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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民间文学的学“术”问题
  作者:施爱东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2-05-13 | 点击数:2893
 

  二  学术研究的“问题优先”原则

  所有的学术研究,都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存在的,这决定了学术研究中提问方式的重要性。我们的教学模式虽然强调了问题意识的重要性,却没有在方法论方面训练学生培养问题意识。

  民间文学、民俗学从它们诞生之日起,就不曾缺乏“指方向”的学者。可是,虽然我们有了这么多新方向、新领域,以至于民俗生活“无所不包”,学科实力却并没有取得突破性增长。道理很简单:划出一块学术领域,指明一个研究方向,提出一种学术主张,都不是什么难事,任何一位对学科格局有所了解的学者都可以做到,而且也很容易找到追随者,因为你总能招到一些为了学位而跟读的学生;但是,要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做出好的成绩,创立一套行之有效、能够得到学界公认的研究范式,却很难。

  当我们提不出有意义的问题的时候,就会回到概念问题上做些辨析文章。比如,近40年来关于“神话”“传说”“故事”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精细讨论,虽然在分类学上或许有些意义,但在实际上并没有影响到民间文学的发展进程。如果一个学科没有形成真正的问题意识,整天关起门来进行“内卷化”研究,不断重复一些没有实质性突破的老问题,那就说明这个学科尚未成熟,或者正处于停滞阶段。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可以简单归纳为五个方面。

  (一)研究范式和学科本位决定了我们的提问方式和“解题”方式

  我们一再强调研究范式的重要性,是因为只有在既定的研究范式之下,我们才会提出有意义的问题,作出有效的解答。如果只是从研究对象出发,那么骂街也是一种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的民间文学现象,语言丰富,特色鲜明,可是为什么没有人去研究呢?因为我们没有相应的研究范式,提不出有意义的问题,不知道从何着手研究。所以,能不能提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决定着一个课题的成败;能不能提出一系列有意义的问题,决定着一个学科的兴衰。

  学术研究中的问题往往是从既定的研究范式中产生的。提问方式一方面考验我们的学术想象力,另一方面也考验我们掌握本学科知识的专业水平。“知识积累和学术史梳理,不仅能帮助我们判断什么问题值得研究,也能帮助我们舍弃那些没有讨论价值或没有研究条件的问题。”问题不是一拍脑袋想出来的,提出问题和看待问题的视角是受到既有学科理论提示和塑造的。在这一点上,即便钟敬文也不例外。他说:“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的学术,对我们的新学术的建设有过很多影响。我个人在这方面的经验是微小的。可是,它可以证明在苏联科学的引导下,我们能够怎样避免错误和比较快步前进。解放以来,我有机会学习苏联学者和教育家们关于人民口头创作的优秀理论。凭着这种理论所受到的启发和帮助,使我能够抛弃了那些不正确的看法,使我能够解决那些有疑惑的问题,和重视那些原来不大留意的课题。”当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钟敬文时代的民间文学有那个时代的苏联印记,当时的有效问题不等于今天的有效问题,但是,提问的方式并没有改变。

  民间文学之所以是民间文学,而不是其他学科,就在于它解决的是属于民间文学的问题,坚守着民间文学的本位。学科是有界限的,界限不在于对象,而在于问题。相对于无限世界的永恒问题,民间文学只提出和解决有益于民间文学认识和发展的有限问题。有些问题对于其他学科来说或许是真问题,但对于民间文学来说很可能是伪问题。正如自然科学方面的所有学科都要用到数学知识,但并不是都要进行数学研究。学者个体有任何偏好都是正常的,但如果整个学科集体转向,则意味着学科性质的改变。

  (二)好选题背后一定有一个等了很久的好问题

  问题是所有研究工作的出发点,问题价值是研究价值的必要条件,只有好问题才可能引出有价值的研究。但是,目前我们的研究生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在研究工作中提不出问题。查看知网收录的民俗学博士论文,充斥着诸如“某某传统村落的调查与研究”“某某族民俗文化传承研究”“某某村落形态变迁研究”“民俗学视域下的某某研究”“某某村与都市民俗研究”“某某族的民间信仰与民俗生活”之类的论文,光看标题就知道作者的研究工作是对象先行,而不是问题先行。

  问题在既定研究范式中是有解的,脱离了既定研究范式则很可能是无解的。比如,我们可以任意提出一大堆人们关心的问题:宇宙到底有多大?人类的极限寿命是多长?民间文学的本质是什么?类似问题我们可以无限罗列,但也可能永远找不到答案。至少在现代科技发展阶段,这样的问题是无解的。如何提问不仅考验我们的学术想象力,也考验我们掌握和运用理论知识的能力。

  问题与选题密切相关,有了好问题才可能遇上好选题。问题往往萌生于学习过程中。我们在阅读前人著述时,对于前人尚未论及或者论证不周全之处总是会产生一些疑问,这些疑问激发我们的思考,甚至可能唤醒我们的生活经验,让我们提出一些大胆的猜想。这些问题和猜想就像一些撒落的种子,也许大部分都没有生根的机会,但是,读书越多,思考越多,疑问越多,撒落的种子也越多,总有一些能够获得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机会。所以,如果没有事先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问题,就算遇见一个好选题,也会被我们错过。

  问题总是先于选题而存在,没有问题的学者,对于再好的选题也会视而不见。刘魁立写《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浙江当代“狗耕田”故事情节类型的形态结构分析》一文,不是因为读了浙江的“狗耕田”故事,突然产生了要作结构分析的想法,而是先有了故事形态结构的一系列问题和思路,然后找了浙江的“狗耕田”故事来做例证。有了这些问题,即使没有浙江的“狗耕田”故事,他也会用河北的“狼外婆”故事来完成这个课题。所以,当我们羡慕优秀成果选题好的时候,应该明白:好选题不是凭运气遇上的,好选题背后一定有一个等了很久的好问题。

  (三)问题往往从不确定的关系中产生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间对立的主要原因在于‘主体’的作用和性质。”主体因子越多,各因子之间的关系和行动规律就越复杂、越难把握。所谓社会科学,就是对社会现象及其内部诸关系的研究;而所谓人文科学,则是对人文现象及其内部诸因子关系的研究。种种复杂关系,在我们展开研究之前都是隐匿的、不确定的,需要通过我们的研究去揭示。

  实证研究的目的就是发现和描述存在于现象与现象之间的一致关系及其规律。在自然科学领域,要素与要素之间的关系是趋于静态、相对稳定的;但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由于主体的介入,要素与要素之间的关系趋于动态和不稳定,我们几乎找不到两个完全一样的生态模型,可以让我们重复自己的社会考察。尽管詹姆斯·乔治·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在《金枝》中引用了无数例证来论证其巫术理论,但是,这些例证中没有任意两组关系是完全一样、可以用来互证的。一方面,这使得哲学社会科学的成果更不具备可重复性、可检验性,更难得到同行的一致认可,甚至导致文人相轻;另一方面,这也让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变量加大、趣味性增强,尤其是语境维度的介入,使得研究对象更生动,研究工作也更具魅力。

  (四)以问题为中心组织材料

  客观事物在进入我们的学术视野之前只是一团混沌,要寻找其内在关系及运行规律,首先得切开混沌,分门别类。只有给混沌的事物分出了A,B,C,D,我们才有可能也有必要讨论A与B或者A与D的关系。但是,到底是将混沌切分为ABCD还是甲乙丙丁,完全视乎我们的研究目的。

  就民间文学来说,当我们以问题为中心组织论证材料的时候,常常发现基于体裁的划分总是束缚我们的取材和思路。在问题面前,体裁界限变得极其脆弱。问题不仅超越体裁,也超越文本形态。比如我们对“民众如何塑造刘伯温形象”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不仅神话、传说、故事、戏曲、歌谣、谶语可以成为讨论的素材,甚至族谱、碑记、仪式抄本、口述史,只要涉及刘伯温的形象,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取材对象。

  以问题为中心组织材料,必然会突破原有的体裁边界、文本边界。只要能够用来解答问题,逻辑上可靠可依,什么材料都是证据。过去警察断案多靠目击者的证言,现在有了天网监控系统、人脸识别技术、基因鉴定技术,原本最重要的主体证据也只能让位于科技证据。明白了这个道理,所谓“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四重证据法”也就失去了讨论的意义。基于“问题优先”原则,根本就没有“×重证据”的考虑,只有证据。

  (五)问题为学术研究的可持续发展留下了空间

  华中师范大学的徐金龙老师在一次会议上向刘魁立先生提出一个问题:现在的故事讲述环境变了,基于过去的故事研究对于现代社会已经不适用了,故事研究的意义在哪里?我们的回答是:创造过程首先由问题激发,问题调动了人们全部内在的思维活力;现实生活不断变化,恰恰要求我们作出变化了的解释,只要问题存在,对于答案的追寻就没有止境。

  1、科学发展史一再证明,世上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真理,所有的理论都是有条件的、不完善的。理论的不完善性为后来的科学工作者留出了永无止境的追寻空间。

  2、条件发生变化,相应的理论也必然作出适应性调整。故事讲述环境变了,但只要讲述活动还在,无论讲述平台变成了广播、电视还是网络、游戏,民间文艺仍是一种表演方式或生活方式,我们的研究就依然有意义。研究目光是追随讲述行为的,而不是守在老槐树下等着讲故事的人。

  3、只要生活中还存在民间文学表演,既定的民间文学研究范式总的来说尚未失效,就会有许多民间文学事件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有许多常规问题等着我们去解答。相反,如果部分研究范式已经失去效用,那么,学术革命的要求又会迫使我们针对新现象提出新问题、新假说。

  如果一个学科面对变化着的世界却提不出有意义的新问题,总在一些已经解决或者无解的问题上反复打转,这也就意味着学科危机出现了。这里所说的新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常规研究中的新问题,巧妙地借助既有研究范式就能够得到解决;二是学术革命时期的新问题,需要有创造性的新思想才能取得突破。前者维护学科的日常运作,后者引领学科的可持续发展。

  三  论文写作的“结论先行”原则

  所有的学术研究都由四个部分组成:对象、问题、“解题”方式、结论。它们共同组成被我们称作“范式”的范畴,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解题”方式,包括理论、设备、方法。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虽然各有侧重,但大部分是各学科共通共用的,属于通用软件。设备包括图书馆、数据库、田野基地等,这些属于外在硬件。人文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不存在实验室所必需的专用设备;唯有专业理论才是标示学科特色的专用软件。所以,衡量一个学科存在价值的关键,归根结底是理论建设。

  专业理论不仅是“解题”的关键,还决定了你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最终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作为一个民间文学工作者,你接受了顾颉刚的历史演变观念,习得了民间文学的变异性理论,面对一系列民间文本,你就不可能将问题设定为寻找一个原生态、本真性的“本来面目”;相反,你从一开始就会明确论文是奔着“演变”而去的,关注的就是如何变,为什么变,变成什么样,变的机制如何,变的趋势怎样,变的临界点在哪儿,促成变的主体是谁,等等。同样,你接受了帕里-洛德理论,你就不会试图寻求史诗的历史真相、英雄原型,也不会试图确立一部标准史诗;相反,你从一开始就会把目光投射在程式或大词上面,你关注的是片语、音韵、步格、句法、艺人,讨论就一定会围绕典型场景、故事范型、传统指涉性或者艺人的故事创编而展开。

  田野素材犹如已知数据,专业理论好比数学公式,常规研究就像解一道应用题,应用题的结论必然是预先设定的。当然,这个结论未必是清晰的、完整的,有待于在具体研究中系统化和精细化,但是,结论的目标、方向和轮廓是大致确定的。我们以中国民俗学最经典的“历史演进法”为例。胡适有一个研究公式,其中所谓“史事的渐渐演进”以及演进的方向和结论,全都是预先设定好的:

  1、把每一件史事的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

  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

  马克思说:“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同样,一个优秀的民间文学工作者,他在走进田野之前,不仅知道自己要什么、怎么做,而且清楚地知道问题的最终答案。他所要做的,只是尽可能把证据搜集得全面一些,把题解得漂亮一点,让你相信他的资料搜集是扎实的、“解题”步骤是可靠的、最终结论是正确的。

  鉴于多数学者难以理解和接受“结论先行”的研究方法,下面我们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分解说明。

  (一)田野调查是为了获得有效事实

  客观世界呈现出无限丰富多样的信息,我们来到田野,到底调查什么、搜集什么?教科书告诉我们尽量全面、客观地搜集各种信息,但信息是永远不可能搜集全面的。我们可以将来自田野的事实材料分为两种:有效事实,无效事实。只有确定了有效事实,我们才能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在有意义的访谈和记录上。什么事实是有效事实?只有能够用来解答或者辅助解答问题,具备一定学术功能的事实材料才是有效事实;否则事实材料就算再丰富,也是没有意义的无效事实。在光学史上,英国皇家科学院的光学爱好者们曾经记录了大量的事实材料。“他们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下所观察到的东西,认为自己虽然不能归纳为理论,但对别人积累第一手的材料有用处,也是对科学研究的一种贡献。但是由于他们的经验观察是脱离了相关的理论的,就显得琐碎和杂乱无章,对科学研究没有什么帮助。

  所有的学术观察都是在特定原则和目的指导下的选择性观察。田野调查绝不是从零开始的,而是前期工作的延续,是为了给既定的问题和答案寻找证据。田野调查一定是理论先行的,没有理论指导的田野调查不叫“田野调查”,只能叫“生活体验”。抱着文学目的和社会学目的开展的田野调查,是性质完全不同的田野调查。

  (二)有效事实不等于科学事实

  科学哲学区分了客观事实和科学事实:“物质世界的事件、现象、过程,这些是客观事实;人们从观测和实验中所得到的影像,对观测结果作出的经验陈述或判断,这些是科学事实。”有效事实和无效事实都是客观事实,对有效事实作出的经验陈述或判断叫“科学事实”。厘清事实只是我们进入科学研究的第一步,未经专业训练的人一般只问“何为客观事实”,不会就“科学事实如何”提出问题。

  寻求客观事实不是学术问题,这样的调查一个普通新闻记者就能完成。严格地说,对科学事实的寻求也不是学术问题,学术问题不仅是专业性的,还必须是经由归纳处理之后才能回答的问题。比如我们在田野中观察一个仪式,“仪式怎么样”追寻的是客观事实,“仪式是什么”追寻的是科学事实,两者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问题。只有通过归纳、假设、推理、论证才能找到答案的“仪式为什么”才是可能的学术问题。直观地说,问题太具体就没有难度,问题太抽象就没有可行性。如何提问决定了我们的研究能不能继续,有没有价值。

  (三)研究范式决定了我们的学术眼光

  面对同样一个民间仪式,民俗学者看到了“过渡礼仪”,舞蹈家看到了“撒叶儿嗬”,而老百姓看到的只是“办丧事”。事实信息孰为有效、孰为无效,取决于我们的学术眼光。而学术眼光又取决于研究范式,以及我们进入田野之后的事实洞察力。研究范式预设了我们的问题和答案,事实洞察力则有可能帮助我们调整问题和答案,从而实现新的学术突破。所以说,理论和预设必先于田野调查,否则,所谓的田野调查就只是盲目而艰苦的生活体验,不是有效的学术行为。

  学术眼光和事实洞察力是由既定的研究范式和敏锐的感悟能力决定的,是学以致用和勤于思考的结果。在广州火车站的人流中,你会觉得每一个旅客都行色匆匆,但是,一个有经验的警察却能够迅速判断谁是小偷、谁是普通旅客,虽然未必百分之百准确,但也八九不离十。反过来,一个没有接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的浪漫诗人,他就算在江村住上一百年,也写不出《江村经济》。

  (四)常规研究的问题和答案都是预先设定的

  大部分学术工作都是常规研究。一个学者进入田野之前就已经明确了要解决的问题,预设了问题的结果,田野调查(或资料查询)所要得到的只是支撑这种结果的资料证据和生动细节。他会努力使最终结果与最初设想相吻合,需要调整的只是丰富和完善最初的设计模型。他不大可能改变原有的概念框架、观念图式和研究目的,否则他的前期工作和设想就作废了。

  “结论先行”最突出的表现是开题报告。开题报告要求我们声明使用什么理论、使用什么方法、希望达到什么目的,甚至要求我们提供一个预设的研究方案以及所谓的“创新点”。评审人员可能会指出我们在某些地方“不够规范”,或者认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迫使我们回到常规研究的“阳关大道”上来。在课题进入正轨之后,虽说具体的结构提纲甚至思路会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但总体方向是不变的,支撑性的理论和方法也是不变的,结论也还在预设的目标范围之内。

  (五)放弃一个旧结论,必然重设一个新结论

  遵循“结论先行”原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具体研究中必须一条道走到黑。一方面,成熟的学者很可能横跨多个研究领域,兼容不同的研究范式;另一方面,同一种研究范式也有不同的问题指向,范式是一棵大树,问题只是一根枝条。

  实际研究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预设了问题和结论,可是,在实地调查或文献爬梳的时候突然出现了更有价值、更值得挖掘的新问题,于是果断地放弃了原有的问题和结论,中途改变了选题方向。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否定“结论先行”原则。我们之所以放弃旧问题、旧结论,是因为我们的头脑中浮现了新问题、新结论。在旧结论与新结论之间,只是替换了一个结论,并没有否定“结论先行”的基本原则。如果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旧问题、旧结论被否定,却没有产生新问题、新结论,那就意味着课题“流产”。这恰恰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没有预设的问题和结论就无法有效地进行科学研究。

  (六)创造性、革命性研究的问题和结论也是预先设定的

  绝大多数的创造性研究,都是学科共同体内部对于旧范式的一种革命性突破。革命必然是有对象的,科学革命的对象就是现有范式。所以,革命的前提是已经掌握并且能够正确使用现有范式,一个外行是不可能突然跑到民间文学领域来发动学术革命的。

  只有在有目的的行进中,我们才能觉察到偏差和错误。我们之所以认为南辕北辙是一种错误,是因为我们有了“南”的目标指向,才意识到“北”的方向错误。如果本来就没有预设方向,那么,无论朝南还是向北,都无所谓对错。同样的道理,我们只有在预设了结论,却在田野中遭遇了反例,发现了既定范式所不能解释的现象时,才有可能去思考新的“解题”方案,放弃旧的结论,提出新的假说。如果没有预设结论,我们就不会发现错误,不知道旧范式失效,因此也就不需要提出新的“解题”方案,革命也就无从发生。

  没有“正常”的认知图式,就意识不到“异常”的存在;没有“重新解释”“重设目标”“提出假说”的需要,也就不会有创造性、革命性的成果产生。普通人看戏也就看个热闹,只有顾颉刚这种“读书多了”又“成了戏迷”的知识分子,才会意识到戏曲故事与历史记载的巨大反差,并试图解释这种反差:“推原编戏的人之所以要把古人的事实迁就于他们的想象的缘故,只因作者要求情感上的满足,使得这件故事可以和自己的情感所预期的步骤和结果相符合。……我看了两年多的戏,惟一的成绩便是认识了这些故事的性质和格局,知道虽是无稽之谈,原也有它的无稽的法则。

  (七)“结论先行”使得找证据成为最重要的工作

  学术写作既然是一种“解题”行为,就必然具备已知数、问题、公式、结论四个要素。我们想象的“解题”步骤是这样的:先有已知数和问题,然后选定公式,经过一定的“解题”步骤,最后得出结论。可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解题”步骤是反转的,由于特定学科、学派的研究范式(公式)是确定的,范式所决定的问题和答案也是大致确定的,所以,四大要素中只有寻求已知数是“解题”工作最重要的任务。

  田野调查也好,爬梳文献也好,检索数据库也好,我们的“解题”工作主要是找证据,也即寻找已知数。面对无限的客观事实,哪些是有效的已知数,哪些是无效的已知数?问题又回到了我们前面说过的有效事实与无效事实的区分。也就是说,只有在既定研究范式、“结论先行”的前提下,我们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已知数,我们的工作才能变成一项有目的、有效率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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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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