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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勃]坚守与调适:城市化进程中清明节的传承与变迁
  作者:张勃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9-05-26 | 点击数:9901
 

  (三)对清明节期的坚守与调适

  节期是节日的结构性要素之一,对于节日的存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清明节是在农历二十四节气清明基础上形成的民俗节日,清明节气作为清明节的标志性时间,自唐代以来未曾变化,当今正在行用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清明节“放假1天”,时间是“农历清明当日”,表明了官方对清明节期传统的肯定与坚守。在民间,人们也是更加重视“正日子”。不过,正如前面已述,民间清明节并不局限于清明节气日,而是一段时间。至于这一段有多长,传统社会常常因地而异,但如今清明节期在更大范围内趋于同一,并与放假制度密切相关,这是城市化的一个结果。

  城市化意味着大量人口从从事农业生产到从事非农生产的改变。农业社会中,节日是人们的生活框架,由于农业生产讲究的只是不误农时,对时间的管理不必过于精细,个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较多,因此节期往往较长。而一旦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业生产,人们就进入就业组织严格的时间管理制度之中。在这里,钟表发挥着重要的计时作用,时间被精准地分为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时间,假日取代节日成为生活的基本框架。人们已失去了自由过节的时间。过节不得不依赖于放假,节期的长短基本等同于假期的长短。2008年之后,清明节有了一天的法定假期,在实际操作中,又往往形成一个长达三天的小长假,这就为过节提供了必要的时间保障,但也限定了人们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为了充分利用放假之便,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人们总是尽可能地调整自己的行动时间,使其处于假期之中。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少人选择在清明节前的周末时间扫墓,这同样是对城市化的一种应对。

  (四)对清明习俗活动的坚守与调适

  节日是具有集体性的民俗事象,但是对于具体的人而言,过节都是生活事件,在那个被称为节日的时间里,一个人做什么,不做什么,如何做,其实都是在特定生活情境中综合考虑、多方权衡后的选择,在其背后起作用的是个人的需求、偏好以及关于各种事情轻重缓急的价值判断。在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中,清明节的传统习俗面临着不同的态度。有的被视为不可替代,不能缺少,因此人们想方设法克服种种困难,利用各种可能的条件去实践它;有的被认为可有可无,无关紧要,因而做与不做均在两可之间;有的被视为与己无关,可以束之高阁,于是人们将其忽视或者抛弃;有的被视为落后、迷信,于是人们不仅自己抛弃不做,亦不希望别人去做。当然,亦有一些新的活动在新的需求中产生。

  在感恩孝亲、慎终追远仍为主流价值观,人们仍然需要仪式建立、强化各方面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现代社会,作为清明节传统习俗中的一种,祭扫被视为最重要需要坚守的事情。然而,快速的城市化意味着大量人口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的快速转移与集聚,这势必造成他们远离故乡家园,远离祖先的亲人墓地。为了清明节期间能够祭扫,很多人暂时离开城市返回故乡,由此清明节期间出现了类似于春节期间出现的短期大规模移民现象。但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比如没有充足的时间、难以负担往返的交通费用、身体状况欠佳等等,并非所有在外的人都能跨越与墓地的空间距离。一方面是要为先人祭扫的强烈需求,一方面是现实条件对需求满足的各种限制,二者之间就形成了巨大的张力,这种张力成为人们调整自身行为并引发清明节当前之变的重要因素。无论路祭、网祭、代祭、蓝色公祭等祭扫方式的出现,还是在家的女性突破禁忌代替在外的男性成为扫墓的主角,均与此有关。它们都是亲到墓地祭扫的习俗无法在现实条件下得以践行的替代性措施。借助科技的发展,人们调整了祭扫的方式,却也因此坚守了祭扫的传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调适中,人们仍然对传统有所坚守。这些新的祭扫方式或者本身就与过去的某些做法一脉相承,或者在多个方面有意无意地保持着与过去的同一性。比如路祭,就与古代的望祭一脉相承。《广雅·释天》云:“望者,遥祭之名。”望祭是遥望而祭。古代社会,尽管人的流动性较低,但因为战乱、仕进、经商、游学等而背井离乡的现象也不鲜见,遇到扫墓时节,便采用望祭的方式,如柳宗元说:“近世礼重拜扫,今已阙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则北向长号,以首顿地。”宋代庄绰《鸡肋篇》记载:“寒食上冢,……其去乡里者,皆登山望祭。裂帛于空中,谓之擘钱。”又在近代四川渠县,“上冢期间,凡侨居异地,离祖墓较远者,特备楮帛,就近邻丛葬处望风祭,名为‘野祭’”。路祭与望祭的差别或在于祭的地点有所不同,仪式有所不同,但其内在的精神并无二致,甚至地点的选择也都讲究空旷通达、便于同遥远的亲人沟通之处。而网祭,虽然将祭祀行为从线下搬到线上,从真实空间发展到虚拟空间,但是在祭祀场所的布置、祭祀用品的使用、祭祀环节的安排等方面,网祭甚至比墓祭更加系统与完整。

  城市化还意味着葬法的改变。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提供葬身之所一般是家族的义务,死者多“入土为安”,遗体埋葬在家族墓地,自唐代以来,清明扫墓之俗盛行,各地形成颇具地方性但均与土葬相适应的祭扫仪式。而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土地资源的稀缺与城市中密集的人口使得传统社会处理遗体的方式发生很大变化,国家从节约殡葬用地、革除丧葬陋俗的角度大力提倡殡葬改革,主张积极地、有步骤地实行火葬,改革土葬,并切实取得了效果。根据民政部2006年发表的《中国殡葬改革50年可圈可点》一文,50年来,全国共平掉耕地内和铁道、公路两侧等地的旧坟墓1亿多个,从1978年到2005年,火化遗体6727.1万具,2005年全年火化遗体450.2万具,火化率达53%。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创新和发展了多种多样的不占或少占土地的骨灰处理方式,普遍建立了骨灰堂、墙、廊、塔、楼、亭等设施寄存骨灰。同时,骨灰撒海、树葬、草坪葬、鲜花葬、壁葬、吹灰葬、深埋不留标记等生态葬法为越来越多的群众所接受。”根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经营性公墓有1731个,农村公益性墓地有23万个(包括骨灰堂和遗体墓地)。显而易见,扫墓仪式与遗体处理方法和葬法关系密切。面对新的葬法,为了表达对逝者的敬意和缅怀,人们就不得不对祭扫仪式进行调适。比如在土葬方式下,添坟是清明扫墓仪式的重要环节,但在新的遗体处理方法和葬法中,已无坟可添;人们于是纷纷擦拭骨灰盒或墓碑,这也便成为重要的仪式环节。

  饮食活动与娱乐活动都曾经是清明节传统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它们对于人们的生活具有多重意义。笔者的母亲曾经说:“清明时节青黄不接,过去能够在这时候喝碗菠菜汤、吃个鸡蛋和多打,已是难得。”如今物质丰裕,这些能在过去令人期盼的饮食不再令人期盼,饮食所包含的祈生祈丰的诉求也在城市化中失去意义。至于清明节的娱乐活动,在当前娱乐方式极为丰富的情况下,也变得可有可无。对这部分习俗,大部分人采取了无所谓的态度。

  清明节曾有丰富的农事习俗活动,它们附着于农业生产之上,或者是在精神层面和现实层面助力农业丰收的关键技术,或者是对农业丰收的美好祈愿。然而城市化已大大减少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对于从事非农产业的人而言,这些农事习俗已没有实质意义,他们用忽视或丢弃来对待这类习俗。而忽视或丢弃也是一种调适。

  调适还包括对与传统习俗活动的批判与禁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深,科技水平的进步,一些与信仰有关清明节俗不仅受到理性的批判成为“迷信”“陋俗”,而且被认为是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原因。这里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烧纸钱。烧纸钱本来是清明节产生时就有的习俗活动,如今则被认为“具有噪声扰民、污染环境、树木减少、还带来火灾隐患、纸灰清理麻烦等不利因素,与越来越讲求环保、越来越讲求文明的时代精神不合拍”。对于这样的不文明方式,一部分人对其口诛笔伐,必除之而后快,并寻找出可以替代它的“文明祭奠方式”,如献花、植树、朗诵、折纸船、“天堂信箱”等。

  最后,调适也包括在传统节日里有意识增加新的活动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和新的需求。比如近年来佛、道等宗教团体也开始在庙宇寺观中为一般民众设置安放先人骨灰龛位的场所,并受到大量市民的欢迎和支持,为满足市民清明祭祖的需求,同时也为增强自己的影响力,宗教团体发明了定期举办超度亡魂的清明思亲法会的办法并加以推广,由此,“传统清明祭祖的仪式空间由户外转向室内,参与仪式的主体由个体家庭转为群体,仪式目的从传统的思亲报恩扩大到了具有公益性质的慈善事业”,成为了适应现代城市社会的节日活动。又如近来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渐成文化自觉,为了更好地发挥传统节日在弘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方面的重要作用,国家颁布政策,要求“适应群众的审美情趣、接受能力和心理特点,立足群众乐于参与和便于参与,不断创造新鲜多样的节庆活动方式,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彰显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自觉中,多个地方节会和多种节庆文化活动(包括以“我们的节日”为主题的系列活动)才经由精心的策划组织而兴办起来,从而成为当代传统节日生活中不能忽视的风景。依托清明节的地方节会和多种节庆活动,正是这其中的一部分内容。

  城市化进程中的清明节,是一项变化了的传统。美国学者希尔斯曾说:“传统发生变迁是因为它们所属的环境起了变化。传统为了生存下来,就必须适应它们在其中运作,并依据其进行导向的那些环境”。但传统自身不会变。传统的主体是人,传统是被人改变的,是在环境发生变迁情况下人在特定情境中对于传统加以选择的结果,是对传统采取坚守和调适(包括调整、抛弃、代替或增添)的态度和行动的结果。当下清明节以其所是的面貌存在,正源于其文化持有者当下的坚守与调适。

三、结语

  城市化进程中传统节日的现代转换和命运问题,是国家和社会当前共同关注的话题。毫无疑问,与现代化、工业化密切相关的城市化,对于生长于传统农业社会的传统节日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并成为传统节日近现代以来式微的重要原因。然而,清明节的当下传承与变迁显示出,清明节本身具有接受变化的潜力,城市化带来的变化则促进人们去改变它,令人们抛弃一些节日习俗的同时,也令人们重新解释一些习俗,取代一些习俗,拓展一些习俗,发明一些具有发展成为习俗潜质的活动方式和活动内容,甚至重新发现和复兴一些已经衰亡了的习俗。当然其间也不乏对一些习俗传统的坚守。通过这些,清明节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现代转换,并藉此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力。如今它依然牵动着亿万中国人的心弦和脚步,成为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很大程度上应对了城市化提出的诸多挑战,适应了城市化所带来的需求变化。它为“孤独”的现代人提供了一种充满温情和敬意的人际关系,一个令人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精神家园,并参与着城市文化和现代精神文明的建设与塑造。

  其实不仅清明节,其他节日如七夕节、重阳节、春节、端午节也在进行现代转换。尽管转换的方式并不相同,但它们都以自身显示了城市化进程中传统节日命运与式微衰落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现实性,也彰显了民间高超的智慧和强大的调适能力。事实已经证明,对于传统节日而言,城市化所带来的不仅是挑战,亦是机遇。只要珍视我们的文化传统,给予自由传承的空间,稍加引导,民间智慧和调适能力就能发挥巨大作用,不仅可以使传统节日适应现代社会,亦可以使现代社会的普罗大众因之而生活更幸福,心灵更安宁。

  (本文刊载于《文化遗产》2016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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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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