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节日与法定节假日

 

　　元宵的“闹”，是多种节俗形式的合奏。最突出的是声音与色彩。

 

　　首先，听音声。元宵节的喧闹主要有两种声音，一是以锣鼓为主的响器声。锣鼓是庆祝节日必备的道具，节日气氛的营造离不开锣鼓，正月十五是春节的高潮，锣鼓敲得更响。没有锣鼓或锣鼓不够用时，人们将能发声的器皿也敲起来，湖北孝感有“正月半，敲铁罐”的谚语。清代苏州元宵也是热闹非凡，“元宵前后，比户以锣鼓铙钹，敲击成文，谓之闹元宵，有跑马、雨夹雪、七五三、跳财神、下西风诸名。或三五成群，各执一器，儿童围绕以行，且行且击，满街鼎沸，俗呼走马锣鼓”（顾禄《清嘉录》）。

 

　　二是歌舞游乐的人声。元宵节是民间歌舞的盛大演出日，除一般通行的舞龙、舞狮的节目外，南北地方在元宵节期间都献演乡村戏剧，北方的秧歌戏，南方的花鼓戏、采茶戏都是元宵常演的剧目。东北地区乡民化妆作剧，称为“太平歌”（民国《辑安县志》、《兴京县志》等）；河南及两湖（湖南湖北）地区称为“妆故事”。河南洛阳“歌楼鳞次，丝管嘈杂，灯下设杂剧百戏，游人填塞街衢”（嘉庆《洛阳县志》）。锣鼓喧闹、歌舞杂戏是元宵节俗的主要“声”源。

 

　　元宵锣鼓与太平歌舞在今天看来，主要是烘托了节日气氛，是游戏娱乐，但其原始意义与腊鼓、傩仪一样，是具有巫术意味的节俗活动，其目的在于驱傩逐疫、召唤春天与苏醒大地。所以在一些民国地方志的民俗记述中，说到闹元宵习俗时，总免不了说上一句“即乡人傩之意”。当代青海土族互助自治县的土族在元宵夜有三项活动：跳火牙、妆瘟和观灯。前两项与驱邪有关，其中“妆瘟”有着明显的驱傩意义。人们选择年轻精悍、能歌善舞的小伙装扮成护法金刚等神的模样，在众人敲锣打鼓的护送下，挨家挨户串行。然后各家各户点燃一个巨型火把，送到村外事先指定的空地堆起来，以表示把所有的瘟疫烧掉（高占祥主编《中国民族节日大全》第170页）。由此看来，它与古代腊日“索宫中之鬼”的逐除仪式有着相同或近似的文化特性。清代京城儿童玩耍的“打鬼”游戏同样有着驱邪的象征意义（光绪《顺天府志》）。

 

　　其次，看色彩。元宵是色彩鲜明的节日，元宵的色彩除了游人、表演者的衣着打扮华丽光鲜外，主要是灯饰。灯是元宵的主要节俗标志之一，人们常以灯节名之。

 

　　元宵张灯习俗起源早，流布广。它来源于上古以火驱疫的巫术活动，后世民间正月十五以火把照田，持火把上山等就部分地保存了这一习俗的古旧形态。随着佛家燃灯祭祀的风习流播中土，元宵燃火夜游的古俗，逐渐演变为元宵张灯的习俗。隋炀帝杨广《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说：“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明显地将张灯与佛教联系起来。张灯在乡村民间仍主要是祈福，唐人段成式在《观山灯献徐尚书》诗序中说：襄城连年丰收，“及上元日，百姓请事山灯，以报穰祈祉也”。

 

　　元宵张灯习俗与城市夜生活的兴起同样有着密切关系，市井民俗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好奇慕异。隋唐以前正月十五夜张灯的记述稀少，梁人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在记述荆楚地方正月十五节俗时，没有提到张灯之事。到了隋朝，正月十五夜已经成为不眠之夜。隋人柳彧在一封请求禁止正月十五侈靡之俗的奏疏中说：近代以来，“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装异形”（《隋书·柳彧传》）。由此可见，隋朝时期京城与外地的州府上元灯火已开始兴起。

 

　　张灯习俗的大扩展是在唐宋时期，唐朝不仅在京城制作高达80尺、光映百里的“百枝灯树”（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还将张灯时间延至三夜，十四、十五、十六三夜取消了通常的宵禁，让人们彻夜自由往来，所谓“金吾不禁”。唐初诗人苏味道在《正月十五夜》诗序中说：“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火之会，金吾弛禁，贵戚及下里工贾，无不夜游。”接着苏味道咏赞了唐代元宵的灯火盛况与游乐场景，“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元宵”作为节名大约也出现在唐代，韩偓有诗为证，“元宵清景亚元正，丝雨霏霏向晚倾”（《玉山樵人集元夜即席诗》）。

 

　　宋朝城市生活进一步发展，元宵灯火更为兴盛。帝王为了粉饰太平，“与民同乐”，元宵节亲登御楼宴饮观灯，“山楼上下，灯烛有数十万盏”（《东京梦华录》卷6）。张灯的时间也由三夜扩展到五夜。新增十七、十八两夜，最初只限于京师开封府，后来地方州郡纷纷效法，成为通例。宋朝灯笼制作较唐朝更为华丽奇巧，灯品繁多，元宵灯市琳琅满目，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南宋临安女童将诸色花灯，“先舞于街市”，以吸引买者。中瓦南北茶坊内挂诸般瑠珊子灯、诸般巧作灯、福州灯、平江玉棚灯、珠子灯、罗帛万眼灯；清河坊至众安桥有：沙戏灯、马骑灯、火铁灯、象生鱼灯、一把蓬灯、海鲜灯、人物满堂红灯等，除此之外，“街市扑卖，尤多纸灯”。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元宵灯节的红火。

 

　　元宵放灯在宋朝受到统治阶层的鼓励，成为粉饰政治的娱乐形式。因此一些地方官为了制造本地的太平景象，以行政命令的手段，强求百姓无论贫富一律张灯若干，给人们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晁氏客话》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蔡君谟在任福州太守时，上元节命令民间每家张灯七盏。当时有一位读书人，作了一盏丈余长的大灯，灯上题诗一首，“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蔡太守十分羞愧，只好下令罢灯。