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综述

 

　　一、20世纪民间故事研究与西方叙事学

 

　　20世纪运用形态学理论研究民间故事最有影响的，是前苏联著名民俗学家弗拉迪米尔·普洛普(Vladimir Jakovleoic Propp)。他在20世纪20年代对本国一百个民间童话作了极为细致的功能研究，归纳出了故事的31种功能，并得出4个重要结论：⑴人物的功能在童话中是稳定的不变的因素，功能构成童话的基本要素;⑵童话已知的功能数量是有限的;⑶功能的次序总是一致的;⑷就结构而言，所有的童话属于同一种类型[1]。

 

　　按照故事成分和这些成分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同整体的关系，普洛普对民间故事作出描述，进而创立了民间故事形态分析理论[2](P6)。这一理论主张对故事材料作科学的描述和精确的分类的同时，还必须进一步对故事的叙事结构作出描述，而不局限于仅仅对故事作分类研究。这一观点扬弃了芬兰学派的分类理论，后者更多旨在研究故事的类型划分，往往对紧密相关的类型加以孤立研究，确立的分类标准也不一致，许多分类有失科学性。其次，普洛普形态理论还主张把文本意义与叙事结构的形式联接起来，使形态学研究最后的旨归仍然是故事的寓意。普洛普关于民间故事形态学理论的代表成果是1928年出版的《民间故事形态学》，这部被西方誉为结构主义的奠基之作，其出版之初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直到30年后它的英译本问世，才使得作者和他的这部著作声誉雀起。普洛普运用于民间故事的形态研究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叙事学大师，诸如列维-斯特劳斯、克洛德·布雷蒙、A·J·格雷马斯等人对叙事结构的研究，对20世纪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兴起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列维-斯特劳斯于1960年撰写了《结构与形式》[3](P114-144)一文，向法国学术界介绍普洛普理论，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出现了许多关于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批评实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古代初级叙事形态(即民间故事体裁)的研究，以格雷马斯的神话分析和布雷蒙的符号学家，他继承绪尔和哥本哈根结构主义语言的传统，用结构主义方法来研究意义，吸收了普洛普关于叙事结构的观点，并借有逻辑学的方阵形式，提出了符号学方阵理论，既表示一种并列关系，又可以表示运动方向，而在深层结构与语言表达中间则有两个表层，但话语结构介于叙述结构与语言表达之间，只有对两面三刀个表层结构及其与语言表达的关系作深入研究，才可能发掘叙事文本的深层结构。克洛德布雷蒙六七十年代在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校工作，长期从事民间故事研究。他在叙事学方面的贡献在于，首次在法国审视了俄国形式主义代表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研究，并用逻辑方法对普洛普的功能线型模式作了改进。

 

　　另一方面，是有关现代文学叙事形态，以罗兰罢特、兹维坦、托金洛夫，和杰拉·热奈特等人的不小说研究为代表。巴特超越结构主义方法，寻求意义和功能规律，对作品民开全新的阅读，不再单纯的挖掘作品的潜在结构，而是积极地消解作品原有信息，把作品重新构建起来[6]。托多洛夫1965后将俄国形式主义论著编译成法文，以《文学理论》书名发表，为法国叙事学以及整个文学理论的崛起作了很大贡献。他在叙事学方面，以语法模式和诗学模式作了独特建树。他不仅试图用结构的和历史的双重观点来看待文学现象，而且对象征理论进行了广泛的历史考察[7]。杰拉乐·热奈特于是1922年发表的论文集《辞格之三》对20世纪70年代欧美叙事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代叙事理论承接六七下年代早期叙事文学的研究继续发展，主要有三种趋向：一是从被形式主义地界定的语言模式向交流模式的转移，一是对于解释总是的重新强调，一是研究文学的影响问题。这一时期较少有理论家研究和关注初级形式的叙事文本，有也只是拿它作小说文本的参照文本，这标志着叙事学逐步走向成熟。

 

　　归结而言，这些理论主张都都推崇对叙事伤口进行内在性的抽象性的研究。它的研究对象与其说是叙事作品，不如说是作品的规律，因为它分析描写的并不是个别的、具体的叙事作品，而日存在于这些作品之中的抽象结构。

 

　　从上文的分析来看，民间故事的研究对西文叙事学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民间故事创作、传承的群类性和口语/口述性，决定了故事文本的话语生活化、故事母题化和结构模式化，同时其体制相对简短，故事情景相对单一、平实。民间故事集体传承导致的故事流布，在文化交流的进一步作用下，使得民间故事跨越时空而具有了形式与情节的普同性;另一方面，人类相似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实践体验也造成了在些基础之上的故事文本的相似。正因为民间故事从成因到表现形态都具有模式化的特点，才使得研究者(如俄国的普洛普)可以且需要从形态学的层面上去探讨其功能，描述其结构，提示其意义。也就是说，民间故事的文本性质使叙事学方法在其解读中成为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