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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近代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刺激下，近代中国出现了社会转型与文化焦虑，传统的信仰礼俗自清末以降不断遭到知识界的批判、基督宗教的敌视与政府的改造，以至于被贴上了“迷信”的标签。这种对民间信仰的认知一直延续至今，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本文作者针对中国民间的泰山神灵信仰，系统考察了近代中国文化精英如何看待民间信仰及其改良，呈现出了“迷信”之于传统民众生活的重要意义，或对我们理解今日中国民间的信仰礼俗问题有所启示。
近代海内外的知识阶层较为关注泰山神灵信仰及其对中国民众生活的影响。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到民间去”的呼声中，顾颉刚等学者开始深入调查包括碧霞元君信仰（碧霞元君，俗称泰山圣母、泰山娘娘）在内的社会风俗。当时民间习俗改良日益成为文化精英与民国官方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由于民间习俗是一种“活着的传统”，也是一种当时民众的生活方式，官方实施的习俗改良工程必然触动民众的情感与利益，容易引发官方与民间的冲突。如何看待和改良民间习俗，成为文化精英们需要面对和思考的现实问题。
对妙峰山信仰习俗的调查
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李景汉等一些学者开始调查妙峰山等处的泰山神灵信仰习俗，并从学理上讨论官方对待这一信仰习俗的应有态度。在妙峰山的碧霞元君信仰习俗上，这些早期的民俗学者有如下认识。
其一，它是民族的文化艺术。
1925 年，在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的派遣下，顾颉刚、容肇祖与容庚等人对京西妙峰山的碧霞元君信仰习俗进行了调查。这些学者没有局限于政府与文化精英的自我贵族化的立场，而是从社会全局的公正态度及其本有的运动机制出发，平等看待作为大众文化的碧霞元君信仰习俗。顾颉刚曾在许多场合提出要求学问家参加“实地工作”的期望，其原因在于，习俗是活着的传统，存在于中国的最大多数人群中。如果不亲身体验，则无法弄清其真实的社会文化功用，就更谈不上改造的问题了。对于妙峰山的碧霞元君信仰习俗，他强调说：“这是民众艺术的表现，这是民众信仰力和组织力的表现。如果你们要想把中华民族从根救起的，对于这种事实无论是赞成或反对，都必须先了解了才可以走第二步呵！”
顾颉刚等人秉持学者的社会良知与文化责任感，在没有经过充分的调查与体验之前，不赞同所谓朝山进香是迷信与愚昧表现的看法。诚然，在一些民俗学家看来，虽然朝山进香的信仰习俗含有迷信的内容，但要论及中华民族是否有艺术文化的时候，“最好也要留意那朝山进香，以及迎神赛会里面所表现的艺术文化”。
通过调查妙峰山的碧霞元君信仰习俗等体验活动，顾颉刚更深刻地认识到民众文化的魅力，对其抱有深切的认同感。1928 年3 月20 日，顾颉刚在岭南大学学术研究会的演讲中明确表达了他研究与改良民众文化的基本立场：
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受着时势的激荡，建立明白的意志：要打破贵族为中心的历史，打破以圣贤文化为固定的生活方式的历史，而要揭示全民众的历史。……新文化运动并未成功，而呼声则早已沉寂了。我们的使命，就在继续声呼，在圣贤文化之外解放出民众文化；从民众文化教育的解放，使得民众觉悟到自身的地位，发生享受文化的要求，把以前不自觉的创造的文化更经一番自觉的修改与进展，向着新生活的目标猛进。
他想要改变“自传统时代以来知识分子对待民众世界的贵族气质和精英色彩，试图以更为平等的姿态去看待民间文化”。此外，他更想将官方与文化精英对民众生活习俗进行的怜悯式改造转变为平等的对话与协商。这无疑代表了一部分文化精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启蒙”与“进步”的深刻反思。
其二，它是农民的情感与希望之所在。
容肇祖从情感发泄与心理安慰的角度分析了妙峰山香客的心理。他注意到人这种理智的动物，在生活的很多方面需要理智背后的情感来维系，而宗教信仰就是人生最大的一种情感。普通民众常常因为呆板不变的生活与疲劳以及愁苦忧患的环境而产生厌世的情绪。他们来妙峰山进香，借着礼拜神佛及凑热闹的心理，“发露情意上的欢娱”。这种进香时“情感的发泄”，舒泄个人的胸臆，发展美满的感情，也增加了“人的生活力”。可以说，进香是对平时困顿的生活及“厌世”情绪的一种有益的缓解与调适。
妙峰山的碧霞元君信仰习俗为香客“满意的安慰”。在小农生产方式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华北乡村的民众太受自然环境的支配，因而处于一种对自然力充满恐惧的可怜状态。因为碧霞元君的信仰以及被塑造出的“有求必应”的灵验，他们总可以通过朝山进香获得精神的安慰与生活的信心，至少暂时减少了种种的悲虑与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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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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