(Post-Westphalian)时代的来临国家边界将渐渐退出历史,要么认为因为风险与不安在全球范围的扩散边界会被不断强化。但事实上,无论是“去边界化”还是“再边界化”,其实都难以避免自上而下地看待全球化和民族国家,从而带来以偏概全的认识与过于本质化的理解。海外边界人类学的研究为理解全球流动和民族国家转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走出二元化的可能。其对于边界内涵的全新认知,将对边界的静态分析转变为边界化(bordering)的过程性考察,以及通过边界管理和跨界流动的日常实践来重新呈现边界的日常展演,不仅大大拓宽了边界研究的议题与内容,而且从主权实践转型与重构的角度,而非“削弱-增强”的二元化选择来诠释全球流动所带来的冲击。
反观中国,“新清史”争论的方兴未艾以及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我国边境地区无论在学术层面还是社会层面都成了焦点。近年来,一方面源于中国知识界对海外汉学和人类学相关研究的引入,[3][4][5]另一方面则是边境民族志的广泛开展(1),从边境地区出发已经成为认识当代中国的一条路径。尤其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界与传统帝国的边疆的概念对比中,研究视角逐渐从中心转向边缘,并借由边疆地带的文化混合性、认同多样性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界提出了批评和反思。[6][7]
同样是面对民族国家转型这一议题,从边界或者边疆这一对既相似又相互区别的概念入手,海外边界人类学与国内的边疆研究(其中人类学已经成为多学科共享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发展出了既有交集又明确区分的研究路径。但由于中国自身的特殊性:以定居农业为主的、具有延续性的多元一体的文明国家,国内的边疆研究对于边疆的文化复合性十分敏感,但是对于现代民族国家边界则持有一种相对传统、简化的“主权-领土(边界)-认同”三位一体的认识,对于全球流动所造成的民族国家主权实践的转型缺乏关注。从而在通过边疆对民族国家进行批评与反思中,往往以认同的多样性来对抗民族国家认同的单一性,忽略了民族国家边界的内涵、位置、功能的变迁同样构成了对传统民族国家理念的重要批判。在这一语境下,不同于国内的边疆研究主要围绕身份认同的超民族国家性来展开,海外边界人类学则依托于欧洲和北美两个世界上最主要的区域一体化地区的历史经验,对民族国家的边界管理在观念与实践上的变化展开论述,既强调边界日常实践中民族国家的在场,又强调全球流动冲击下的边界如何重塑民族国家的主权实践。本文旨在通过对海外边界人类学成果进行分析,一方面与国内边疆研究展开比较,扩展人类学边界研究的思路,倡导从文化路径向政治路径的转移;另一方面则从全球流动时代边界管理变迁的角度理解民族国家的转型。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论述海外边界人类发展脉络,强调全球流动对边界人类学研究转向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边界人类学研究中政治路径的兴起及其主张。第二部分则分别围绕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讨论全球化进程与跨界流动如何改变了边界内涵、位置与功能,从根本上重塑了民族国家的权力实践。第三部分则是回到中国语境,讨论边界人类学的政治路径对于推动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意义。
一、边界人类学(2)的形成、发展与政治路径的兴起
(一)边界人类学的形成与发展
边界并非天然是民族国家和人类学研究的关注点,而是随着19世纪中后期欧洲的国家模式依托于殖民力量在全世界蔓延,才渐渐成为理解现代世界的一条途径。
19世纪末,随着欧洲殖民者对全球的瓜分,列强之间的势力划分与竞争成了地缘政治学关注的焦点,对边界的重视程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服务于帝国事业的一批将领、学者和官员开始进行一系列的边界实地考察。这些研究往往将边界与民族国家的壮大以及在地理范围上的影响联系起来,关注边界的自然和地理形态,使之成为国家扩张的基础和立足点。无论是弗雷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的“国家有机体论”,[10](P.51-68)还是寇松的“科学边疆”(ScientificFrontier),[11]其关注的核心都在于国家领土边界的划定以及边界作为军事对抗因素的战略作用。
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对于边界的关注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随着一系列殖民地国家的独立以及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这一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接受,边界不再被视为向外扩张的起点,而是成为国家权力施加范围的终点。边界研究告别了前一阶段关于帝国事业的宏大叙事,而是转入到更为具体的实证主义和功能主义的研究中。[12](P.95-130)由此,边界的划定不再是最重要的主题,而如何发挥边界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界线的功能,从而实现民族国家的统一与经济利益的保障成为研究重心。在这一背景下,边界究竟是作为桥梁(bridge)还是屏障(barrier),如何发挥其功能等议题逐渐受到重视,跨界流动管理也进入到边界人类学的视野。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冷战的结束推动了边界人类学的再次发展,民族国家不再成为其研究的原点反而成为批评反思的对象。沿着人类学的“文化转向”和“主体性转向”思路,边界人类学分别从身份认同多元性和参与主体多元性两个角度入手,通过对边境社会的考察,一方面对单一民族国家认同提出挑战,[13]另一方面提出民族国家的权力如何向超民族国家、次民族国家和非民族国家等主体形态转移,形成一种多主体、多层次的治理结构。[14](P.123-142)
20世纪末,尤其是“9·11事件”之后,“无边界世界”(borderless world)[15]的愿景遭受质疑,边界的流动与安全之间的平衡受到关注,边界人类学研究也开始着手反思“主体性转向”过程中强烈的去民族国家和去边界意识所造成的现实困境,转而对边界管理体系、后“9·11”时代的安全观念变迁、跨界流动人口控制等一系列政治性议题进行思考。福柯、阿甘本等政治哲学家关于现代国家治理的理论被广泛地引入到边界人类学的研究。对民族国家的反思也不再拘泥于身份认同多样性的话题,而是从边界以及边界管理的地点、方式、影响等方面对主权、领土、安全等一系列有关民族国家政治形塑的概念做了全新的解释,强调采用流动(flow)而非居住(place)的视角理解民族国家。
在经历了近百年的四个发展阶段之后,边界人类学逐步从殖民帝国世界争霸的工具转变为反思身份认同单一性和国家权力实践的方法,并形成了两条相互区分的研究路径。一是在“主体性转向”之后所形成的文化路径:关注全球流动对民族国家领土边界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政治、社会边界的冲击,重视边界作为混合与互动地带的历史及意义;二是在“9·11事件”之后所兴起的政治路径:关注全球流动所引发的流动与安全之间的紧张,强调边界作为一种制度和过程并不会消失,而是在新的安全和监控技术之下得到重组,生成新的治理结构。(3)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前文所提及的,20世纪80年代后的全球化进程一方面在一种超民族国家的语境下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国家中心主义”提出挑战,实现了主体转向;另一方面也正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使得国家再次成为边界人类学研究的重心,民族国家对跨界流动的分类、识别、监控和管理上升为重要的研究对象。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本文采用了边界这一说法,但主要基于对民族国家边界政治路径研究的讨论,而不涉及社会边界、文化边界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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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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