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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会结构向更高的形式发展，哈尼社会结构内部对“权威性”资源的争夺趋于白热化，《雅尼雅》记载“加滇”时期的雅尼人已经进入封建领主制，社会分工和组织已经高度精细化，加滇时代的雅尼雅有十二个首领，他们各自为政，最高首领是交邦邦玛，每个首领之下还有分工不同的臣属，分别管理着水、寨、户口、金银、送信、粮畜等。但是首领交邦在“加滇”时期的过度苛政，导致族群内聚力丧失，不足以应对剧烈资源竞争环境中各个同源异流、异源同流的族群的夹击，在累月经年的战争中失去了沃土“加滇”。新的首领邦纠继位后，才扭转局面，重构社会秩序。当然，人与社会关系失衡所带来的战争灾害，使得一个发展中的族群既要付出社会结构瓦解和秩序离析的惨重代价，同时也获得了社会结构调整和秩序重构的历史际遇。
《奴局》给出了一个反证“人么的心实在臭起来，把头人贝玛和工匠厌恨那位人间无灾难，白白养活头人贝玛和工匠划不着，村村寨寨吹起了牛角号，赶走了头人贝玛和工匠”[38]对内部权威性资源的否定和直接挑衅使得先民不得不面对一个完全失序的社会“人们相互打起来，人们相互争斗杀起来，没有头人来坐堂……贝玛赶走了，成群魔鬼闯进寨子吃人，疾病和灾难像秋天的树叶落下来……工匠赶走了，锄头斧子砍刀坏了没人修，房子烂了没人盖，人们不会栽田种地了”[39]而秩序的重建则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并使数代人陷入战患。
2.外部“配置性资源”互竞失衡
随着哈尼族迁徙活动不断深化，生产生活技术的提高以及频繁的族际互动关系的提升，针对“配置性资源”的争夺而引发的冲突日益增多，人与社会结构的关系转向外部性失衡，从而诱发战争灾害。
《聪坡坡》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谷哈密查”时期，哈尼人与“蒲尼”人旷日持久的战争；《雅尼雅》关于“加滇”时期哈尼先民与氐羌系统其它族群之间，以及族群内部之间频发的战争也着墨颇多；《奴局》的大迁徙也多与“失地”和获取生存资源为主因。围绕“配置性资源”衍生的共享式发展观是哈尼族乃至诸多南迁氐羌集团所共有的族际交往伦理，然而，在相同时空中流动着的不同族群在具体的历史际遇上存在巨大差别，各族群间的社会发展层次、生计模式和发展诉求也不尽相同，在同等生态位下，对资源配置的主导权和对资源总量的控制权的张力十分明显，竞争和张力激化就意味着战争的开始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双方既有社会秩序的崩离，即便是在战争中获胜的一方，也面临秩序的重构问题，因为在面对新的资源存量时他们需要考虑资源的再分配、社会和人口的再生产等系列人与社会关系重构的问题。
哈尼族灾害认知体系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内部性/外部性）关系有较深刻的理解，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失衡在重要的迁徙历史节点中反复出现，随之而来的自然和社会灾害引发社会失序，惨痛的历史教训不断提醒着这个迁徙民族去捍卫既成的资源配置秩序。当然，这些多多少少带有建构性质的历史表述更多的是从一个侧面表达了哈尼先民在技术有限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渴望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自然/社会灾害限制，实现自我持续发展的美好愿景。
三、哈尼迁徙口述史中的灾害应对策略
灾害应对经验系统并非先验的纯概念性问题，而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密切相关。哈尼人对灾害的认知和应对经验的积累也具有历史的流变性，从灾害认知、灾害应对策略的初步探索到灾害应对经验系统的形成，整个过程中有着一个关键联结词——秩序，哈尼族在理解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有始终维持着一以贯之的秩序平衡观。
（一）人与自然平衡的秩序观
迁徙史所描述的哈尼社会从原始向现代的变迁，也是哈尼社会秩序不断解构与重构的过程，这种变迁并非是机械式的单线进化的。哈尼族早期的神话传说中对天人（人与自然）关系的朴素理解，就是“用想象和借助于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也就是将远古时代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各种混沌的关系加以秩序化的一种努力。使人在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为其生存与发展提供一种秩序是神话的一个基本的作用。”[40]哈尼人的灾害应对经验系统在秩序的不断重构中得以发展和完善，而哈尼传统社会结构失序和秩序重构之过程具体是怎样和灾害经验系统联结的呢？其关联之要义在于哈尼族对生存资源和空间获取的认知与平衡上，因为哈尼族传统宇宙观的核心是“在天人（人与自然）关系的框架内解说人性。”[41]。生存和发展是人类的基本诉求，从传统采集狩猎活动开始，或逐水草游牧而居，或半游猎-半农耕，或定居农耕，人类的生存活动就与自然资源紧密关联，自然和环境资源直接决定人类生计方式的选择，当人类不能很好地把握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时，灾祸就降临。
灾害导致社会失序，而秩序重构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这种代价意识已经内化到迁徙民族的灾害防御经验系统中，成为把握人与自然平衡关系的重要参照系，例如《聪坡坡》中当女英雄戚姒率领族人逃离“谷哈”奴隶主的追击，摆脱沿途种种瘟疫灾害困厄，到达“石七”时说道：“前头有条哈查（指红河），翻滚着红红的大浪，在红水的两边，是青青的大山；那里有遮天的大树，那里有暖和的凹塘，恶鬼恶人难找到，是哈尼中意的地方”[42]哈尼先民在社会失序和重构的重要历史时期都会涌现出大量的类似经验；《雅尼雅》中雅尼先民从“加滇”分化迁徙之后，三大部落中的则维部落，又独自历经六次迁徙，完成了从河谷平坝热区向半山区定居的活动，因为他们在物产丰富的河谷热区首先要遭受傣泐奴隶主的压榨，其次要经受平坝热区的瘴气及瘟疫等灾害，因此在完成最后一次迁徙之后，这个支系积累了“不再留恋凹塘和平坝，在高高的山岗上安寨”的生存经验；《奴局》中仰者率领奕车支系从岳父“慈噶欧歌”那里分迁，亦是出于寻求新的适宜人口和社会再生产的生态空间的考虑。
“为了生存，确保生计、人口的更替和社会再生产，人类通过一系列的社会建构起具有文化意义的物质实践与自然界互动(Patterson,1994:223)”[43]当然，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真正的“人与自然平衡”并不是指人完全地敬畏、臣服于自然，而是意寓人在自然开发中既能获得维持生计的资源，又不至于破坏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位，人类生存秩序的每一次重构也即是人与自然达成一种新的平衡状态。当哈尼先民迁徙到红河南岸地区与当地其他世居民族一起因地制宜创造了山地梯田稻作农耕文明时，被创造出来的梯田样貌已然不再是红河南岸哀牢山系的原生自然样态，但是这种基于特殊生态和山地水利循环系统实现的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新型平衡模式，在21世纪初中国西南地区的数年持续旱灾中实现了粮食的区域性保产增值，传统梯田农耕生计方式在现代灾害应对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现代哈尼梯田生态系统实质也是人与自然达到一种新平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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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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